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没有结束。

关于对外关系问题我国与周边各国的交往，源远流长。到了明代，范围进一步扩大，接触日益频繁，关系更为密切，与亚洲、非洲、欧洲等地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广泛的政治联系、经贸往来、文化交流。同明史其他领域相比，对外关系史的研究，起步不算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发展却很缓慢，至新中国成立以后情况才发生了根本变化，八十年代以后全面展开。

总观近百年来，明代对外关系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外贸易（包括民间私人贸易）、中国与南洋诸国的关系、郑和下西洋、“倭患”与抗倭战争、明末欧洲传教士东来的评价等五个问题。其中，以后三个问题最引人入胜，有时亦意见最为分歧。

明初郑和下西洋。这是十五世纪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件盛事，是世界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也是明代对外关系史研究的重点课题。本世纪明代对外关系史的研究，最初就是从这个题目做起的。904年，梁启超在流亡日本期间，在他创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篇纪念郑和的文章《祖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传》。当时，梁启超一方面继续宣扬改良主义路线，一方面提倡“史学革命”，传播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主张用历史启迪国人，猛醒起来，为未来而奋斗。总之，他是一位有影响的人物。自此至949年为止，研究郑和的论著不断行世，至少有四十余篇（本）。内有向达《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月报》929年第20卷第期）；冯承钧译《郑和下西洋》（法国伯希和著，商务印书馆935年版）；吴晗《十六世纪前之中国与南洋》（《清华学报》93年第期）；郑鹤声《郑和出使之宝船》（《东方杂志》944年第40卷第23期）、《郑和》（重庆胜利出版社945年版）、《郑和遗事汇编》（中华书局945年版）；朱偰《郑和七次下西洋所历地名考》（《东方杂志》94年第42卷第2期）等。从这些题目不难看出，前辈史家对郑和是如何崇敬、于明代对外关系史的研究是何等执著追求。他们的开拓精神不仅令人佩服，而且也为后来郑和研究和整个明代对外关系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以后，各项事业迅速发展，郑和研究也上了新台阶。

在资料整理方面，郑鹤声等《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齐鲁书社983年版），汇集了郑和下西洋的各种资料，内容最为丰富。著作方面，亦是成绩喜人。其中，有朱偰《郑和》（三联书店95年版）、陶秋英《郑和下西洋》（上海四联954年版）、黄淼《郑和下西洋》（江苏人民出版社95年版），以及周钰森《郑和航海考》（中国航海技术研究会959年版）、朱监秋等《新编郑和航海图集》（人民交通出版社988年版）等。八十年代初，郑和研究会的成立和《郑和研究》的创刊，对郑和研究也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专题研究方面，对许多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取得了重要进展.

关于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与性质。

明清两代流行的传统看法，以“追踪建文”、“耀兵异域”两说居上风。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些传统说法已愈来愈引起人们的怀疑。除了有人以为郑和下西洋是为了牵制帖木儿帝国东侵之外，多数人都不以军事目的为然。而是把笔墨更多地花在明初的政治、经济、外交动态，从多视角探求郑和下西洋深层次的内在原因。具体有四种说法。（）国内“政治斗争需要”说。认为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主要是基于永乐初年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因为“靖难之役”胜利以后，建文帝的残余势力还比较强大，明成祖的统治地位仍不很稳固。他局部改变明太祖的对外政策，不断遣使出访各国，企图以此造成“万国来朝”的局面，以利于进一步瓦解建文帝的势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郑和下西洋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出现的，是明成祖为维护其权力统治的产物，与明初的社会经济发展并无因果关系。（2）“朝贡贸易”说。认为郑和下西洋的主要任务，是与各国进行官方贸易，即明朝政府以赏赐大宗物品的形式换回各国的贡品。这些贡品绝大部分都是奢侈品。这种朝贡贸易，是宋元以来海外贸易大发展的一种逆转，是违反商品经济规律的。其目的是为了巩固中央集权和封建制度。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实质上起着一种严重的阻碍作用2。（3）“政治经济并重”说。认为郑和下西洋含有双层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耀兵异域”，显示中国之富强，造成“万国来朝”的气派。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开辟通往西洋各国的海上交通，以适应对外贸易与各国入华朝贡的需要。（4）“前期政治”与“后期经济”说。认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前后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前三次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后四次则以促进经济交流为目的。理由是，通过海路交通，发展与海外各国的友好关系，为明朝前期外交活动的主要内容，也是指导郑和下西洋“宣德化而柔远人”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决定了郑和前期出访的主要任务，是缓和中国与东南及南亚各国的紧张关系，建立这个区域的和平环境。而其后期的活动则表明他的活动主要是放在南亚以西的地区，以发展中国与亚非诸国的友好关系，促进相互间的经济、文化交流2。

2.关于郑和下西洋对明初经济的影响。

郑和下西洋发生于明代初年国力强大之时。对它在中国和世界航海史上冯尔康《郑和下西洋的再认识——兼论“下西洋”同封建政治的关系》，《南开史学》980年第2期。

2参田培栋《明朝前期海外贸易研究——兼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北京师院学报》983年第4期。韩振华《论郑和下西洋的性质》，《厦门大学学报》958年第期；陈得芝《试论郑和下西洋的双重任务》，《历史教学问题》959年第3期。

2郑鹤声等《郑和下西洋简论》，《吉林大学学报》983年第期。的深远影响，学者们几乎没有异议，都作了充分的肯定。而在如何具体估价其历史作用，特别是此举对明初国内经济发展的作用，诸家所见则颇不一致。一种认为，明初社会经济的发展为郑和下西洋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郑和下西洋的结果又反过来扩大了明朝的对外贸易，刺激了国内官手工业与民间私营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另一种则认为郑和下西洋进行的对外贸易，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