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不卫生、不讲道德地习惯，而爱尔兰人则利用了这些缺点。宣传中国人带来了传染病。加州的政客为了争夺爱尔兰人的选票，也故意夸大了这一点。

而那些富裕的华人更是一群混蛋！他们了解华人的弱点，知道他们宁可在美国受到同胞的剥削也不愿意回国挨饿，所以刻意地压低华工的工资，利用敲骨吸髓的压榨来降低生产成本，从而获得商业竞争上的优势。这个就引起了美国工商界的普遍反对，可以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而这个法案是那些嫉妒心作祟的爱尔兰人、愚蠢无知的美国公民、别有用心的加州政客和那些丧尽天良地中国商人一起合作的结果。

美国人的思想普遍被舆论控制。而报纸上充斥着华人地种种不卫生、不讲道德，破坏自由经济体系的报道，中国的思维方式和美国又有非常大的不同。中国人普遍不愿意和美国主流社会交流，华工们更是希望在美国赚到钱就回国去，即使是富裕的中国人也是从来不出声音的，他们只会敲诈同胞身上最后一个铜板。所以，美国公民就以为中国是个非常落后而且道德沦丧的国家，华人是比黑人更劣等的民族，这就是《格力法》能够顺利在加州议会和联邦国会通过的原因。”

康格侃侃而谈，庄虎臣越听越不是味道，美国在西部开地时候。缺乏劳动力，就到处招收华工，等到铁路修完了，华工就没用了。随着美国经济的衰败，针对华人的憎恨被州长约翰•彼格勒政治化，他将美国的不幸归咎于华人苦力和186年和1869年间签约建造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华人劳工。

政客们都会这一套，一旦国内出现问题，不是想办法积极解决，而是将祸水推到某个种族或某个阶层。引开公众的注意力。犹太人在世界上几千年的苦难，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现在轮到华人了，犹太人是因为没有祖国被人欺负，而华人是有祖国也不起作用。

白人的种族歧视固然已经够可恨的，而那些对洋人奴颜婢膝，却对本国穷人敲骨吸髓地富裕华人就更不是东西。在庄虎臣的记忆里，直到一百年以后，在欧美国家的华人黑帮。也只敢欺负华裔。对白种人连毛都不敢碰一下。

康格又倒了杯酒喝下去，苦着脸道：“其实。美国和其他通过排华法案的国家，都明白华人对于这些国家的利益巨大，《纽约时报》就认为，美国应该是全世界人民的收容所，决不应该因为克勒特人（指反对华工最力的爱尔兰工人）不喜欢这些蒙古种人，我们就也表示不欢迎。哈佛大学的教授拉菲尔•庞贝利就呼吁美国人民应“从国家的朝日初升地清晨，向迷雾笼罩着地未来看一看，要看到华人移民对美国未来的巨大利益。”工厂主就更喜欢华人了，因为华人又勤劳又便宜，而且从来不参加工会和企业家捣乱

庄虎臣听着差点晕了过去，原来排华法案地急先锋就是“工人阶级”和工会，爱尔兰工人在工会的暗中组织下，对华工实行暴力攻击，美国、澳大利亚政府有时甚至不得不出动准军事部队才能镇压下去，以解救那些侥幸没有伤亡的华工。而那些雇佣了华工的企业主，则被激进的工人组织妖魔化为“民族败类”，甚至受到了“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保护委员会”之类激进的恐怖组织的暴力威胁。

而恰恰这个时期，德国和俄国看见日本的崛起，深深的忧虑一旦拥有巨大人口优势和资源优势的中国和已经掌握了新技术的日本联合，必将让西方白人对世界的统治体系土崩瓦解。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干出了最不明智的举动，动了甲午战争。

就在三国干涉还辽，满清朝廷对德国、法国、俄国感恩戴德的时候，威廉二世下令德国画家克纳科弗斯，绘制了一幅油画，作为国礼。赠给了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并且大量印刷，成为欧洲历史上最为家喻户晓的“艺术宣传品”。

这幅油画地名字就叫做《黄祸》，画面上，乌云密布，烈火熊熊。一个菩萨（指日本）正骑着一条巨大的火龙(指中国)，从悬崖那边飞奔而来，这边，一名天使（指日耳曼民族）正手执闪光宝剑，在欧洲各民族的簇拥下，出了呐喊：“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

为了将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仇恨更加深化，德国和俄国在中国、日本间开始了合纵连横这一套，而此时正沉浸在甲午战争失败的悲痛和屈辱中地中国。很需要得到一个温暖的怀抱，即使这个怀抱来自金碧眼的“西洋鬼子”。

当李鸿章出访欧美各国时，他颊骨中残留的那颗日本子弹。不断地提醒着他：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中国龙是准备将北极熊当做兄弟来看待的，作为李鸿章出访的站，俄国上演了“加冕典礼搭台、中俄盟约唱戏”。李鸿章多次受到沙皇接见，有时完全是极度机密的会谈，只有沙皇、李鸿章及担任翻译地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三人。而在对日的同仇敌忾氛围下，大清国那些从来难以形成共同意见的洋务派和保守派，第一次唱响了同一歌，翁同在日记中说：“联俄结俄之事。同已视为必然。”

和李鸿章政见一直不和地张之洞、刘坤一也都纷纷要求接好俄国，对抗日本。在李鸿章离京前，翁同居然登门拜访了这位政敌，密谈联俄大事。而李鸿章从俄国所回的所有密电，均由翁同与张荫桓亲自译码，连军机章京都不能经手。另一政坛大佬张之洞也认为，遍看列国，只有俄国能“立约结援”，为此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中俄密约》在友好气氛中迅速地签订下来的。“黄祸论”在那一时刻，矛头指向只是日本。

德国人则采用了一种更为简捷、“技术含量”更低的方式，展现了自己的好恶：参加完沙皇的加冕典礼后，中日特使李鸿章和山县有朋几乎同时到访柏林，一个受到了国家元级别的最高礼遇，一个则备受冷落，甚至因此令德国的反对党对政府出怒吼，认为政府的“厚中薄日”是一大错误。

德国人对李鸿章地关照可谓无微不至，安排他下榻于著名的恺撒宫。“凡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莫不投其所好”。甚至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