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欧美诸强国殆无以异。三千年以前之制度，尚复若是之精密，余于是不得不深感吾人之祖先矣。汉代调兵之制，民年二十三岁为正，一岁为卫士，二岁为材官骑士，习御射骑驰战阵，至六十五乃得为民归田。北齐军制，别为内外二曹，外步兵曹，内骑兵曹，十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役，与昔之斯巴达国制颇相仿佛。自唐、宋以降，始专用募兵，而国民皆兵之制扫地矣。民既不负捍卫国家之义务，于是外虏内寇，不绝于时，我华夏数千年神器，遂屡为外族所据。今之论世者屡有复古之议，国民皆兵本亦为古法，即何不复之？徒以空言，扰乱视听，谋国者有如此哉？
“各国之政治家、新闻家以及稍具知识之士，莫不曰：今之世界，武装平和之时代也。昔则有化干戈为玉帛之语，今日干戈即玉帛矣。何也？外交之胜败，视乎武力之强弱，武力既弛，虽聚张仪、苏秦、法之塔列朗，德之俾斯麦、意之加富尔等中外诸能人组织一外务部，而不为功也。以带甲百万之俄罗斯，而大倡万国和平之会，在常人之眼视之，以为恶兽结放生社，不过借此免天下之猜忌，乃得肆其爪牙而已。至究其实，则殊不然。盖平和局成，而其武力之为力乃益大耳。俄人岂真好平和哉！人知战争之可畏，而不知不战争之战争可畏，不亦误乎！
“他说的这些对咱们来讲很重要，可以说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孙纲对马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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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二十五）“崇文抑武”大批判
“这个倒是好办，只是不知道他肯不肯为我们所用。”马说着，拿过了另一张报纸，“看，梁大才子也开始发表文章了。”
孙纲从她手中接过报纸，看到了梁启超写的文章。
“自宋时以来，为免唐时天下尽裂于藩镇，及武人干政，宋太祖遂杯酒释兵权，行崇文抑武之策，历朝相沿，其法意虽美，然有矫往过正之嫌，以致积弱不振，为金元所灭。尝言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有宋一代，北有契丹、女真，西有党项，外患极深，其历代君主均整军经武，然崇文抑武之积弊日深，国富而兵弱，重以人心涣散，内有奸佞，外少良将，终不免亡国之惨。近世考古闻之，宋时武备之具，攻战之器，甲于天下，凡西欧诸国亦不能及，有如今日之西国与我，奈何为辽金夏之积威所劫，终至国破身灭？其祸端即此崇文抑武四字也。宋时文崇孔子，武尊吕公（姜子牙？！），二圣皆为至尊，然因抑武过甚，今文圣人人知之，而武圣湮没无闻，其至尊尚没落如此，兵事则不可问矣。自宋以来，历朝崇尚文治，轻视武功，所谓百战军功不如一篇锦绣文章，虽屡遭外族侵陵，仍死抱崇文抑武之教条不放，死族灭而不悔，何也？惧武人以兵犯上，夺此一家一姓之天下也！明时以文官统武将，宦寺为监军，水师则由太监直辖，即此类也。前清咸同之世，洪杨倡乱东南。为祸天下，曾文正公举义兵而匡国难，剪除洪逆，廓清东南半壁，而朝中猜忌日深，及文正功成散军归朝，欲老林下，犹以天津教案毁其令誉声名（难道说天津教案里面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其用心若此。由是国家益弱，呜呼！上层如此。辄举国皆视武人为贱类，与西国劲悍无前之兵相角。宁有不败乎？缘其所自，乃我国帝制过久，历朝帝王视天下为其私产。文武为其仆役，主惧仆反，至崇文抑武得行其道，泰西诸国或帝制，或共和，而未有我中华文尊武卑之风，亦未闻有惧军人篡政之念。何也？以其军队为国家所有，非一家一姓之私军，即军队国家化也，军出于民，收于国。以军人为民众之楷模典范，军人以保民卫国为天职，不问政治。\\\\/\\此即泰西诸**强而不危于上之所以也，如今我国共和初成，已非一家一姓之封建王朝，乃天下万民共和之国，正宜除此封建余毒，以我新生之共和国，陶铸新式之军人，为天下万民之表率。不亦善“这个梁卓如。我们商量了好多天没敢说的东西，他全给写出来了。”孙纲看完后笑道。“他可是真敢说
梁启超在文章中直指封建帝制为了防止臣下造反而弄的这个“崇文抑武”政策给中国带来的祸患，虽然言辞没有“神州自由人”那么犀利，但也是给人一种“振聋发聩，如被冰雪”的感觉。
地确，梁启超比“神州自由人”更深入的揭示出了中国这个“重文轻武”传统的症结所在。
中国自从秦始皇“郡县天下”后，真正的“封建社会”其实已经消失了，代之以“皇权社会”。中国的皇权社会，不管是哪一朝哪一代，皇帝老儿的心里，最大的担忧就是武将“拥兵自重”，因此处心积虑地要削弱军事将领对部队的影响。\\\\\\在这方面，宋代和明代可以说做得最彻底，宋、明两朝的皇帝恨不得天下几百万兵卒就只听皇帝一个人的，而不受制于任何一个将军。皇帝们才不管这个将军是岳飞戚继光袁崇焕或是太监——郑和那样地还算不错，王振的话可就活该当兵地倒霉了。皇帝老儿们既希望平时“将兵分离”，又希望打仗时“将兵一体”，英勇善战（好事全成你们皇帝家的了），这又怎么可能呢？
在这种心理作用下，一个再庞大，比如说宋代有一百多万军队（而且据说武器装备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地），明代肯定不会比这个数字少，大清朝也是只多不少，可打起仗来照样什么用也不顶。
现在就象梁启超说的，华夏共和国政府成立后，中国结束了千年帝制，没有了高高在上的皇帝老儿，这个“崇文抑武”的根源也就不存在了，中国现在，是到了改变“崇文抑武”的国策时候了。
紧跟着梁启超，谭嗣同的文章批判得更为猛烈，讽刺得也更为辛辣。
“中国自宋时重文轻武，至南渡败亡，犹不自省，言论皆厌谈兵事，每有建议，则琐碎细事。时宋高宗朝，有黄门建言圣德好生，求禁屠鹅鸭，适报金虏南侵，贼中有龙虎大王者甚勇，高宗忧之，近臣云不足虑，盖我朝有鹅鸭谏议，亦足当之！闻者绝倒。此即民谚之金人有狼牙棒，宋人有天灵盖一类也，不意时至今日，亦有此辈人等。吾即问此辈人等，汝之子女家产，赖何人得以保全？汝之家园，何人为之守护？外寇每至，汝等可曾爬冰卧雪，与强虏一较生死？甲午年倭舰横行无忌，是谁人抛头颅洒热血，歼得倭舰，保海疆之平安？己亥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