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创为之。越十有六年辛亥，旂承乏浙中学政，至则问翁志稿，而掌故已凡几易，罔有知者，因慨钜典就湮，妄意修辑。乃博访旁搜，于故牍中得翁旧所录史传全文及各志铭，凡十有一册。因知薛氏所修《浙江通志》系本于徐氏原作而在其基础上扩充成书。书中卷一至十二为《地理志》，卷十三至十六为《建置志》，卷十七至十八为《贡赋志》，卷十九至二十为《祠祀志》，卷二十一至三十五为《官师志》，卷三十六至四十九为《人物志》，卷五十至五十二为《选举志》，卷五十三至五十六为《艺文志》，卷五十七至六十为《经武志》，卷六十一至六十二为《都会志》，卷六十三至七十二为《杂志》。由此可见各省通志纂修体例之大概。其他诸省通志列目不尽同，而所述内容基本相近。

各省通志之下，则为府、州、县志。终明之世，全国通计有府一百四十，州一百九十三，县一千一百三十八；羁縻府十九，州四十七，县六。如此众多的地方机构，各有其方志，且一些府、州、县志先后一修再修，其数量之多也就不足为怪了。

府、州、县志与各省通志体例相同，述事大同小异，或稍细于通志，而更具地方特色。以正德《姑苏志》（即《苏州府志》）为例可见其一斑。正德《姑苏志》六十卷，正德元年王鏊、吴宽纂修。其中卷一为《郡邑沿革表》，卷二至四为《古今守令表》，卷五至六为《科第表》，卷七为《沿革》、《分野》、《疆域》，卷八至九为《山》，卷十为《水》，卷十一至十二为《水利》，卷十三为《风俗》，卷十四为《户口》、《土产》，卷十五为《田赋》，卷十六为《城池》，卷十七为《坊巷》，卷十八为《乡都》，卷十九至二十为《桥梁》，卷二十一至二十三为《官署》，卷二十四为《学校》，卷二十五为《兵防》，卷二十六为《仓场》、《驿递》，卷二十七至二十八为《坛庙》，卷二十九至三十为《寺观》，卷三十一为《宅第》，卷三十二为《园池》，卷三十三为《古迹》，卷三十四为《冢墓》，卷三十五为《吴世家》，卷三十六为《平乱》，卷三十七至四十二为《宦绩》，卷四十三至五十八为《人物》，卷五十九为《纪事》，卷六十为《杂事》。

王鏊等的《姑苏志》是明代方志中的名作，在地方志中属列目颇细者，因此所保存的史料也详于其他一些地方志。除《姑苏志》外，明代方志中著名者还有如康海的《武功县志》，祝允明的《兴辽志》。其中康海的《武功县志》在编纂上与方志的习惯体例有明显区别，其全书仅三卷，二万余字，记事可谓简练明了，一反通常方志的记事杂芜琐碎，但也因此而“失去纂修志书征文备献的意义”。

府、州、县志是明代地方志的主体，也是明代地方文献中最受重视者。

《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浙江省》。

谢国桢《史料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985年版，第4页。

一般或由地方官员出面组织修纂，或请名人修纂。因此明代的方志一个主要特点是“许多地方志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结合本地特点，编制了比较罕见的篇目”2。如正德《琼台志》中的“平乱”，嘉靖《韶州府志》中的“洞寇出没”，嘉靖《清流县志》中的“盗贼”，嘉靖《南康县志》中的“十家牌法”和“乡约”，正德《琼台志》中的“破荒启土”，万历《嘉兴府志》中的“医药”，嘉靖《汀州府志》中的“窑冶”，嘉靖《建阳县志》中的“图书”，成化《新昌县志》中的“图像”等等。

明代方志的另一个特点，是在纂修思想上的创新。有些地方志修纂中主张“不志天文”（嘉靖《临安府志》），有的地方志主张“不书星野”（嘉靖《耀州志》），也有的纂修者反对修志中的记事芜杂，主张简练高古，如韩邦靖所编《朝邑志》，全书二卷仅五千七百余字，虽称文风高古，对于后世史家来说，却难有所取了。3府、州、县以下有乡镇志。明代中叶以后，乡镇志的修纂渐多，其体例基本遵循府、州、县志，而因记事范围相对狭窄，内容也相对为简。如嘉靖《澉水续志》，董穀纂于嘉靖三十六年，即为乡镇志中之名作。全书九卷，分为地理、职官、公署、贡赋、兵卫、祠宇、人品、杂记、艺文九门。在明代的地方乡镇志中，也有不依照这类体例的作品，如崇祯末仁和沈谦所撰《临平记》四卷，即全然不遵方志修纂之体，现存该书抄本仅三卷，卷一至二为《纪事》，卷三为《杂记》，全书所辑凡一百余条，末附临平十咏。分年记事，被后人称作“系乡镇志中之创例。”除乡镇志外，明代的方志中还包括有卫所志、山水志、风土志、海防志、古迹志等。这些专门类的志书，因为不属于国家行政区划，所以与一般方志体例上不尽相同。如嘉靖《雁山志》，志浙中雁荡山，全书分为山水、寺院、土产、诗文四类，虽仍志书之体而与省、府、县、乡之志迥然不同。再如崇祯年间僧人传灯所纂《幽溪别志》十六卷，记天台山幽溪，书分为形胜、开山沿革、重兴规制、宗乘、泉石、人物、金汤、檀度、福田、塔墓、古迹、著述、赠遗、余学等凡十六，从形式上近于县志，而内容集中于山水名胜，与地方志所记地方史事仍有相当大的不同。这类方志在明代方志中也占有一定比例，其中著名的如刘效祖《四镇三关志》、詹荣《山海关志》、冯世雍《吕梁洪志》、孙存《岳麓书院志》、乔世宁《五台山志》等。

从全国性的总志，到地方性的各省通志，各府、州、县方志，以及各地山水风土古迹等志，构成了明代方志的不同层次。这数以万卷计的明代方志，是今天明史研究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料。

2朱士嘉《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序》。

3参见朱士嘉《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序》；谢国桢《史料学概论》等。洪焕椿《浙江方志考》卷十三《浙江乡镇志》。

明代方志的史料价值关于明代方志的史料价值，曾经有许多学者作过详细的论述。明代是中国方志纂修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它在宋代地方志修纂走向定型的基础上，又向前发展了一步，使之更趋完善。有些学者提出，明朝人在方志的修纂方面，已经开始涉及方志学的内容。明人对于方志修纂的不同意见的争论，如或尚繁或尚简，或主张史志为主从，或主张史志为表里，或修志以崇史学或修志以崇地理。虽则看法不同，这些争论与修纂中的尝试，对于明代方志的进一步成熟发展则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如明人杨一清称“国有史，郡有志志，史之翼也。”2又田秋云称“志也者，识也，郡之史也。”3张居正则称“州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4李东阳亦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