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的蒙古语和汉语文献中更经常出现的是也里可温一词。用八思巴字拼写的该词蒙文复数形式为erke’ud1用指聂思脱里教、它的教士或其信徒。也里可温的辞源尚不甚清楚2。近代鄂尔多斯南部的蒙古族居民中有名为erkud部落尚保持用香油抹死者身躯、以尸身为十字形等聂思脱里教徒的习俗。他们以erkud为部名很可能就是元代的聂思脱里教遗民3。
元代管领也里可温教门的政府机构是至元二十六年(1289)建立的宗福司秩从二品“兼领马儿·哈昔、列班、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元史·百官志五》)。马儿·哈昔是叙利亚文mar(译言圣)hasia(译言使徒)的音译是对聂思脱里教大德(主教)的称呼在其他汉文史料中它有时也被译写为马里·哈昔牙1。列班系叙利亚文rabban的音译原意为3《唐会要》卷四九天宝四年九月诏。
4黄溍:《马氏世谱序》《黄金华集》卷四三。
1见《石墨镌华》卷六。
2erke’un波斯语拼写形式作arkaun阿儿马尼文(亚美尼亚文)作ar-khaun。一般认为它源于希腊文erkou它可能是由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或由东罗马皇帝支持下的东正教会的阿儿马尼信徒传到中国的。3田清波:《鄂尔多斯志》《辅仁大学学刊》卷九。
1见梁相:《大兴国寺记》《至顺镇江志》卷九;夏鼐:《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文物》1981年第1期。
法师、律师乃是对聂思脱里僧侣的敬称2他们与其他宗教教士一样享有蠲免差的优惠。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也里可温掌教司一度达到72所。崇福司是否被授权管领天主教的传教活动目前还不太清楚。聂思脱里教是从西北地区重新传入内地的所以元代西北地区仍是聂思脱里教徒比较集中的地区此外大都乃至江南沿海各地也有许多信徒。
唐兀很早就是聂思脱里主教驻节地区之一3。当聂思脱里教士列班扫马(rabbansauma)和磨古思(markus)在前往耶路撒冷朝圣途中经过唐兀府时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迎送。“因为唐兀居民是热烈的信教者他们心地纯洁。他们向两位教士赠送各种礼物同时也接受后者的祝福”4。史料还提到1281年左右的唐兀主教名为沙卜赫兰(isha’-sabhram)5。聂思脱里教在唐兀地区的传播颇为繁盛据《马可波罗行记》在甘州、肃州、凉州、阿拉善等地都有信教者分布其间。
克烈部败亡之后汪古成为东方信奉聂思脱里教的最著名的部族。因此鄂多立克(odoric)把他经过的汪古居地附会为在西方传闻已久的约翰长老之国马可波罗也说阿剌忽思剔吉忽里的曾孙、当时的汪古部长阔里吉思驸马是约翰长老后裔。在阔里吉思家族的王府所在地即元德宁路治的土城遗址中掘出了十字石等聂思脱里教的遗物。
汪古部居地内的另一个聂思脱里派信徒的据点似乎是东胜。西行朝圣的聂思脱里二教士之一磨古思就是东胜地区的聂思脱里大辅教(arnetie1)的儿子。磨古思后来被选为巴格达聂思脱里教总主教。阔里吉思的伯父君不花和父亲爱不花就驻扎在东胜附近他们曾企图把这两个西行的教士留在领地内。1自汪古部居地东行至内地数日程间也散布着不少聂思脱里教徒。卢勃鲁克曾提及西京有聂思脱里主教所指当为金代西京即大同2。大同以南的平阳、太原等地都居住着若干聂思脱里教徒3。
大都是元代的政治中心因而成为基督教各派争相开展活动的地区。聂思脱里教徒在大都势力颇大。大教附近房山三盆山十字寺遗址一直保留到现2《景教研究》页894。
3在十三世纪中叶的聂思脱里主教驻节表中就列出了唐兀教区。见玉尔:《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第1卷页178注。
4《忽必烈汗的僧人》页138、159。
5《忽必烈汗的僧人》页138、159。
1《忽必烈汗的僧人》页135。东胜原书作kashang伯希和根据鄂多立克提到位于汪古居地的tozang等理由认为此处之k系t之讹。
2参见周良霄:《元和元以前的基督教》《元史论丛》第1辑。
3至元四年二月“除军、站、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从等户外诏遣官佥平阳、太原人为军”。见《元史》卷九八《兵志》一。
代。天主教教士孟特·戈维诺(monte-neto)在他的信中谈到这里的聂思脱里教说一种自称为基督教但其行为极端违反基督教教义的聂思脱里教徒的势力在这里是如此之大以致他们在允许奉行另外一种仪式的基督教徒保持自己的信仰方面没有任何余地他们不许传播任何别的教义。聂思脱里教徒千方百计地败坏这位教皇使臣的声誉甚至把他说成是侦探、骗子和谋杀者。这种情况维持了四五年之久1。比孟特·戈维诺晚到大都的彼列格林(pregrino)书信证实了孟特·戈维诺的叙述2。
大都的聂思脱里教徒中不乏政治上的显赫者。奉克烈部聂思脱里教徒、拖雷王妃唆鲁和帖尼之召东来的叙利亚人爱薛为其中之一。他出身聂思脱里世家曾领崇福司事。他对于穆斯林势力的竭力攻击显然带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宗教矛盾的色彩3。在江南地区传播聂思脱里教最重要的人物是操突厥语的撒麻耳干人马薛里吉思。他于至元十四年任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在任期间他先后建教堂7所其中一所在杭州。镇江的七所寺院的“常住”田产共计官、民田七十余顷。记录马薛里吉思事迹的梁相《大兴国记》是迄今所知反映元代汉族人对于聂思脱里教认识的唯一书面文献。其略曰:“愚问其所谓教者云:教以礼东方为主与天竺寂灭之教不同。且大明出于东四时始于东万物生于东东属主生。故混沌既分乾坤之所以不息日月之所以运行、人物之所以蕃盛一生生之道也故谓之长生灭。”梁相还描述了聂思脱里教寺院的十字架说“十字者取像人身揭于屋、绘于殿、冠于、佩于胸四方上下以是为准”4。镇江一带是江南聂思脱里教的一个重要基地这里还有其他人修建的若干所十字寺。另据鄂多立克报道与镇江一江之隔的扬州也有三所聂思脱里教十字寺。
据马可波罗说杭州只有一所聂思脱里教堂它无疑就是马薛里吉思建立的样宣·忽木剌(叙利亚语umura译言寺院)汉名大普兴寺。入明以后位于荐桥东的这所“十方寺”废址被改成了“三太傅祠”1。天主教士在杭州也有若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