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的三纲五常加以理论化系统化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秩序和宇宙的规律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理他们使三纲五常上升到世界本体的高度这在儒学的理论思维上形成了一套比汉唐儒学更加成熟的唯心主义体系。理学日益成为维护封建制度的思想工具“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矣”（《宋史·道学传》）。蒙古贵族占领北方地区后面临着如何来统治这个原来是封建机制运转下的高度达的农业社会的问题。在耶律楚材、杨惟中、姚枢等儒士的帮助下蒙古统治者逐渐懂得了利用儒学思想的重要性。在金和南宋对峙时期“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理学著作在北方流传不多。太宗七年（1235）蒙古军队占领德安（今湖北安6）杨惟中、姚枢等从俘虏中挑出江汉先生赵复请到燕京建太极书院请他讲授其中。赵复以其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选取遗书八千余卷又著《传道图》、《伊洛挥》等书对程朱理学的书目、宗旨、师承关系作了全面介绍。姚枢、杨惟中等从其学窦默、郝经、许衡、刘因等也因读了这些书尊信理学。故全祖望说：“河北之学传自江汉先生曰姚枢、曰窦默、曰郝经而鲁斋（许衡）其大宗也元时实赖之。”1南方的理学家都是朱熹、6九渊的继承者。朱熹的弟子黄干门下有金华、江右两支：金华一支有何基的弟子金履祥、许谦等人入元后多隐居不仕；江右一支有饶鲁及其再传弟子吴澄。而6学人物则以陈苑、赵偕、郑玉为代表。

元代理学家中其政治态度与理学的特点不完全相同。许衡、郝经、窦默等积极用世官位很高在理学上只是“承流宣化”不重玄奥。刘因、吴澄、许谦等人闭门冥索高蹈不仕理学学说趋于幽玄。6学人物多屏迹山野不改6学“自识本心”的宗旨。这些理学家中以许衡、刘因、吴澄最有影响称为元代三大“学者”许衡、刘因被称为“元之所以藉以立国者也”2。

元代理学虽然继承了宋代理学的基本原则但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先从朱6之争趋于朱6“和会”。南宋时朱、6两派就如何获得天理的方法开展过争论从“鹅湖之会”到“无极而太极”之争始终无法调和。入1《宋元学案》卷九o《鲁斋学案》。

2《宋元学案》卷九o《静修学案》。

元后朱、6对立的气氛消失元代朱学系统的人物为了更好地推行理学遂避繁就简纷纷兼取6学直识本心的简易方法。如许衡自问自答地说：“人与天地同是甚底同？指心也谓心与天地一般。”1这里所谓的“天地”是指宇宙本体亦即天理。而“心与天地一般”也就是人心就是天理因而“人心本自广大”2故“心之所存者理也”“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3。这与6九渊的天理在心中心具天理是一个道理。吴澄虽然认为由于人的气质不同形成人性的善恶而接近朱熹的见解但在如何去恶从善、恢复天地之性上并没有沿着朱熹格物穷理的方法而是直接从自身去现善端扩充善端。他说：“所谓性理之学既知得吾之性皆是天地之性即当用功其性以着其性能认得四端之见谓之知随其所见保护持守。”“今不就身上实学非善学也”4。这种所谓“得吾之性”“就身上实学”是吸取程颢的“识仁”到6九渊的自识本心的方法。他反过来批评朱熹格物穷理的“道问学”是“偏于言语训释之末”的烦琐。6学人物在坚持自求本心的同时也吸取朱学一些内容。如由宋入元的郑玉就大谈所谓“即气以明理”“即理以明气”和所谓“天地之大人物之繁孰能出于理气之外哉”5。明显地吸收了朱熹的理气观。

总而言之元代理学家中除一部分坚持朱、6学统的门徒外多数朱学和6学的人物如许衡、吴澄、刘因、郑玉、史豪卿、徐霖、胡长孺、许谦等总结了南宋时朱、6之争的教训认为朱学过于“支离”而6学过于“空谈”各走极端这种学统难以为继他们主张打破门户之见兼取各家之长如朱学的笃实“下学”工夫6学“简易”本心论互相补充。这种“和会”趋向正是明代王学的先声。所以元代理学实为宋明理学的过渡环节。

第二许衡的治生论具有进步意义。

许衡提出“治生最高为先务”思想重视民生日用。他认为理学的理、道含有“日月常行”之则道不是“高远难行”应当接近“众人”他把“民生日用”的“盐米细事”视为道和义。他说：“大而君臣、父子小而盐米细事总谓之文；以其合宜之义又谓之义；以其可以日用常行又谓之道。文也道也只是一般。”1这就使过去空谈性命的理学与实际有所接触对吃饭穿衣有所重视。许衡进一步提出了“治生”论。“（许衡）言：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进及作1许衡：《语录》下《许文正公遗书》卷三。

2许衡：《中庸直解》《许文正公遗书》卷五。

3许衡：《语录》下《许文正公遗书》卷二。

4吴澄：《答人问性理》《吴文正公遗书》卷二。

5《宋元学案》卷九二《草庐学案》。

1许衡：《语录》上《许文正公遗书》卷一。

官嗜利者殆亦窘于生理之所致也”2。许衡以满足人的“生理”即物质生活前提来谈“治生”这同程朱“行天道遏人欲”的思想不尽一致。朱熹说为学之道先在于正人心、明天理而许衡认为“治生最为先务”把“旁求妄进”、“作官嗜利”的原因归之于“生理不足”而不是朱熹所谓利欲昏弊的结果。许衡的治生论为明清时代进步思想家所继承和展。

第三刘因的“返求六经”和“古无经史之分”的经学思想是明清经学思想的滥觞。

刘因认为六经是理学之根本。他说：“六经自火于秦传注于汉疏释于唐议论于宋日起而日变学者亦当知其先后不以彼之言而变吾之良知也。近世学者往往舍传、疏释便读（宋）诸儒之议论盖不知议论之学自传注、疏释出故先传注而后疏释疏释而后议论始终原委推索究竟”1。他经过“推索究竟”之后指出理学出自汉唐训诂训诂又本于六经故六经为根本。唐代韩愈、李翱尤其是宋代理学家们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架于六经之上视为理学主要经典。他们只就四书矜谈妙语空谈心性几与佛道相比。刘因认为《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要返溯六经这是博与约的关系不先求六经之博而先求语、孟之约是颠倒了关系。“世人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