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而展另一方面又与原有的政治中心型城镇相结合从而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市化的自身特征：政治型城镇的工商化。这种工商化的城镇社会容纳了相当数量从农村流入的人口但是却无法改变中国传统城镇的政治中心特征城镇的工商化为城镇自身服务成了一大特点这就必然限制了城镇的工商化进程。尽管江南经济达地区在工商化展中走得更快一些。除去一些因手工业或者商业展而新兴的市镇外当时的大中型城市中还不可能将城市人口尽可能地转化为城镇的生产者从而形成了相当数量的无业流民或者不事生产的占卜、星命、相面、相地、卖淫或者成为游手无赖。如果这些人可以统称之为“市民”的话那也只能是城镇居住民户的泛称而已。
3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
4谢肇淛：《五杂俎》卷三《地部》。
1参见姚旅：《露书》卷九。
第六节独立的经济群体——商人与商帮在明代的社会结构中商人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在人数上虽然并不很多但是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却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明初由于战乱后的恢复国家的政策必须鼓励农业生产所以推行的是一条重本抑末的路线。被称之为末的商人受到了当时政策上的种种限制。商人是属于庶民范围的但是洪武十四年（1381）关于庶民冠服的规定中却给予了商人更为严格的限制：“十四年令农衣绸、纱、绢、布商贾只衣绢、布。农家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得衣绸、纱。”1不准商人衣绸纱从表面上看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商人有衣饰的炫耀社会上也就不会有人因羡慕商贾的富有而弃本趋末。
但是这本来就是一个十分矛盾的问题商人通过经商致饶在经济上取得主导地位他们在经济生活上的富有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仅仅因为服饰上的限制并不会影响到人们经商的热情。所以当时太祖这些做法很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便是要通过对商人的限制扭转元代商人甚高的社会地位以提倡明初重农抑商的社会风气。
事实上明初的商人经商活动是十分有限的以当时临清会通局上报的岁办课钞数额为例便可见其一斑。洪武间临清会通局岁办课钞共计八千七百五十三贯到永乐元年（14o3）更减为二十九贯这实际上已无商税的意义了。
朱元璋的做法在一定时间内、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末的作用但是明初商人活动不甚达的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受到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限制。当时的整个社会还处于生产的恢复展时期对于商品的需求还不很大商品生产还不十分达。但即使是这样那些对于商人的社会限制也不可能维持长久随着“开中法”的实施北方边防地区的盐商先展了起来。
我们在明初的商界中能够看到的几乎只有盐商。
《明史》提到：“明初募盐商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1又称：“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召商输粮而与之盐谓之开中。
其后各行省边境多召商中盐以为军储盐法边计相辅而行。”2以给盐引行盐为条件吸引商人运粮到边境边境军储赖以充足而商人也可由此取得行盐资格再通过贩运食盐获利。这种开中的做法在当时不仅吸引了一批商人同时也吸引了相当多的势豪勋贵于是在明代的盐商行列中包括了成分不同的官商与普通商人。这里面的普通商人主要是山西和陕西的商人通常也合称之为山陕商人。
1《明史》卷六七《舆服志》。
1《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2《明史》卷八o《食货志》。
明初所推行的开中制虽然刺激了盐商们的展但是由于势豪勋贵们的争利一般商人无力与之相抗衡那些运粮到边得到盐引却无法取得食盐的商人只能无限止地去守支等待甚至父子相继守支多年而得不到食盐成为徒有其名的盐商。中小商人很快在这毫无公正可言的商业竞争中失利破产只有少数财力雄厚的商人保留了下来成为真正的行盐大贾。所以明初的开中法虽然给了北方商人以展的机会却并未因此而出现北方商人的展。在明代最为著名的商帮——晋商与陕西商帮的形成并不在明初而是在明朝中叶以后。
对于明代的商人们来说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便是弘治五年（1492）的叶淇变法。当时任户部尚书的叶淇提出了对于开中制的变革：“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中米直加倍而商无守支之苦。”1叶淇虽然因此而被指为破坏北边军储的祸但是商人们却从此而开始了一个新的经营天地。
其实事情并不出于叶淇的个人意愿事实上叶淇变法也是出于当时时势所迫改输粟到边防的开中法为输银官府既是为了增加国库的收入也是为了解决权势官商们对商利的侵夺。从这种代表了商人利益的变法中已经开始看到了明代商人的力量。
自从正统、天顺以后社会经济较之明初有了相当大的展。成化、弘治时社会经济生活便已展得十分的繁荣。当时人记述苏州等地的情形说：“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1这种城市生活的繁荣与商业的繁荣是密不可分的。内地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给商人们提供了活跃的市场明初那种依赖于输粟边卫而换取行盐资格的做法也便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于是从边地到内地各种大小经营商一下子变得兴旺了起来。在学者们常常提到的明清晋、陕、宁波、山东、广东、福建、洞庭、江右、龙游、徽州十大商帮中除去“江右商帮”兴起较早外其余的九大商帮均形成于成化、弘治以后。2这也就是说大约从成化、弘治时起商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开始在明朝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生活中崭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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