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额的44.9%。上海在这一时期曾有一度的“孤岛”繁荣不久完全落入日本之手美英的在华财产也被日本接收。日本投降后日本的在华投资理所当然被中国政府接收。因而外国在华投资的地区结构生了很大的变化。东北的外国投资基本上不存在上海成了外国在华投资的唯一的中心。
其他如天津、广州、武汉等地也是外国在华投资的较重要地区。
外国在华投资的投向结构外国在华投资的投向结构是指外国在华投资在直接投资、间接投资两者之间的比例以及在各自投资领域内的具体分布。
外国在华投资基本上由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两部分组成。大致说来如1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1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把赔款除外外国在华投资以直接投资为主约占总投资的6o—8o%。当然在这1oo多年中这两个部分的比例随时间的变化而有所波动。据美国人雷麦在三十年代的估计19o2年间接投资占36.1%外国直接投资占63.9%。1914年前者占32.7%后者占67.3%。1931年前者为21.9%后者达78.1%1。吴承明先生对此作过估计他认为:如果不计战争赔款的未付额则19o2年间接投资占34.9%直接投资占65.1%1914年两者的比例分别为33.7%和66.3%;193o年直接投资的比重上升到72.9%间接投资的比重下降到27.1%;1936年直接投资的比重升为8o.5%间接投资为19.5%;1941年直接投资更上升到9o.4%。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美国政府提供大量贷款供国民党作内战经费之用间接投资的比例一下子跳跃到51.2%2。吴先生的估计有一定的道理但我们觉得应该把赔款转化为债务算进去。根据这一计算方式外国在近代中国的间接投资的比例就会高出许多(详见下表)。
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比例表单位:%19o21914193o19411948雷麦的估计:间接投资36.132.721.9直接投资63.967.378.1吴承明的估计:间接投资34.933.727.19.651.2直接投资65.166.372.99o.448.8笔者的估算:间接投资65.649.63o.61o.252.o直接投资34.45o.469.489.848.o就间接投资而言很大一部分是用于非生产性的行政军事经费。但无可否认还有一部分是用于抵御外国侵略的自卫战争借款一部分是用于近代中国的经济建设当中。中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生产方式的形成都与外债有直接的关系。
清政府13o589万两库平银外债中赔款借款或赔款转化为外债(包括庚子赔款)79388万两占总数的6o.79%。海防、塞防与抵御外侮借款795o万两占总额的6.o8%。各种行政经费借款占总额的4.45%。各种实业借款37456万两占总额的28.68%。其中铁路借款占24.36%矿业借款占1雷麦:《外国在华投资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76页。
2《中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市场》第31页。
2.68%电讯借款o.67%其他借款占o.97%。
北京政府时期(包括南京临时政府在内)举借外债157396万银元各种军费和行政经费的借款68816万银元占43.73%实业借款45462万银元占28.88%借新债还旧债43118万银元占27.39%。在实业借款中铁路借款占总借款的2o.6o%矿业借款占o.62%电讯借款占1.59%工业借款占o.4o%航空航运借款占1.16%金融借款占o.44%教育事业借款占o.36%其他实业借款占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用于抗日的借款达325172万银元占这一时期借款的72.3%。一般行政借款64922万银元占14.43%。实业借款59661万银元占13.27%其中铁路借款占4.83%电讯借款占o.27%航空借款占o.29%金融借款占3.63%教育借款占o.o2%其他实业借款占4.23%(详见下表)。
近代中国外债投向情况表单位:清代为万两库平银清代以后为万银元%清政府时期北京政府时期南京政府时期军政借款赔款借款抵御外侮借款(抗战借款)
借新债还旧债实业借款其中:铁路借款电讯借款矿业借款航空借款金融借款教育借款其他实业借款注:北京政府时期包括南京临时政府在内。
就直接投资而言。外国在华投资多集中于商业掠夺性企业即用于贸易业以及与其相关的金融业、运输业方面至于对工矿企业的投资除1947年外始终占不到2o%。而且在工业投资中大都是进出口公司所附设的加工工厂、船舶修造厂等(详见后表)。这说明这些投资是为其对华投资和掠夺服务的并表明西方列强通过这些直接投资使中国永远从属于宗主国的险恶用心。
近代外国对华直接投资比例表1单位:百分比年份金融业贸易业运输业制造业矿业公用事业引自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展史》第二卷第529页;第三卷第43、747页。第三节外国对华投资的性质和作用外国对华投资的性质在近代中国外国对华投资具有资本输出的性质具有很强的吸血性完全符合列宁所说的要“从一头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这个资本输出的一般规律。但这还不够在近代中国由于外国在华侵略特权的存在外国在华投资更具有赤裸裸的掠夺的性质。具体表现在:外国在华投资大多是“白手起家”而利润却十分的丰厚。
从外国在华投资的资金来源方面来看许多外资企业的所有者是“白手起家”的。也就是说他们在创办企业时根本就身无分文而是在华投机冒险起家的。这里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在中国以鸦片贩卖、土地占有、战争勒索、投机欺诈等手段攫取非法利益从而取得在华企业投资的资本。抗日战争以前帝国主义诸国在华企业和不动产投资的总额约值37亿美元。但其资本大部分并非自国外输进而是从中国掠夺得来的。其中价值4.4亿多美元的地产则是由特权强占和地价上涨而来的。有人估计除日本外英、美等国输华的企业资本额最高不会达到其投资额的1/3。就鸦片贩卖而言鸦片是西方列强踏上中国土地后所做的第一件伤天害理的祸事当时来华的许多大洋行如怡和洋行、宝顺洋行、旗昌洋行都是靠鸦片起家的。鸦片战争后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走私贩卖鸦片的洋行约有2oo家到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沙逊洋行在中国操纵了7o%的鸦片贸易市场大其财逐渐形成为从事房地产的托拉斯集团。据有人估计从18oo—1894年的95年中西方强盗共向中国输入了372万箱鸦片价值在22亿银元以上1。再以工业为例大规模的企业如开滦煤矿原为中国的企业是英国人趁庚子事变仅以5万英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