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二）（3）

蒋介石被枪声吓得魂不附体，但并未受伤。他见刺客已死，强作镇定的把手一挥，示意继续前进。留下的几个卫士将陈成身上搜索一通，发现除了手枪外别无他物。卫士向蒋介石报告后，他说：“把他埋了，不要声张。”

侍卫们就地掩埋了刺客，又在山上山下搜捕了一番，除了现场的那把新式手枪和几个已经急匆匆离去的上海客人有可疑之外，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蒋介石电令身在上海的戴笠密查此事。戴笠经过查访，把目标盯在了王亚樵的身上，可是没有证据的他也不敢擅动这位斧头帮帮主，只是放出风来：“如果王亚樵敢对领袖不利，我戴笠一定不会放过他。”

二

“九·一八”事变，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遭到了国人的一致反对。蒋介石为缓和内外，伪称下野退居奉化，实际上暗控军权、财权。此时汪精卫也辞去行政院长，改由孙科临时出任。这时国民党西南各反蒋派欲乘蒋、汪下野，支持孙科改组国民政府，就此赶走蒋、汪。蒋介石密令财政部长宋子文卡住孙科财政、逼孙科下台。于是西南政务委员会萧佛成、太子派马超俊等均至上海，商讨除杀宋子文打破蒋介石阴谋，各方反蒋人士一直推举王亚樵承担。

王亚樵谋刺蒋介石未成，心想转而刺宋，倘若能够得手，既可以惩戒蒋，又可以为陈成报仇。于是他在宁、沪分设两个小组，周末部署了刺宋的行动。

1931年夏，王亚樵于上海蒲柏路大华公寓和华克之、龚春浦、谢文达密议，决定待宋子文来上海北火车站除杀。华克之通知南京“晨光通讯社”觅宋子文近期照片，率张玉华、孙凤鸣、陈成、萧佩伟、陈凤书、朱德兴等守月台，龚春浦率刘刚、龙林、唐明、李楷、彭光耀等把守候车室，谢文达率许志远、黄立群、朱大刚、陶惠吾等守车站大门及天目路，并切断通讯路线。

1931年7月22日，宋子文乘坐专车离宁驶沪。南京组负责人华克之立即向王亚樵发出电报：“康叔(宋子文代号)乘夜车赴沪，明晨准到，望往迎勿误。”7月23日上午，王亚樵即派上海组组员按原定计划分别部署，各部人员领到手枪24支，烟幕弹一个，分赴北站守候。上午8时宋的专车按时到达上海北站。尽管站台上岗哨林立、戒备森严，王亚樵的部属却均已各就各位，密切注视车厢门口。车停稳后，宋子文在其秘书唐腴胪的陪同下走下车来，接着在众人的簇拥下走出站台。这时埋伏在候车室的第二行动小组组长龚春蒲发出“准备伏击”的命令。但是这一天宋子文与秘书唐腴胪均穿一身白哔叽西装，同戴白拿破仑帽，面貌高矮相似。唐秘书夹着皮包走在前面，宋空手随后。行动组长刘刚误以为走在前面的是宋子文，于是向唐开枪。其他组员也随后开枪将秘书唐腴胪击毙。宋子文的卫士当即反击，并掩护宋躲在一根大柱子后面。这时车站警笛狂鸣，秩序大乱，旅客争先恐后奔出站口。龚春蒲亦误认击中，即命张玉华投出两颗烟幕弹，整个月台和出站口顿时烟雾弥漫，行动组人员乘着烟幕的掩护，安全离开车站。在撤出时，他们顺手将预先印好的传单撒向群众。传单在历数揭露了宋的种种劣迹之后说：我们与宋并无个人恩怨，只是执行人民公意，为国锄奸，为民除害，后人称之北站刺宋。刺宋案发后，国民党军警机关四处侦察，但一无所获。

三

“九·一八”事变，蒋介石视国土沦亡而不顾，爱国将领马占山孤军奋战，捍卫国土，蒋介石不发一兵一卒，全国人民纷纷捐献筹款，以人力物力支援马占山。

上海爱国人士沈钧儒、褚辅成、朱子桥、王亚樵、吴迈、李次山等千余人集会支援马占山抗战。王亚樵、李次山负责筹募经费，以财力、物力、人力支援东北抗日。并指派其部属盛瑜去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配合马占山抗战。

1932年1月28日日军蓄意挑衅，十万之众突然袭击上海，宣称24小时占领京沪。我方驻沪的十九路军全力反击，第一次淞沪抗战就此爆发。十九路军的正义行动，受到了上海乃至全国军民的热烈拥护和强有力的支持。上海数百万军民投入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