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军统暗杀杨杏佛案（3）

1927年10月，大学院（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成立，蔡元培出任院长，杨杏佛为副院长，专门研究教育工作。1928年4月，蔡元培创办并主持中央研究院，这是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研究机构，杨杏佛出任总干事。这一时期，他大力支持社会学者调查上海日商纱厂的女工包身制、调查无锡、保定及东北的农村经济。

1931年他亲自到江西进行了几个星期的实地调查，写成一篇客观的考察报告《TheCommunistSituationinChina》发表在7月19日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中文本在《民国日报》（7月17日至21日）连载时题目译为《赤祸与中国之存亡》。这篇报告首次向世界报道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实际情况，报告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第二部分报道了8个苏维埃区域的情况，第三部分介绍江西苏区红军成长的过程和三次反“围剿”的状况，结论指出“围剿”只能是治标的办法，只有避免内战，实现真正的三民主义，才能建成独立自由的中国。文章发表后，当局极为震怒，刚刚印好的中文合订本尚未全部分发就被收缴销毁。无疑这篇考察报告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美国红色记者斯诺正是看到这篇报告，才激发了亲自去苏区采访的强烈愿望。他在《西行漫记》的注文中还专门提及这篇报告对他的影响。这也是杨杏佛后来遭到暗杀的主要要原因之一。

“九一八”事变后，杨杏佛等人积极主张抗日救亡。1932年1月28日，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入侵日军时，杨协助宋庆龄创办国民伤兵医院，救护治疗伤病员，同时集合上海科技人员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帮助军队准备后方工作。

1931年12月29日国民党左翼领袖邓演达被蒋指使特务逮捕后秘密杀害，消息传开，群情激愤。邓演达之死作为蒋的秘密特工侵犯公民权利的又一个例子，使反对政府侵犯人权的斗争更加激烈了。加上对蒋介石一派消极抗日的不满，1932年夏，与宋庆龄、蔡元培等在上海筹备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这是一个专门保护与营救所有抗日爱国“政治犯”，争取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的爱国团体。同年12月，同盟正式成立，任总干事。主持日常工作，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参与组织营救被非法逮捕的共产党员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次年1月17日，同盟上海分会成立时，任执行委员。1月下旬又去组织同盟北平分会，并考察北平各监狱及被关押的政治犯生活情况，呼吁废止种种侵害人权的反动法律、法令。3月，与宋庆龄等一起推动上海20多个进步团体组织了国民御侮自救会，号召团结抗日力量，反对国民党妥协投降。傅国涌先生曾言：“如果说宋庆龄、蔡元培是民权保障同盟的精神领袖或者说灵魂人物，那么杨杏佛就是同盟的实干领袖，是实干家。”如果缺了杨杏佛这样执著精干的人物，民权保障同盟就不会有如此大的作为。

杨杏佛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工作之日起，就一再遭到国民党当局的威胁恐吓。1933年5月间，特务又给杨杏佛寄去一封装有子弹的恐吓信，要他立即退出同盟，否则将采取强硬手段。杨杏佛早已将生命置之度外，对此不予理睬。杨杏佛在反动派的压力和恫吓面前，英勇无畏，坚持斗争，为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为反对国民党的非法拘禁和杀戮，做了大量的工作。蒋介石决意除掉杨杏佛，以威吓民权同盟领袖。

所以长期以来，人们对杨杏佛被杀的原因都持“杀杨儆宋”说，蒋介石以刺杀杨杏佛，来警告宋庆龄和蔡元培。根据沈醉的回忆是这样的：“1933年6月18日早上，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发生的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先生被暗杀身死的事件，曾轰动一时，极为各方面所重视。这是戴笠所领导的特务在上海租界内所干出的第一次血腥罪行。多年以后，一直为军统特务们所最爱津津乐道的“杰出之作”，而局外人却很少了解其内幕。蒋介石当时决定杀杨，最主要的原因是要以此威吓宋庆龄先生。自1933年初，宋所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杨杏佛担任同盟的副会长兼总干事，他们即为蒋介石所厌恶，亟欲除之而后快。但因对宋直接下毒手顾忌尚多，乃决定杀掉一个“适当”的人来对宋进行威吓。加上杨于1933年春天曾到华北等地进行过一次活动，鼓吹人权、保障同盟的神圣任务，针对蒋介石种种蔑视人权、无法无天的做法进行坚决斗争，并极力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团结抗日。这与蒋介石的政策完全相反，成为他被害致死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