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镇压，是正义的行动，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

明末欧洲传教士东来的历史作用。明末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华，是中西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学者很早就从资料整理入手，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上海商务印书馆934年版）、《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利四传注释》（张维华著，934年版）、《欧人东渐前明代海外关系》（谭春霖著，93年版）、《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徐宗泽著，949年版）等，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研究结晶。五六十年代，着重就传教士东来的历史作用展开讨论。近十几年来，随着形势的变化，这个问题深受重视，出版了一批研究专著、论文。如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985年版）；江汉文《明清间在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知识出版社987年版）；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中编）（齐鲁书社987年版）；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989年版）；李亚宁《明清之际的科学、文化与社会——十七、十八世纪中西关系引论》（四川大学出版社992年版）等。另外，还出版了一批译著。

欧洲耶稣会，明朝嘉靖十三年（534）成立于意大利罗马，创始人为反对宗教改革的西班牙人罗耀拉。明万历十年（582）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由印度到达澳门，次年至广东肇庆进行传教活动，万历二十九年（0）到北京。继利玛窦之后，一批欧洲传教士相继来华。过去一般认为，利玛窦入广东肇庆之日为欧洲传教士在华传教之始。近年有人提出，在利玛窦到达澳门之前三十年（嘉靖三十二年，553年）葡萄牙人进入、租居澳门之时，当为具有近代意义的中西文化交汇的开始。有了欧洲传教士来华的活动，于是也就引出了如何评价他们的问题。

综观中国学者对耶稣会士传教活动的评价，在不同的时期内，把握尺度多有不同。八十年代以前，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是基本肯定，一种是基本否定，一种是主张“一分为二”。

黄启臣《十六至十八世纪中西文化交汇》，《社会科学战线）99年第期。肯定者认为耶稣会士本身虽是欧洲天主教反动势力的主要工具之一，但这一时期来华的传教士不是欧洲反动势力的代表。他们东来传教基本上是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反映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宗教活动，符合当时中国新兴市民阶级和资本主义萌芽的需要。这些传教士在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否定者说，当时侵入中国的耶稣会士，主要是以西方殖民主义为背景。

他们的任务和目的是为了打开侵略中国的大门，实行“门户开放”。他们也不是散漫的个人宗教活动，而是依据殖民主义国家统治者的命令，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侵略活动。不是传播科学，而是传播宗教，为殖民主义者的经济侵略服务，不利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他们本身也不具备传教士和科学家双重资格。

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者认为，在揭露他们东来负有为欧洲反动势力效劳的同时，当肯定其所带来的西方科学文化，对于当时长期停滞不前的中国科学文化的苏醒、重新焕发青春所注入的积极因素。

八十年代以后，总的趋势是评价较高，而且有不断拔高的倾向。但意见交锋依然存在。

有人非常强调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进步作用。他们认为必须把明末清初的传教士同鸦片战争以后的传教士区别开。明清之际东来者，在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诸方面都没有对中国构成大的威胁。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传播宗教，通过各种交往使中西方有了初步的文化交流与认识。交往的双方是平等的。有的还进而强调他们在传播西方科学文化、介绍中华文明以及为中国造就科技人才等方面的贡献。并说其时东来传教士大多数是知识渊博的学者，他们一心传教、著书立说，在华数十年遵守中国法律，没有从事侵犯中国主权和有损于中国利益的活动。他们是进步守法的宗教人员。总之，他们在华的活动，都是无可非议的。正是由于他们的东来才造成了中国科学文化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时期。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不赞成这种看法。以为明清之交来华传教士具有政治上的反动性和科学上的保守性双重特点。指出耶稣会士是当时资本主义殖民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与西方殖民国家关系密切，利用宣传科学为殖民扩张服务，为入侵中国开辟道路。正是为了进入中国的大门，他们才被迫一再改变传统政策，其主观动机仍然是为了从思想上征服中国人，以帮助西方殖民主义为其主要目的。另一方面，利玛窦等人所代表的已经不是蔚为主流的近代科学与近代思想，对当时西方很多名著、名科学家的学说和理论，如哥白尼、培根、伽利略等，耶稣会士基本上没有向中国介绍。所以对西学东渐不能估计过高。有的还认为，当时中国处于闭关自守、对外妄自尊大的状态，这也决定了从整体上说，此时西方输入的科学文化，对中国社会所起的作用并不大。

此外，还有一些文章探讨了耶稣会士与中国士大夫的关系，以及他们向西方介绍中国物质文明和传统文化的过程。

第三章本卷编写旨趣明代在中国历史上有它特殊的地位，无论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不断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新秀，同时也呈现腐化的加深。

有明一代二百七十多年间，民族纠纷是存在的，但没有大的纠纷，从总的来说，民族关系是相对安定的。民族地区封建化的扩大和汉族作为全国民族关系中的主流进一步得到明确。我们对于这些说得都很不够，只是把一些主要的意思说出来了。

明代的中国是社会的先进力量要求更快发展，而旧的社会势力不断加紧压迫和剥削的时期，因而明代的社会矛盾是尖锐的，也是复杂的。我们说死的拖住活的，也正是这个时代的写照。但要把这种形势表述得更清楚，还有待于努力。

关于明史的研究，我们还处在新的起步阶段，有许多专题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明代社会阶级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