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室友们却愈加焦虑。
“……任何物质的封闭程度都取决于它在系统中的消耗速度,和它在不完全封闭状态下的流失速度。”娜塔莎老是念叨着,像祷告似的,还不时瞅我一眼,满脸的无可奈何。因为我不愿一天花上几个小时和她们一起。
灯光打在小小的桌子上,玛丽·安娜伏在计算机屏幕前复印数据……“物质封闭系数K取决于K等于I减e大于E……”
整个系统的封闭是所有循环利用物质封闭程度的复杂综合。
但是她们想尽了办法,怎么也达不到那么高的系数标准。我也在绞尽脑汁地想办法。当然,完全的封闭不符合自然规律,哪里都不存在完全的封闭,除非把宇宙视作一个整体。即便在宇宙,每次大爆炸都无疑比上一次小一点。在星际飞船上,应当对泄漏的物质进行废物回收。她们对海藻和海藻反应器中积压的腐殖质束手无策。她们无法彻底回收尸体(动物或人的尸体都不能).某些矿物……如果能被重新放回系统中,使之有利于把某些东西转化成为主流循环的东西就好了……因此,我们不停地工作,变异细菌、测试细菌,在生物化学过程中折腾来折腾去,想培养出一条首尾相接的蛇,它将在星河中活蹦乱跳。
有天晚上她们都出去了,我把完整的计划方案打印出来,填上我自己估算的数字,结果我找到了积压物打破系统平衡并足以摧毁系统的界点。我赢得了大约七十年的时间。
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她们总算如愿以偿了。但是宇宙如此之大,她们还得精益求精才行。
有一天,大概是警船飞过之后的一个星期,我正在琢磨着封闭这个问题,安德鲁·道金斯、艾尔·诺德霍夫和华伦斯基在大厅里把我拉住了。道金斯看上去又肥胖又虚弱,好像水土不服似的。
“我们听说你帮助叛乱分子逃脱了近在咫尺的委员会警察飞船队。”他指责道。
“谁告诉你的?”我说。
“船上都这么传。”他忿忿地说。
“都是谁在传?”我问道。
“那无关紧要。”华伦斯基说话简洁明了,但是口音很重,“问题在于,上个星期五我们三个人被关起来的时候,委员会警察是不是正好经过?”
“是的。”
“你是不是参与了躲开他们的谋划?”
我细想了一下,对呀,我是参与了。我想让人家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直视着华伦斯基的眼睛说:“你可以这么说,是的。”说完,一种陌生的感觉油然而生……“你竟然帮他们逃脱了追捕!”道金斯咆哮起来,“要不然我们现在已经自由了。”
“那可不一定。”我说,“只要这些人一反抗,警察就会把我们都炸成灰。没准儿我还救了你们一命呢。”
“问题是,”华伦斯基说,“你帮助了叛乱分子。”
“你一直都在帮助他们。”道金斯说,他差不多是非常明显地流露出了敌意,我真搞不懂为什么。“你在发报室的战斗中扮演了一个骗子的角色,是不是?想方设法赢得我们的信任。正是你把我们的计划泄漏给他们,现在你就在帮助他们。”
我忍住没有指出他的指责毫无道理。正如我所说,太空船上有的是偏执狂。“你怎么认为,艾尔?”我傲然问道。
“我认为你是个叛徒。”艾尔·诺德霍夫非常平静,我感觉得到。
“等我们回火星去的时候,”华伦斯基开腔道,“你的行为一定会众所周知。如果你还想回去的话,你也没资格指挥返程飞行。”
艾尔的话令我十分震惊,但我还是坚定地说:“我要回火星。”
“你吗?”道金斯冷笑道,“你能肯定到时候你还能从奥勒格·戴维达夫的床上脱身吗?”
“安德鲁!”我听出了艾尔的不满,这时我选择了去餐厅的另一条路,啪啦、啪啦、啪啦地疾步离去。
“他妈的女叛徒。”道金斯在我身后大骂。他那两个同伴在劝阻他,我赶紧拐了个弯,终于听不到叫骂声了。
我给这次会面搅得心神不安,意识到自己正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我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压成何种样子),我在餐厅外面的休息室套间里徘徊着,周围的色调从秋天渐渐接近冬季:呆板的褐色,更多的银色和白色。在用挂毯装饰的走廊里,在满墙晦涩难懂的挂饰当中吊着一块通讯屏幕,上面写满了消息、节目和笑话。
我在屏幕前驻足,有一句话映人了我的眼帘:“只有在社会出现全面紧急情况的压力下,才会有效地随之产生适当的、可供选择的技术性策略。”
哎呀,我想,这是哪个散文家写的?往下一看……作者是一个叫巴克明斯特·富勒的人。
引文接着说:“在这里,我们目睹了思想高于物质,人类摆脱了一些地域界限所带来的特性的限制。”
说得一点也不错。
通讯屏幕上有一部分是空出来给星际飞船起名字的。任何人都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色彩和字体,把名字敲进屏幕的空格里,屏幕上都快挤满了。大多数名字起得很差劲,什么“第一”、“一”、“星际飞船”等等。其他的要好一些。其中当然少不了引经据典,如“方舟”、“圣马利亚”、“康—提基三世”和“因为它在”等等;有把两艘飞船的各半个名字合而为一的……如“莱达尔哥”、“海蒙托夫”—一我想这倒可能被选中。屏幕正中央的名字听说是戴维达夫起的:安妮卡鲁斯,我喜欢这个名字。还有“超钚”,听上去就像是太空里的吸血鬼。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名字是用西墨尔字母拼写的,我可译不出来,大概原先都是用俄语拼写,不过看上去都不错。
我一边看着这些名字,一边想着所有关于戴维达夫、斯旺、布雷顿、道金斯还有华伦斯基的事情。假如我返回火星的话,麻烦就大了……我不回去呢?我什么时候回去!我突然感到莫名的烦恼,一阵冲动,也在屏幕上添了个名字,用最大的字体、最显眼的黄颜色在戴维达夫起的名字下面写上“傻瓜船”,多么恰如其分。我们将用自己的所作所为来验证这个讽喻,而在这些最突出的人物当中我是最惹眼的。想到这里我哈哈大笑,尽管我知道这是无理取闹,町我感觉好多了,这才去吃饭。
然而第二天那种压抑感又卷土重来,我觉得自己像一大块被送往钱托内去的球粒陨石。我生命的进程被这次事件改变了,再也没办法使之复原。我选择了一条全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看来越来越有可能导致最终的毁灭。这种压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