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报业巨子史量才遇刺案（3）

1915年冬，正当史量才苦心经营《申报》的时候，《申报》的前股东、当时仍留任为《申报》经理的席子佩，突然向公共租界会审公署控告史量才等不能如约按期还款。租界当局袒护席子佩，《申报》的竞争对手、《新闻报》总经理汪汉溪又从中插手，史量才等败诉，《申报》被迫分期赔偿24.5万两银子。这时，张謇、应德闳、赵凤昌也无意办报，要求退出股份。面临着这双重的困难，史量才还是咬紧牙关，四出筹划，冀图使接办不久的《申报》得以继续生存、发展。他争取到旧友，上海纱厂的巨子徐静仁的支持，由徐出面担保赔偿席子佩的巨款，总算度过了这个难关。此后，《申报》也就为史量才个人所有。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史量才经营《申报》费尽心血。一方面，他使《申报》以“民间报纸”的姿态出现，不卷入党派之争。他曾自述办报“纯以社会服务为职志，不挟任何主义，亦无任何政治背景”，“报纸是民众喉舌，除了特别势力的压迫以外，总要为人民说些话，才站得住脚”。另一方面，它尽力与对手《新闻报》竞争，革新报纸广告；购进美国新式印报机，使每小时能印三大张的报纸9．6万份；1918年10月，在汉口路、山东路口又新建了报社大楼。为在发行量上赶上《新闻报》，又用附送画报的办法积极发展订户，并探求快速投递的方法。在史量才及张竹平、王钦尧、许灿庭等经营人才的努力下，《申报》发行量直线上升，由1912年接办时的7000份，发展为1926年的14．1万余份，成为当时有数的大报之一，在全国特别是在民族工商界和知识分子中有很大的影响，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声誉。史量才也因此成了中国的“报业巨子”。

史量才为实现“以企业造产为富国福民之本”的宏愿，1921年他与南洋侨商黄奕住合作，创办中南银行，同年又发起创办民生纱厂。后来他还协助友人扩大五洲药房和复兴中华书局。这样，史量才就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了金融、实业界。

1927年史量才购进《时事新报》，之后又经受了一场《新闻报》股权风波。1929年1月，史量才由董显光出面，在北京与《新闻报》外商股东、美国敦士福开森秘密谈判让渡股权事宜。谈判商定，由史出资80万元收买福开森在《新闻报》的全部股权。消息传出后，《新闻报》华籍股东、经理汪伯奇愤愤不平，报馆同人在报上展开了一场“收回股权”的宣传攻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为有利于实行新闻控制，也乘机进行干预，宣称对此“将予以相当处置”。处事一向谨慎的史量才，不得不做一些退让，与《新闻报》同人会晤时，史量才说：“《新闻报》外商股票转让于华商，成为纯粹华商的产业，当为诸君子所赞成。新股东以我和我的学生钱新之、吴蕴斋为主，并有中南银行，金城银行主持人参加。我保证新股东方面决无北洋军阀在内，外间传说，纯属谣传，今后事实可以证明。本人也决无吞并《新闻报》意图，想成为报业托拉斯。此后，《新闻报》还是一张独立自主的报纸。内部一切事务仍请汪氏昆仲照旧主持。我对于各部分亦不无端干涉。”

双方谈判结果，定下几条协议，其中包括史量才退出300股，使所掌握的股份不超过总股量的50%。《新闻报》同人，对此感到满意。《新闻报》股权风波就此结束。史量才原计划任董显光为《新闻报》总经理，戈公振为总主笔，这时只能放弃。

经历这场风波，史量才开始意识到，发展产业会与国民党当局发生直接的利害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报纸”的发展天地终究是有限的。这也成为史量才后来反对专制、支持进步的一个起点。

三

1932年1月28日深夜，“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人民全力支援奋勇抗日的十九路军。

1月31日，在四川中路中国企业银行楼上的大厅里，上海的地方名流史量才、黄炎培、王晓籁、虞洽卿等32人聚集在一起，宣布成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史量才穿梭于到会的名流之间，特别忙碌。他被推举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会长后，用炯炯的目光环视在座的各位，讲了一番很动感情的话。他说：“我年近花甲，自幼深惧列强瓜分中国，立誓生不作亡国奴，死不作亡国鬼！观在日军已向淞沪侵略，十九路军已奋起抗战，吾人伸头一刀，缩头一刀，如果畏缩退避，恐仍不能保得生命财产，不如奋勇向前，抗战救国！世界上不战而亡的人叫做亡国奴。虽战而败，但屡败屡战，而仍不免失地的人，叫做义人。义人之国叫做义国，义气留天地，谁能亡它？谁能奴它？欧战时，比利时不是一度亡了吗？但世界上绝无一人称比利时的人为亡国奴。比利时人拼了死命，保持国格，最后终于翻身。……”他的这番话，讲的到会的不少人眼眶湿润，点头称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