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陶成章遇刺案始末（2）

徐锡麟及秋瑾案发后，清政府下令通缉陶成章，陶因此潜赴南洋，继续其革命宣传活动。1908年春，陶成章到东京接受编辑《民报》。1908年秋，陶成章自日本再赴南洋，拟筹款在江浙一带举行武装起义。在筹款问题上，陶与孙中山先生发生分歧。陶成章请孙中山协助向华侨募捐，但孙中山以为把起义重点放在华南地区并不妥当而未予支持。由此与同盟会产生隔阂，陶成章负气不再用同盟会名义进行活动，而改以“光复会”名头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他同李梁和等人联名发表了《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攻击孙中山侵吞华侨巨款，后又到东京要求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恰在这时，章太炎也发表了一篇攻击孙中山的文章，于是，他们相互呼应，联手诋毁孙中山先生。这一由筹款活动而引发的策略上的分歧，再加上章炳麟对孙中山的不满，导致了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分裂。这期间，吴稚晖从中挑拨离间，更扩大革命党内部的裂隙。1910年2月，章炳麟和陶成章在日本东京成立光复会总会，章任正会长，陶为副会长，他们大力发展党务，“有取同盟会而代之之势”。对于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嫌隙，辛亥老人沈瓞民认为：

“光复会自始至终，从领导人陶成章起，深入各地，打进基层，实行武装革命，从不少懈。而同盟会虽也重视武装革命，但领导人居国外时间多，宣传也多于力行。光复会对这点意见较深，两者分歧点在此。”

不过事实上，陶成章和孙中山之间的这种分歧和裂痕属于革命党内部“一些非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政治原则上并非势不两立”，因此光复会分裂出去后，仍然坚持革命，继续反清，革命性质并未发生变化。光复会与同盟会仍属同一阵营，在革命的大方向上是与同盟会保持一致的。因此，辛亥革命之际，光复会与同盟会合作共进，同举起义大旗。在推翻满清的革命过程中，光复会志士的牺牲是无比惨重的，沈瓞民曾回忆说：

“光复会坚持由‘鼓吹’而走向‘力行’，就是重视武装革命，自癸卯至辛亥之间，没有一年，没有一月，不在进行武装革命。清朝统治集团残酷镇压，同志被杀的、被密拿、通缉的、起义就难的，前后不下5000人。时隔50载，姓名湮没无闻，比比皆是。”

二

陈其美（1878—1916）字英士，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陈其美年少时因家道中落，15岁时辍学，到当地的一家当铺当学徒，使其长兄及三弟能上学。他怀有抱负，对当铺生活感到厌烦，而当铺外的天地，风云激荡。陈启美从上海来的报纸上，“洞悉世界大势与中国国情”，他“驰书亲友，痛言清廷失政，须人民自图振作，20年后当能重振国威，洗雪国耻”。1902年，陈其美的三弟从日本回中国，讲述日本富强的情况，陈其美受启发，决定不故步自封在当铺终生。1903年，陈其美只身到上海，在同康泰丝栈任佐理会计为生，同时结识各方人物。1906年春，陈其美得到了在湖南长沙任新军统带的弟弟陈其采的资助，赴日本留学。先是进入东京的警监学校，学习警察法律，一年后改入东斌学堂，学习军事学。这两所学校都是由孙中山暗中资助，由日人寺尾亨博士出面创办，暗中培养军事人才的学校。后来陈其美认识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并在当地认识蒋介石，二人后来更结拜为异姓兄弟。

1908年，陈其美回中国，在上海、杭州等地加入青帮，在浙京津等地联络会党支持革命。1909年夏，他想要策动浙江起义，但因被告密未成，后来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宣传革命。陈其美人称其有“四捷”：口齿、主意、行动、手段。性格豪迈侠气，做事勇敢果断，在上海受到了帮会团体、商团士绅和同盟会三方势力的拥护与支持。经过三年的苦心经营，陈其美终于在上海站稳脚跟，打开了局面，从缄默无闻一跃成为蜚声沪上的革命党人。应该说，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陈其美在上海，形成了以中部同盟会为核心，以资产阶级势力作依托，利用会党为工具，这样一个适合上海特殊环境的政治格局；制定了以上海为中心，联络邻省，谋长江中下游的革命胜利，从而影响全国的革命方略……这些活动，为迎接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高潮，作了有组织的准备。孙中山曾说：“溯陈君之生平，光复以前，奔走革命……其间慷慨持义，秘密勇进，数濒危殆，凡旧同志类能称述”。1911年7月陈其美参加了谭人凤、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的同盟会中部总会。被推为庶务部长，参加了光复上海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