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所知道的徐远举（5）

保密局西南特区成立后，一直是有名无实，因为黔滇两省站长他指挥不动，我曾接到毛人凤用化名写的通知，说西南特区成立后，为了更好地对付西南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必须在特区统一领导下，共同行动……我接到这一通知后，马上致电徐远举，除向他祝贺外，还表示今后一定听从他的指挥调度；但贵州站长陈世贤，当时兼任贵阳警备司令，这个黄埔二期毕业的老大哥，过去在洪公祠特训班讲过课，是徐远举的老师，接到毛人凤的通知后，根本不予理会，从不与特区打交道。徐远举也不曾用特区区长的名义给我和陈世贤发过文件。徐远举常到昆明，也没有问过云南站的事。周养浩却一直不愿屈居徐远举的副手，经常与徐顶撞。毛人凤听周养浩妻子的话，又在重庆成立了一个保密局西南督察室，以周养浩为主任。按照军统一贯的做法，督察室不但与西南特区是平行单位，而且可以对西南特区和各省站实行监督考察。但谁也不理这回事，其实是徒有其名。

策划应变

1949年3月10日，毛人凤到重庆，召集西南和西北几个省的省站与一些公开单位的负责人，举行三·一七大会。过去军统局时期，是开四一大会，以纪念1932年4月1日特务处成立。但自军统头子戴笠于1946年3月17日飞机失事摔死后，军统便将四一大会改为三·一七大会，以纪念戴笠。可是这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剩下的几个较完整的省，都在西南和西北，眼看解放军即将横渡长江，保密局在蒋介石被迫引退后，也由南京逃往台湾，所以毛人凤便决定到重庆召开这个一年一度的大会。为了欺骗蒋介石，还把这次大会也说成是全国性的，把广西和湖南两个省的负责人也召到了重庆。过去军统开四一大会，连沦陷区的地下组织也派代表参加，派到外国的特务有不少也回来。现在解放区虽也留有少数潜伏特务，却不能让他们参加，因为他们都是好不容易才潜伏下来，出来了就回去不了。

筹备这次会议的，当然是东道主徐远举。他过去对此无经验，知道我在军统局任总务处长时，主办过几次大会，所以要求我早两天到重庆，帮他筹备大会。大会开幕前，毛人凤又指定徐远举为大会秘书长。大会期间，因为毛人凤一再表扬徐远举，使他更加骄傲，经常因为一些小事和参加大会的代表们争得面红耳赤，总是由我出来当和事佬。那次参加的人数虽只有过去的1／5，也有三四十人。这些人中，不少人的学历、资历均比徐远举高，而徐又自以为立了大功，得到毛人凤的赏识，便目空一切起来，大家都很不痛快。

那次大会的主题是讨论所谓“应变”问题，一是加紧在西南、西北地区布置潜伏特务；二是搞“还乡运动”，让从解放区逃出来的特务，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搞潜伏或破坏活动；三是在西南、西北地区组织游击武装，以便解放后打游击。我是三项任务都要承担，既要帮助保密局的潜伏布置组布置潜伏，又要劝说到云南的外省特务，回他们本省去，更重要的是，毛人凤还要我在云南组成一支强大的游击部队。而徐远举只愿担任组织游击队一项任务，准备在四川打游击，认为他在四川地熟人熟，打游击有把握。几天会议下来，各人都分配到一项或几项任务，毛人凤便满意地回去了。

当时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和徐远举关系相当好，徐除促使他在反共方面全力以赴以外，并请他在成都举行“乙种汇报”时，把所有民主党派成员也予以逮捕。王同意他的意见，先后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川南负责人李宗煌和川康地区负责人周从化等抓了起来，送给徐远举去审讯。

云南整肃

1949年8月，蒋介石准备到重庆布置西南地区的军事反共。这时他既不是“总统”，也不再是军事委员会长官，只留下一个国民党总裁的名义，以其职权而论，只能管国民党内的事了。但徐远举为了要加强蒋这次到重庆的声威，便与重庆市市长杨森等共同策划，发动了10来万帮会分子冒充重庆市民，搞了一次盛大的夹道欢迎，博得了蒋介石的欢心。

张群接受了蒋介石的指示后，也跟着召开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扩大会议，指定徐远举作“敌情报告”。徐连夜打电话到昆明和贵阳搜集各地有关人民武装的情况。我用了几乎一个小时，把云南和滇桂边、滇黔边的人民游击队的活动、人数、装备等都详细告诉了他。他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敌情报告，深得张群和与会者的好评。会后他立即打长途电话告诉我，许多与会的高级军政人员，除当面称赞他报告很有内容外，还向他要材料，特别是云南方面的情况，最受人重视。因为我向他提供的许多东西，是报上没有发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