第 1756 章(1 / 1)

中国通史 中国通史 2000 汉字|1 英文 字 26天前

时把妻子和三个女儿送到河南辉县。在他回乡的前后三年中完全依靠她们母女一边参加田间劳动一边买花织布自谋生路。其间由于荒年歉收“长女随艰难日久食稗如食粟。二女、三女遂不能下咽因病相继夭死”。悲惨之状令人同情。家庭接连不断的不幸遭遇使李贽南来北往奔走十年余精神上深受打击;官场的磨难也使他不免为之苦恼为此在回家毕葬之后他已“无宦意”。可是“回天涯不胜万里妻孥之想”乃于四十五年“复抵共城”。3不久李贽携家眷由辉县到北京补礼部司务官秩从九品是一个比国子监博士待遇更低的穷差事。当时有人告诉他:“司务之穷穷于国子虽子能堪忍独不闻焉往而不得贫贱语乎?”李贽答曰:“吾所谓穷非世穷也。穷莫穷于不闻道乐莫乐于安汝止。吾十年余奔走南北只为家事全忘却温陵、百泉安乐之想矣。吾闻京师人士所都盖将访而学焉”4。为了到北京求师访友研讨学问他把穷苦置之度外而视“闻道”为最大的快1《焚书》卷三《卓吾论略》。

2《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3《焚书》卷三《卓吾论略》。辉县苏门山有百门泉故以百泉称辉县。李贽自称百泉人百泉居士。1《焚书》卷三《卓吾论略》。

2《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3《焚书》卷三《卓吾论略》。

4《焚书》卷三《卓吾论略》。

乐。从这年开始通过礼部李逢阳和王守仁弟子钱德洪的学生、礼部郎中徐用检的介绍听泰州学派学者赵贞吉讲学接触王守仁的学说。李贽非常崇拜王守仁的学问认为“当是时人之尊信朱夫子犹夫子也。而能识知朱子之非夫子唯阳明之学乃真夫子”1。尤其赏识他在正德十四年(1519)平息江西宁王朱宸濠起兵反叛朝廷中所建立的“武功”谓“古之立大功者亦诚多有但未有旬日之间不待请兵请粮而即擒反者此唯先生能之”“古今亦未有”2。隆庆四年(157o)通过李逢阳的介绍李贽又认识了王守仁的得意门生邹守益的学生、刑部主事李材并与之共同探求学问。李贽思想中的主观唯心论因素同这一时期受王守仁学说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五载春官潜心道妙”。一心研究王守仁一派的学问这是他从任礼部司务五年以来最大的快乐。然而他在官场中的处境却依然如故毫无改变为司礼曹务先后与尚书高仪、殷士儋侍郎王希烈、万士和“尽触也”3。于是又不得不离开都门另谋职位。

从隆庆五年(1571)起至万历四年(1576)止就南京刑部员外郎。自永乐都燕南京成为陪都四方文人云集聚会讲学的风气极盛。使李贽有机会在此结交一批名人学士如南京著名学者焦竑、湖北黄安耿定理等人并成为挚友在学术和生活上深得他们的指点和帮助。同时见到他向慕已久的王守仁的弟子王畿和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再传弟子罗汝芳对他们推崇备至谓王畿良知之说具有启思想的作用;王艮一派有真实的本领是王守仁门徒中“最英灵”的一个派别。“自后无岁不读二先生之书无口不谈二先生之腹”1。万历二年(1574)在南京拜王艮的次子王襞为师进一步接受泰州学派的思想最后成为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不仅继承了泰州学派的优良传统而且进一步挥了王艮关于“百姓日用之道”以及“淮南格物”的学说认为“百姓日用之道”的“道”就是吃饭穿衣等人们最基本的活动和要求。他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道”并非玄虚而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当下自然”。这个观点从哲学思想看是一种粗俗的唯物论;从政治思想看则具有反对封建等级特权要求人人平等的愿望。万历四年李贽五十岁。“五十以后大衰欲死因得友朋劝诲翻阅贝经”2研究佛教。他认为儒、释、道三教“不容异同”可以合三者为一。李贽承认佛教的主观唯心论但又“不守绳辙出入儒、佛之间”不受儒、佛的拘限。甚至将王守仁的良知说、佛教的众生平等和众生皆能成佛说以及他本人反对封建伦理道德、反对封建社会不平等的思想融化成为一体提出“天下无一人不生知无一物不生知”主张人人平等批判了儒家的封建等级思想。

李贽在南京任刑部员外郎的五六年间既有收获也有痛苦。

收获是结识了各流学者增长了学问痛苦还是和长官意见不合。他说:1《续焚书》卷三《席书》。

2《续焚书》卷三《王文成》。

3《焚书》卷四《豫约·感慨平生》。

1《焚书》卷三《罗近溪先生告文》。对于李贽与王学的关系至今仍有两种对立的看法。一种说:王阳明之学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贽。另一则说:“李贽是王学的对立者而不是王学的嫡传之一”(蔡尚思:《我要为中国大思想家李贽呼冤》载《都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2《续焚书》卷二《圣教小引》。

最苦者为为员外郎时不得尚书谢登之、大理卿董传策和汪宗伊之意。又最苦者是碰到尚书赵锦。“赵于道学有名孰知道学益有名而我之触益又甚也”1。

万历五年李贽出任云南姚安知府官秩正四品。入滇前他把女儿和女婿留在黄安(今属湖北)耿定理家。李贽到黄安时即有弃官留住的意思。当决计入滇时又和耿定理约定:“待吾三年满收拾得正四品禄俸归来为居食计即与先生同登斯岸矣。”2可是到任之后他又想马上离开因不允遂勉强留下。

是时姚安地区“上官严刻吏民多不安”。李贽以“原情论势”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持简易任自然”以德化人反对暴政。认为“边方杂夷法难尽执日过一日与军与夷共享太平足矣”。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采取比较灵活的做法这是有道理的。但他同时又说:对境内官吏的所作所为只要“无人告即装聋哑何须细问”“况天下事亦只宜如此耶”3。在封建社会里对地方官吏的执法情况放任自流不加过问只能残害人民这显然是错误的。李贽的无为而治的思想颇得府中僚属、胥隶的拥护。但是朝廷对他的做法并不欣赏因为这样做也势必损害封建皇朝的利益。他说:“最后为郡守即与巡抚王(凝)触与守道骆(问礼)触。王本下流不必道矣。骆最相知其人最号有能有守有文学有实行而终不免与之触何耶?渠过于刻厉故遂不免成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