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边”3。但当时明朝的国都在南京太祖对远离京师的北方又放心不下于是就“酌周、汉启诸王之封”4实行分封诸王的宗藩制度。从洪武三年（137o）开始太祖6续将他的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在全国各地。洪武三年四月封秦、晋、燕、吴、楚等十王。十一年（1378）秦王就藩西安晋王就藩太原。十三年燕王“之国北平”5。以后随着诸王年龄的增长纷纷就藩各地分列在各个军事重地。

从当时全国的军事形势来看边防的重点是蒙古势力因此太祖沿长城内外择其险要地区分封了九王：北平的燕王、大宁的宁王、广宁的辽王、宣府的谷王、大同的代王、太原的晋王、宁夏的庆王、西安的秦王、甘州的肃王。“此九王者皆塞王也莫不傅险、控要害佐以元侯宿将权崇制命势匹抚军肃清沙漠垒帐相望”1在长城沿线形成一道严密的军事边墙。而在各王的辖区即成为明军北上的重要基地。以诸王守边有利于加强北部边防捍御蒙古的南下同时“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2也有利于明朝的久安长治。然而到永乐时这种诸王守边的局面因为成祖的削藩而遭到破坏。永乐年间成祖还有足够的能力和才智数征漠北但仁、宣以后诸帝从各方面而言都逊于太祖和成祖因此除了宣德三年（1428）宣宗曾虚张声势巡边一次外都不敢轻易巡边。尤其是中期以后随着明朝国力的衰微北部边防更是陷于全面防御和退缩。尽管如此。明朝对北部边防并不敢掉以轻心。

成祖以藩王即帝位后先把拥兵镇抚北方边境的藩王内迁。建文四年（14o2）把驻宣府的谷王徙往湖广长沙。永乐元年（14o3）徙宁王于江西南昌。另外又削弱代王、辽王等藩王的军事力量减其护卫。这样从总体上看削藩有利于皇权的巩固。但另一方面却造成北部边防的空虚。如洪武时曾在长城以北设大宁卫、开平卫和东胜卫（今内蒙古托克托）等2郑文彬：《筹边纂议》卷一。

3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三。

4李日华：《官制备考·分封》。

5《明史》卷二《太祖纪二》。

1何乔远：《名山藏》卷三六《分藩记》。

2《明太祖实录》卷五一洪武三年四月。

使辽东和宣府、大同互相沟通。永乐元年后由于藩王及卫所内徙“自是辽东与宣、大声援阻绝又以东胜孤远难守调左卫于永平右卫于遵化而墟其地”1。与此同时出于对蒙古用兵的需要成祖又将靖难有功的将领派往边塞要地直接统率节制军队。因此《明史》亦言：“帝（成祖）于边备甚谨。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濠烽堠相接。”2到弘治时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的长城沿线逐渐形成了九个军事重镇；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蓟州、太原、固原号称“九边”。并且每镇设巡抚都御史一人总兵官一人根据需要下设副总兵、参将、游击、守备等分守辖区诸要地。

除此之外从洪武时起明朝还在边地设置都司和行都司如万全都司、辽东都司、陕西都司、陕西行都司、山西行都司等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下设卫所。这些都司和行都司与内地其他都司不同它们除了具有军事性质外还兼理民政负责屯田、征收赋税等事宜以加强对边地的管辖。另在蒙古的兀良哈部洪武二十二年（1389）设立朵颜、福余、泰宁三卫。在西北地区也设置哈密卫、安定卫、沙州卫等。这些卫所皆为羁縻卫所使在东北与西北构成两道屏障以扞蔽蒙古的进犯和骚扰。

总之永乐迁都以后“明朝以北京为中心以九镇为重要军防点以卫所等为网络以长城为屏障和阵地形成北部的严密防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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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剌的兴起正统年间北方蒙古族的瓦剌部崛起。宣宗时蒙古诸部战争频仍。宣德九年（1434）顺宁王马哈木之子脱欢袭杀鞑靼部的阿鲁台“悉收其部”1。正统初脱欢又杀瓦剌部的“贤义、安乐两王尽有其众”2。于是蒙古的瓦剌、鞑靼各部皆归脱欢统率。脱欢“欲自称可汗众不可乃共立脱脱不花”3脱欢自为丞相。正统四年（1439）脱欢死子也先嗣位称太师淮王瓦剌军政大权均由也先执掌不听脱脱不花号令脱脱不花与也先各自遣使来明朝贡明朝也都予以接纳分别赏赐。也先在遣使向明朝贡的同时逐渐扩张其势力。正统十年（1445）也先进攻哈密卫次年攻入兀良哈三卫瓦剌的势力自哈密向辽东展日益形成对明朝的威胁。当时许多官吏都认识到这一问题力主警惕戒备但当时王振擅权也先阴与王振结纳1《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2《明史》卷九一《兵志三》。

3杨绍猷：《明朝的边疆政策及其得失》。

1《明史》卷三二七《鞑靼传》。

2《明史》卷三二八《瓦剌传》。

3《明史》卷三二八《瓦剌传》。

王振对北部边防不作任何战备措施甚至还不断指使其亲信大同镇守太监郭敬“递年多造钢铁箭头用瓮盛之以遗瓦剌使臣也也先每岁以良马等物赂振及敬以报之”4。

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也先借口贡马减其值而分兵四路大举进犯其主力由知院阿剌和也先率领分攻宣府、大同“塞上诸城堡多陷没”5。大同参将吴浩战死。

大同败报传到北京英宗在王振的鼓惑和挟持下决意亲征。命太监金英辅佐弟弟郕王朱祁钰留守北京兵部侍郎于谦留京代理部务。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和张益等扈驾从征。随征的文武臣僚虽有数百人但却不让他们参预军政事务一切行动皆由王振专断。如此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既没有认真的战前准备又没有周密的军事部署诏下两日英宗统率的五十万大军便匆匆出了。大军“未至大同兵士已乏粮僵尸满路。寇亦佯避诱师深入”1。王振不管实际情况盲目催促进军。

八月初一日明军进到大同王振又欲进兵北行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见形势不利力请回师王振不听仍坚持北进。会前军败报踵至“西宁侯朱瑛、武进伯朱冕出御全军皆覆没”2同时郭敬也密告王振如果继续北进“正中虏计振始惧”3。八月三日匆匆下令班师。初十日明军退至宣府瓦刺大军追袭而来。十三日英宗率军到达离怀来城仅二十里的土木堡（今怀来县西南）。随从的文武官员主张“入保怀来”而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