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看出他不求于清虚之名比较注重于务实这在任官兵部后得到充分施展的机会史书中称他：“明习兵事曹中宿弊尽革。”“尚书倚之若左右手”1。但是他为官正直不避权贵于成化朝未得倚重。弘治初以正人当朝累迁浙江左布政使名声渐著此次选以治河之任亦非偶然。这也恰恰给予了他一次表现才能的机会。他虽然不通于河1《明史》卷一八二《刘大夏传》。

工水利却具有极强的办事能力有些史家称之为：“他作为一个文人和通才是一个经得起检验的执行巨大任务的行政官员。”2刘大夏是天顺六年春天奉敕前往治河任上的。入夏后运河上漕舟鳞集至张秋无法北上粮道中阻。刘大夏听取水利专家建议先于决口处西岸开挖一条月河以通漕运在保证通漕情况下经两年时间完成张秋决口的堵塞工程又疏浚数处河道以分水势于昨城（治今河南汲县东南）经东明、长垣到徐州筑长堤三百六十里基本上抑制了黄河水患此后漕河上下无大患者二十余年。不过经这次治理后黄河自开封往东不再向东北入山东流入渤海而是向东南经徐州由洪泽湖北汇入淮河夺淮河河道入黄海。张秋决口堵塞后更名为安平镇孝宗特地派遣行人送羊酒犒劳刘大夏及河工人员而刘大夏从此成为朝廷倚重之臣。

河工大约完成于弘治八年（1495）河工的完成对于孝宗来说似乎显得格外重要。这一年二月孝宗亲命敕建黄河神祠赐额“昭应”。到四月间苏、松各府治水工程亦告竣。这也是一项役夫二十余万的大工程共修浚河泾、港渎、湖塘、斗门、堤岸一百三十五所基本上解决了这片富庶产粮区的水利问题。

这是弘治求治的一项最重要的内容黄河、运河与苏、松水利的治理关系到防止沿河郡县灾害、南粮北调的运输和财赋重地的生产这实际构成了当时国家经济的主体。

明代历朝国家赋税收入洪武、永乐、宣德三朝为高峰。正统中由于将江南重赋官田改依民田起科赋税收入锐减至二千六百余万石。从此以后景泰、天顺、成化始终徘徊于二千五百万至二千六百万石之间而弘治朝却增至二千七百万石成为明中叶赋入高峰。其实这不仅是赋税的增加人口也一直在比较稳定地增长从弘治元年（1488）至弘治八年（1495）人户由911363o户增至1o1oo279户至十四年（15o1）更增至1o4o8831户十七年（15o4）达1o5o8935户口数则由元年的5o2o7934口增至十七年的6o1o5835口。

但是当我们从《明孝宗实录》中看到这明显的阶梯状的增长数字时我们不由产生一点疑问：像弘治朝这样一个灾害颇多的时期在生产与人口增殖上却表现得如此稳定繁荣甚至包括黄河水患及数年的治理居然并未对社会经济的展产生不良影响这不能不令人感到疑惑。

事实上造成这种“弘治现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社会的稳定。弘治年间除河套、哈密等地区与少数民族有小规模军事冲突外全国主要地区均无大的动乱。二是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起到了以工代赈的作用。从弘治二年（1489）至弘治八年（1495）以治黄为主兼及苏、松水利先后用民工近六十万人历时六七年。调动力量固然很大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灾区人户的失业与救济。

弘治八年水利工程告竣后弘治九年的赋税米麦合计增至二千八百八十四万余石较前增加一百余万石。这个数字已经接近明初洪武朝的平均岁入。孝宗大概也颇满足于这些成绩了其后却也导致了人们没有完全考虑到的两个结果：一是使刘大夏成为弘治朝最受倚重的要臣；一是孝宗本人一度以为可做太平天子而放松政务。从弘治八年以后孝宗便不大临朝也不再2《剑桥中国明代史》第六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39o页。

经常接见内阁六部大臣。这很引起朝臣们的慌张。这时候皇帝开始宠信身边的太监李广。李广引诱弘治帝的办法是采用道教的养身符箓。在得到宠任后他也开始仿效成化年间的做法矫旨授传奉官向地方索贿把持盐货之利。官员们多次上疏论劾孝宗始终不问。但是值得庆幸的是这情况持续仅三年左右。孝宗毕竟是个颇重名声的皇帝在经筵讲官与朝臣们的劝谏之下已有重振政事之心因此有弘治十年（1497）丁巳文华殿阁臣之召。而此时又恰值李广于万岁山建毓秀亭亭成后幼公主病殇随后是清宁宫火灾占卜结果竟是李广建亭触犯岁忌太后为此恚怒万分：“今日李广明日李广果然祸及矣。”1李广畏罪自杀。

这实际上为孝宗的重振创造了机会在去掉李广这样的佞臣后不曾牵扯于弘治前期政争、并于治水有功的刘大夏于是成为皇帝身边最受倚重之臣。

弘治十五年（15o2）刘大夏被拜为兵部尚书代替了原任兵部尚书马文升。从此以后孝宗几乎事事都不能离开刘大夏了。这过度的宠任颇遭物议有些大臣不平于刘大夏独蒙眷顾私下里讲些“偏听生奸独任成乱”之类的话1也传到皇帝耳中但他只是对刘大夏更为回护。

其实刘大夏是个非常正直而传统化的官员他的得以重用固然出于本人极强的办事能力同时也得之于朝臣们的交荐当时他是颇具清望的。也正因为如此刘大夏对弘治后期之治起到了主要作用。

刘大夏是弘治十四年（15o1）底前奉旨入京的他在两广总督任上时便多次告退孝宗都没有答允催促他尽快入见。孝宗弄不明白刘大夏究竟为何不肯受职见面后第一句话便问：“朕召卿卿数引疾何也？”刘大夏叩拜答道：“臣老且病。窃见天下民穷财尽脱有不虞责在兵部。度力不办故辞耳。”2弘治帝为之默然。这其实是一种委婉的批评但孝宗却一时难于想通。几天后他又召见刘大夏重提起那番初见之谈。“征敛俱有当何至今而独言民穷财尽也？”孝宗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十几年来君臣努力结果却是民穷财尽。“止谓其不尽有常耳他固未暇论。”刘大夏解释道“即臣在广西取铎木广东市香药费固以万计。”作为地方大吏刘大夏随口便可举出征敛不当的例子其余的话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