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郑继成刺杀张宗昌案（4）

四

张宗昌主鲁，实为“祸鲁”。他主鲁的三年，成为山东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最黑暗、最腐朽的阶段。张宗昌从1925年5月到济南接位。到1928年4月兵败逃往日本，三年内，在山东不断扩大军队，横征暴敛，草菅人命，在山东历史上创下了空前绝后的暴行记录。

他任军务督办期间，政治腐败、劣迹斑斑。他在军政各部门安插亲信，排斥异己，建立起自己的官僚、军阀机构。他令其两个姨太太分掌督办、省长公署印信。对于前来投奔的老乡，不论品行如何一律委用，形成庞大的“掖县帮”。“会讲掖县话，就把马刀挂；学会掖县腔，能把师长当”，就是这种情况的真实写照。张宗昌一伙官僚、军阀极力维护封建礼教，在山东掀起了一股尊孔读经的复辟逆流，他们还严密控制新闻报纸和社会舆论，为维护其反动统治，不惜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残酷镇压革命运动。他镇压了青岛大康等日本纱厂的工人罢工，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青岛惨案”；屠杀了李慰农、鲁伯峻、胡信之等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残酷镇压了山东农民红枪会组织的反抗斗争；他甚至滥杀无辜，杀人如麻，手段残忍，令闻者色变。民间流传“切开亮亮”、“听听电话”的谚语，因为这是张宗昌的酷刑之一。所谓“切开亮亮”就是把人的脑袋切开晒太阳，“听听电话”就是把人头挂在电线杆上。这些酷刑不断的落在人民的头上。

张宗昌在经济上更是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搜刮人民的血汗来维持他巨大的军费开支。他先从金融方面入手，设立山东银行，垄断金融业务，巧立名目，滥发纸币，山东顿成纸币世界。同时加捐征税，其间山东捐税计有五六十种之多，如：地丁军事善后一次特捐、漕粮一次善后特捐、地丁军事特捐、漕粮军事附捐、李董堵口附捐、赈济附捐、河工特别附捐、汽车路附捐、营房捐、军事借款、善后公债、烟酒税费特捐、纸币执照捐、烟种捐、烟苗捐、张宗昌生祠捐、张宗昌铸铜像捐、养狗捐、人口捐、青菜捐、娼捐、狗捐……时人撰联讥之曰：“自古未闻粪有税，而今除却屁无捐。”他督鲁一年，税收已经征到13年以后的1939年了，引致民怨沸腾。他还向银行、商会及其他机关借款，实则借而不还。张宗昌督鲁的三年即敛财3亿多元。他搜刮的钱财，一部分用于战争，其余则用于挥霍，其生活极其奢华铺张，荒淫无耻。时人谓其有“三不知”，“一不知兵有多少，二不知钱有多少，三不知姨太太有多少”，这就是“三不知”将军的来历。

张宗昌拥有庞大的军队，他不明吏治之道而又穷兵黩武，争城夺地。张宗昌督鲁后，已被北京政府提为上将军，但他除了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外，并不多顾政事，他更多的还是参加军阀混战。他到任不久就爆发了浙奉战争、鲁豫战争，他在军阀间分离联合，战事频起。1925年9月，自称五省联帅的孙传芳联合吴佩孚反奉。10月，张宗昌立即进兵抵抗。他依靠白俄部队的装甲车，曾俘获了孙传芳的一个前锋团。但在安徽固镇一战，张部大败，老五师师长施从滨被俘杀害，白俄队也几乎消灭，张宗昌只好退回济南。同年，他将自己的部队河直督李景林部联合，组成直鲁联军，与吴佩孚言归于好，联合进剿冯玉祥的国民军，迫使冯部从北京南口退出。

连年征战，军队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东人民陷入痛苦的深渊。当时百姓中流传的民谣，即道出了人民的切齿之恨：

“张宗昌，坐山东，山东百姓受了坑；不怕雨来不怕风，就怕兵来一扫清！”

“张督办，坐济南，也要银子也要钱；鸡纳税来狗纳捐，谁要不服就把眼剜！”

“也有蒜，也有姜，锅里煮的张宗昌！也有葱，也有蒜，锅里煮的张督办！”

三年之内，人民反抗张宗昌的斗争接连不断，此起彼伏，农民造反，工人罢工，学生上街，士兵倒戈，张在山东的统治岌岌可危。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就任安国军大元帅，并宣布成立安国军政府，张宗昌被任为安国军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团军团长。张作霖趁宁、汉分裂之机，派张宗昌率军开赴陇海线一带对付冯玉祥军队，双方在徐州交战，张宗昌部损失惨重。张作霖急电严斥张宗昌“久战无功”，张宗昌恼羞成怒，于10月上旬，与冯军再激战于河南兰考一带。张宗昌师长潘鸿钧用计诱降了冯军之旅长姜明玉率部倒戈，逮捕了冯军第八方面军副总指挥、军长郑金声，押解济南。张宗昌获胜，大喜，下令枪杀郑金声，众幕僚劝阻，说“名帅不斩俘将”，但张宗昌执意要杀。而这一杀，也像孙传芳斩杀施从滨一样，使自己在数年之后招来了杀身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