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书生杀手”周养浩（5）

两人忙趋步上前。毛人凤脸上又浮满了笑，他用手朝空中舞了舞，“你们回去善后一下，然后赶下午的飞机来成都，我安排你们去昆明，先找到沈醉，再从那里转道去台湾！”

“局座，您呢？”周养浩不死心，还想追问出什么。

毛人凤凛然作态道：“我陪总裁先去成都，一定要和共产党搞好川西决战！”

说罢，他朝徐远举、周养浩摆摆手，便缩进了身子。机舱门旋即飞速地关上，舷梯撤走，飞机立时响起了巨大的轰鸣声。

周养浩苍白的脸上全无血色，他望望空空的停机坪，不放心地问道：“徐处长，我们下午去成都，还有飞机吗？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如果落到共产党手中……”

“走不脱，脱了走。”徐远举望望他一向瞧不上眼的周养浩，立即打断他的话，“要是落在共产党手中，我们还有活命吗？”

“以你我的所作所为，即便不落到共产党手中，那些民主人士也不会放过我们，眼下当务之急是赶快去台湾。但愿不要生出什么变故，只要去了台湾，你和我的身家性命才有保障。”

徐远举听了，默默点头，再也没有说什么。

在机场送走毛人凤，徐远举和周养浩回到二处后，立即命特务们将关押在“新世界饭店”的32名“政治犯”，解往白公馆后面的松林坡下秘密杀害。中午时分，他们又急忙赶往白市驿机场，搭乘一架飞机，逃亡成都。

1949年12月8日，周养浩从成都乘坐的毛人凤派来接他的专机在昆明巫家坝机场降落，准备加油后飞往海南，但到了机场，卢汉控制的机场空管却不给他加油，也不准起飞。当时周养浩就预感到情况极其不妙，当沈醉打电话请他进城时，他谢绝了，坚持待在机场。

9日下午，飞机驾驶员高天禄从外面进来告诉周养浩，飞机上的仅剩的一点油也已经被地勤抽尽了，起飞已经没有希望时。周养浩一看情况不对，解下腰间的手枪，要他的儿子也这样做。接着，他把两支手枪交给了高天禄。

“我已经知道出了什么事了，你把它们带到外面，扔掉吧。”他苦笑了一下，又自我解嘲地说道：“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武装的人，可能反而会安全一些。”说完这句话，他就马上把军服脱下，穿上一件蓝色的丝棉长袍，混在一大堆等候飞机的人群中。

10日清晨，沈醉告诉卢汉周养浩在机场，卢汉当即下令昆明市警察局李志正局长亲自出马抓捕。但李志正率领50多名警员赶到巫家坝机场时，却怎么也找不到周养浩。经过逐一排查，总算抓住了周养浩的儿子和秘书以及副官，但他们拒不说出周养浩的去向。于是李志正让四名警员带着周养浩专机的驾驶员高天禄作诱饵，让高天禄不停地喊叫：“周主任！周主任！沈站长派我们来接你啦！”

突然一名警察发现前面约200米远近的一辆破旧的小汽车里探出一个脑袋来，立即又缩了回去。再喊，就没有动静了。他们赶紧跑过去，拉开车门一看，里面坐着一个中年男子。当问高天禄：“他就是周养浩，对不对？”车里的人叫了起来：“你们不要逼他，我就是周养浩！”这个双手沾满烈士鲜血的“书生杀手”最终落入了法网。

五

1950年，周作为战犯被押回重庆白公馆关押。开始时是与沈醉、徐远举等人同处一室。作为战犯关押的高级特务为数不少，主要是军统。由于徐远举、周养浩、沈醉三人是同时期的人，徐是西南区区长，周是副区长，沈是总务处长、行动处长、云南站站长，作为首要战犯关押的主要依据又是他们有共同犯罪，还是同时被捕的，一起押在重庆，后来又一起转到北京，所以人们把他们叫做军统“三剑客”。他们在被捕之前关系还可以，可是作为战犯关押以后就不同了，沈醉与徐远举、周养浩闹过不少矛盾，沈醉与周养浩甚至长期不说话，像仇人一样，怎么回事？

事情要从1950年他们同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时说起，起初，大家还能“和平共处”。过了一段时间，由于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的变化，在那狭小的天地里，为些小事计较，不免就有些磕磕碰碰。

长期搞职业特务工作的几个人，虽然表面上都客客气气，但心里却提防着，说话做事都特别小心谨慎，怕有人向政府打小报告。比如，每人填写的‘登记表’就互相保密，就是徐远举、周养浩、沈醉，他们互知底细，自己填写的表格也不让对方知道。至于写交代材料，更是小心翼翼，有时对同一个问题如何写，不免探听一下对方的口径时，也是转弯抹角，听话听音，真是“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