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一个全新政党，通过议员竞选控制国会，组建纯粹政党内阁，从而实现民生主义，维护民主共和国制度。孙、黄两位先生不以为忤，思忖再三，最终还是同意了宋某的见解。

“对于同盟会改组，当时很多老会员是强烈反对的，认为同盟会系我党同志数十年流血牺牲造就而成，今日当以生命维护荣光，岂能轻易改名？改名之后，闻讯失声痛哭者大有人在，像广东同盟会更是拖延至月前才刚刚改名。现在同盟会之名已改，执政党之实未得，如果党内同志群情激昂陈书上请，你觉得理事会将如何处置我？”

仇亮喉咙有些发干，涩声说道：“你现在就是代理理事长，理事会又怎么敢处置你？”

宋教仁却没有回答仇亮的问题，而是自问自答道：“只怕难免会有人要借宋某项上人头一用吧？反正还有很多人觊觎我这个代理理事长的位置！”

仇亮很想问问是谁敢借他的人头，但最终没敢问出来。

从那天开始，宋教仁虽然仍在宁沪各地演讲，口风却为之一变，除了继续高谈阔论纯粹政党内阁外，开始大肆抨击起袁世凯、赵秉钧政府来。比如他在国民党南京支部欢迎会上就尖锐指出：

“自民国成立至今已有两年，但纵观政府所作所为，除了义务教育之外，几乎无一善政可言。有些方面不仅毫无善政，甚至是毫无作为、害国害民，比前腐朽昏聩的清政府更加颟顸，比如财政问题。

“可以这么说，政府对于财政的支出与预算全无半点计划。如今国内军费日涨，对外赔款又重，致使国库空虚、财政拮据，面对如此局面，各级官员皆一筹莫展无计可施，真真算得上是‘司农仰屋’了！而财政总长只知道向各国银行团借款，今日五百万，明日一千万，以此缝缝补补的办法勉强维持政府运转。列强现在也知道中国的窘境，经常以借款为条件，千方百计要挟政府以达到索权割地的目的。

“为什么政府会对如此重要的问题置若罔闻，半点不萦于心呢？原因就在于他们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很快即将逊位交权，所以对任何问题都敷衍了事。最后，他们把难以收拾的局面交给了下届政府，遗祸千秋万代。如果我们现在批评他们，他们还会振振有词，称之为‘维持现状’。

“什么叫维持现状呢？好比有个病人生命垂危，路过的医生见到后却不肯对症下药，只肯开一剂参汤勉强维持病人的性命，维持病人当前的症状。我们能说这位医生尽到了医者的责任么？显然不能！所以说，维持现状就是当今政府最罪无可绾之处！”

宋教仁的尖锐批评引得舆论一片哗然，很多人以为他大力批判旧政府的目的，是为将来自己组阁营造舆论基础，扫清执政障碍。但同时也引起包括孙元起在内的很多人的猜疑：国民党尽管是国会第一大党，但在参众两院只得到34%的席位，远远没有达到简单多数，怎么就这么笃定自己能够组阁执政呢？

孙元起尽管疑惑，但为了在第二届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拟定未来一年的工作打算，还是很客气地向宋教仁致电，隐晦地表明了合作的愿望。信中写到：

“遁初理事长大鉴：京华违教，忽忽数月，仰望之诚，与日俱增。兹者正式国会召开在即，京城之中谣言四起，人心动摇，时事儳焉不可终日。当此千钧一发之时，匡扶之力全恃贤弟。而国家建设大计亦亟待商筹，万恳即日力疾来京，主持一切，以救危亡。至祈勿却为盼！孙元起顿首。”

作为宋教仁以前的老领导，孙元起觉得自己的姿态已经够低的了，他多少应该给点面子才是。谁知过了三四日，宋教仁才勉强回电，上面只有干巴巴的几句：“高情厚谊感佩莫名，然沪上事务繁杂，京中政局晦暗难明，须择机方可北上。冒犯之处还请海涵。即颂我公大安！”如此程式化的回复，让孙元起很难寻摸明白其中的具体意味，杨杰、陈训恩等人也难以说出子丑寅卯来，杨永泰甚至怀疑国民党是不是跟共和党勾搭上了。

估计在这个世上，只有仇亮才知道宋教仁这番举动的真实意图：

发表抨击袁世凯、赵秉钧政府的言论，一方面是在虚张声势，以预备组阁执政的姿态压制党内的分裂势头以及反对言论；另一方面就是在拉仇恨，希望通过挑起袁世凯、赵秉钧的怒火，为组阁失败找到合理的借口，也希望通过袁世凯、赵秉钧的怒火能让国民党感到强大压力，从而消灭分歧团结起来一直对外。

至于不敢进京和孙元起会晤，道理更简单。现在宋教仁就是在吹肥皂泡，稍微轻轻一捅，闪烁着五彩六色的气泡就会炸裂，哪里敢和孙元起当面锣对面鼓地斗宝？——当然，即便孙元起不捅，肥皂泡也会自己炸裂的，因为正式国会4月份就要正式召开，距今最多也不过两个月的时间。

为了好友，也是为了自己和政党，仇亮决定助好友一臂之力。

身为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本来就是位于金字塔顶端，屈指算来，真正能救他的人并不是很多。在这不多的人里，排在第一位的毫无疑问是国民党正牌的理事长孙中山。

可现在孙中山在哪里呢？(未完待续请搜索，小说更好更新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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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〇四、谁家独夜愁灯影（上）

孙中山是公众人物，国民党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基本上类似于新闻联播的前十分钟，等同于是他个人的起居注，所以他的行踪居止根本不用刻意去查，翻翻报纸就能轻松找到。

那孙中山现在究竟在忙啥呢？原来早在国会复选结果出来的第二天，他便以考察日本铁路及工商业状况为由，乘坐“山城丸”邮轮离开上海赶赴日本。

在一般的报道中会提到随行者有马君武、戴季陶、袁华选、何天炯、宋耀如等五人，但仇亮却敏锐地在一份不起眼的小报中发现，随行的还有一个日本人：山田纯三郎。作为同盟会的老会员，仇亮对这个人名自然不陌生，但更熟悉的还是他的兄长——被孙中山称为“外国志士为中国共和牺牲者之第一人”的山田良政。

山田良政是老牌的日本军方间谍，早在中日甲午战争之际，就以任陆军翻译官身份活动于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