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教徒必无造符录、祭北斗事盖不便论其本辠虚构狱辞以饰观听耳”2。这很像是文宗的一次杀人灭口的行动。燕铁木儿则应是旺忽察都事变的直接主使人惜乎史文阙略只有存疑。

至顺年间的“文治”

文宗的汉文化修养过在他之前的所有元朝皇帝。他的书法“落笔过人得唐太宗晋祠碑风遂益诣”3。他还会作画所绘“万岁山画”草图“意匠、经营、格法虽积学专工所莫能及”1。他曾经转辗流落于江南、海南和荆湖对当时民情也应有相当的了解。不过文宗却处在一个很难有所作为的时代。天历年间连续两次重大的变故致使蒙古色目上层人心离散。两都战后遭籍没财产的官员贵族在百人以上；对隔绝在围城中的上都官员后来虽然停止追究但很多仍被削去官职不复任用2。明宗被弑蒙古朝官中即有人“移疾不出”3有诸王、高级官员甚至西域名僧参与的3《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

1《元史》卷四o《顺帝纪》三。月鲁不花、也里牙《元史·文字纪》分别作玥璐不花、野里牙。2《蒙兀儿史记》卷一一七《也里牙传》。

3许有壬：《恭题太师秦王奎章阁记赐本》《至正集》卷七。

1释大：《恭题文宗帝御画万岁山画》《蒲室集》卷十三；《辍耕录》卷二六《文宗能画》。2黄溍：《史惟良神道碑》《黄金华集》卷十三。

3黄溍：《拔实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五。

“谋不轨”案接连生有的迳以“明宗太子”为号召。天历元年四川平章政事囊加台举兵实际上是“欲翊戴明宗”；和世■一死文宗担心原已诏赦的囊加台复举事立即以其“指斥乘舆坐大不道弃市”4。云南行省丞相也儿吉尼是武宗旧臣乞台普济之子本人亦曾扈武宗镇北。天历元年文宗即位后两次召也儿吉尼入朝不至。他不大可能站在上都一边反对武宗后人；抗命不至当是出于效忠和世■的立场。二年三月也儿吉尼大概犹疑动摇想要投奔文宗故被云南诸王及其他省官黜斥取道八番赴大都。六月明宗南归途中曾“赐驸马脱必儿钞千锭往云南”。直到明宗暴死、文宗再即位之后云南诸王秃坚等才最后改变观望态度于至顺元年正月公开称兵5。战火弥漫整个滇东北元廷先后调四川、江浙、河南、江西、陕西、朵甘思、朵思麻等处军队历时年余方始平乱。自忽必烈朝以来蒙古高层内部的躁动不稳以文宗朝为甚。所以陈思谦在至顺元年“建明八事”除了“正君道”外最先提到的就是“结人心”；虞集为殿试拟制策亦以“劝亲亲体群臣同一风俗协和万邦”为问1。

可是文宗在天历之变中涉嫌太深甚至不可能像泰定帝那样采取脱立场通过“诛逆”来收拢人心。这就迫使他只有完全倒向燕铁木儿不惜进一步养成他的震主之威依恃他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至顺之年诏燕铁木儿“宜专独运以重秉钧凡号令、刑名、选法、钱粮、造作一切中书政务悉听总裁”（《元史·燕铁木儿传》）。所谓“时省台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同功一体之人”（《元史·虞集传》）其实不过是以这个颇具才干的独夫为核心的同气相求的权力小集团。文宗为曲意交好燕铁木儿竟听凭他取泰定帝妃为夫人前后尚宗室女四十人甚至将自己的儿子寄养于燕铁木儿家又以燕铁木儿子为己子。由这班社会基础异常狭隘的“同功一体之人”施政自然不易求得政治的兴盛。

社会经济也在这时遇到较为严重的困难。天历时关陕地区“饥馑疾疫民之流离死伤者十已七八”2。江西和岭南等地则连年低温。“天历之元年冬十二月江西大雪。于是吾乡老者久不见三白少者有生三十年未曾识者。明年大雪加冻大江有绝流者小江可步又百岁老人所未曾见者。今年（按指至顺元年）六月多雨恒寒虽百岁老人未之闻也。”“两年之雪大兴所无。去年之冻中州不啻过也；六月之寒则近开平矣。有自五岭来者皆云连岁多雪”1。江浙的海运粮也连续几年因民饥而不克征满旧额4宋濂：《危素神道碑》《宋学士集》卷六一；《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5天历二年十月文宗诏：“云南、八番为囊加台所诖误反侧未安者并贳其罪。”可见云南称兵虽晚举事原因则与四川囊加台同。

1《元史》卷一八四《陈思谦传》；卷一八一《虞集传》。

2同恕：《西亭记》《榘庵集》卷三。

1刘岳申：《送萧太玉教授循州序》《申斋集》卷二。

乃至需要江西、湖广等省分漕米“以纾江浙民力”可见灾情同样不轻。由于政治和经济环境的限制文宗临朝四年间只好专心着意以追求振兴文治的表面效果为满足。通过建立奎章阁学士院和修撰《经世大典》他将当时几乎所有的名儒都笼络在自己周围用虚崇文儒的手段来收揽汉地民心。

奎章阁是元代大都皇宫内收藏文物书画、图书宝玩的殿阁在兴圣殿西廊。天历二年文宗建奎章阁学士院于此设大学士、侍书学士、承旨学士、供奉学士等职。文宗的意图是欲借此标榜自己以儒治国。他曾诏谕奎章阁诸学士说：“朕以统绪所传实在眇躬夙夜忧惧自惟早岁跋涉艰阻视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于国家治体岂能周知。故立奎章阁置学士员日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陈说于前使朕乐于听闻”（《元史·文宗纪三》）。学士院还专设授经郎二人为蒙古贵族子弟传授经学。但是这种聊备顾问式的问对“无益时政”讨论率多不切近务事实上文宗也不准许他们议论时政明白宣布：“若军国机务自有省院台任之非卿等责也”（《元史·虞集传》）。因此奎章阁学士院虽有为朝廷以儒治国张本的虚名实际上却变成聚集名人学士入侍燕闲观览经书鉴赏文物的场所。奎章阁诸臣的真正身份其实并不是君主的政治智囊团不过是一批才识诣的“文学之士”而已2。

奎章阁学士院建立的当年即受命与翰林国史院官一起采辑本朝典故准唐宋会要纂修《经世大典》。翌年二月以纂修事专属奎章阁学士院燕铁木儿为国史例监修。至顺二年五月书成凡君事四篇（帝号、帝训、帝制、帝系）臣事六篇即治典（吏部典志）、赋典（户部典志）、礼典（礼部典志）、政典（军事方面的典志）、宪典（刑部典志）、工典（工部典志）总共88o卷。分别节录中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