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9）

这正是中秋节的前一天，许多人都睡不好，我到门外去散步，看到徐远举也出来了。我们不约而同地伸出手来紧紧地握在了一起，显得十分高兴。到了第二天，大家正在兴高采烈地包饺子的时候，我又和徐远举不约而同地在附近一条河边碰上了。原来，每遇包饺子，厨房大师傅总是把面和好，馅拌好，发给每个小队自己去包，包好由厨房统一煮好再抬出来，让我们自己去分。一些北方人都参加包饺子，我和徐远举这些南方人，只帮着取原料和抬回煮好的饺子，所以别人忙着包，我们便没事去门口散步。徐远举一见四面没人，便悄悄地对我说：“不要太过于高兴了，你没仔细研究，报上说得很明白，是‘一批’而不是全部。”我一听也立即想到，的确是这样说的，这可能是指那些罪恶小、民愤不大的人，像我们这些干特务的，肯定轮不上。我把这个想法说了，徐也很同意。

9月18日下午收工时，徐又抢先看到《人民日报》头版上刊登的刘少奇主席颁布的特赦令和《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社论。特赦令是头一天颁布的，第二天见报，颁布之日正是这年的中秋节，虽是巧合，但大家的心情都特别激动。过去常用“感激涕零”来形容受到了极大的感动，但没有亲身体验过，这次却真正体会到这四个字的分量和它所表达的真实感情了。不少人几乎是默默无言而泪流满面，这些人中有不少曾是身经百战的将军，现在变成这样，如不亲见，谁又会相信呢？

1959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功德林监狱礼堂举行“首批特赦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大会”，首席法官宣布特赦名单，只念了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等33名，便接着说：以上人员，改造10年，确已改恶从善，现予释放。从宣布之日起，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权。最后由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代表在押战犯致感谢辞。散会后，榜上无名的人都耷拉着脑袋，默默地回到了宿舍。很多人都有一肚子的话不敢说，只有急性子的徐远举沉不住气，大声嚷道：“我也认真学习，劳动也流汗水，积极写材料，我哪件事不如人家，哪里不符合特赦标准？”他的话像一粒火星，使沉闷的空气爆炸起来。许多人不约而同地说：“是啊，我们哪点不如人家，为什么他们能得到特赦，我们不能呢？”

管理人员针对大家这种思想，立即组织学习，座谈了好几天，才平静下来。用徐远举在座谈中和在墙报上的一句话作为“定风波”，就是：“既有首批，肯定会有二批三批。”

1960年11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国务院一百零五次会议公报，说第二批特赦名单，已送人大常委会审议。这一喜讯，又使许多人坐立不安，都希望二批能有自己。第二批特赦，计有山东“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李仙洲，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前线指挥所主任中将范汉杰，庞镜塘和我，以及几个中将军长等50人。这次，是由徐远举代表在押战犯致感谢辞，我在离开监狱与他握手分别时，叮嘱他好好争取一下，第三批一定有他。因为第一批特赦时代表致辞的庞镜塘，第二批便有他，以此类推，第三批肯定有他了。但徐远举把头一摇：“不合辩证法！”果如他所说，第三批不但没他，四批、五批也没有他，而且都是由他代表在押战犯致辞的。

狱中去世

1964年，我们在北京的10多个特赦人员，由周总理安排，让政协派人陪着去各地参观，先到南方几省，后到西北几省。回来后，北京战犯改造所的领导要杜聿明、宋希濂和我3人去秦城监狱，向尚在改造的战犯作报告。我们3人上午向他们介绍到各地参观的情况和感受，鼓励他们争取早日特赦，下午分别到他们的寝室，接受他们的询问。徐远举最希望知道的，是外边知不知道我就是《红岩》小说中的严醉？我说不但知道，而且不少剧团、电影厂还让我去介绍有关的情节，对我没有一点歧视。徐听后很满意，他认为他出去也可以毫不避讳地说，他就是“徐鹏飞”。分手时，他高兴地握着我的手说：“你等着为我接风吧，我相信我能争取特赦的。”

可没有料到，过不多久，一场空前浩劫发生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了对在押战犯的特赦，已特赦的，不少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批斗。我和康泽、董益三3人，又被重新投进监狱。

“四人帮”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到处逼着人写诬陷一些老革命干部的材料，徐远举宁肯挨骂甚至挨打，也不肯写这样的东西。听说他在那几年心情非常烦躁，常和人争吵。“四人帮”为了把秦城监狱的那一幢楼腾出来，囚禁忠于党和人民的革命老干部，把黄维和许多军长一级的战犯，都送到抚顺原日本战俘管理所，让军统和中统等10多名搞特务工作的留下来，逼他们提供材料，诬蔑好人。徐对此气愤异常，认为这不是共产党的传统和光明磊落的作风。

1973年冬，徐远举在缝纫组劳动期间，因工作马虎，缝制的衣服不合格，让他返工，他与检验的人大吵大闹。当晚他又用冷水冲澡，刚走出卫生间即晕倒，经送医院抢救，终因脑血管破裂无法救治而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