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创文社，1983年”
（25）吴仰湘《汉初“诛吕安刘”之真相辨》，《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8年o1期
（26）（56）吕思勉《秦汉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27）（35）汉书《高后纪》
（31）汪文风《周勃‘厚重少文’之谬兼及金口玉言之不足信》，《益阳师专学报》第1期
（32）秦学颀《汉初政治格局与诸吕之乱》，《重庆师范学报哲社版》一九九二年第四期
（36）（46）（55）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41）梁玉绳《史记质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42）郭嵩焘《史记札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
（43）（45）（52）谭浩《“安刘”与汉文帝即位的历史真相》，《柳州师专学报》第3期
（44）陈玉屏《西汉史上的一桩疑案》，《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第9o期）
（48）（49）史记《孝文本纪》
（5o）史记《律书》
（57）汉书《高五王传》
（58）周聘《吕氏在秦楚之际的战绩考证》
（59）朱东润《史记考索（外二种）》之《读〈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书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一版
（62）陈玉屏《“绛侯系狱”的真正原因》，《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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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豪门：吕氏家族在汉朝建国中的作用
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及《吕太后本纪》中，司马迁对吕太后之兄吕泽的定语是"兵佐高祖定天下"。但仅有此定语，而无实际战功，则不足以服众。是否因为吕泽是吕太后之兄而享有了其不应该享有的名望呢，抑或另有隐情，其实际战功被人为地淡化了。细考《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吕氏战功受到人为淡化的可能性更大一些。现根据有限的史料，让我们来看一看，吕氏在秦楚之际究竟做了哪些事情。
一、吕氏在反秦战事中的作用
有关吕氏主要是吕泽在反秦战事中的作用，史无明文，而依《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的说法，吕泽也仅是以刘邦客的身份参与反秦事业的。此界定显然与其佐高祖定天下的评语不符。根据《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东武侯郭蒙"属悼武王，破秦军杠里、杨熊军曲遇"一事，吕泽肯定是带兵将领。值得一提的是，郭蒙是在反秦战事中唯一被明确标识为吕泽部下的人。而这正说明吕泽是一支独立部队，因为所有没有标明属性的功臣，都被理所当然地认为属于刘邦。只是在考虑到吕氏有一支独立部队，那些原本被认为属于刘邦的功臣，或有相当一部分要考虑其是否属于吕泽了。那么，其在反秦战事中究竟起过什么作用呢？现只能从刘邦及其核心武将的战绩之外寻求被历史遗漏的蛛丝马迹。
根据《高祖本纪》及《曹相国世家》、《绛侯周勃世家》、《樊郦滕灌列传》，刘邦起兵之初的作战轨迹大致可以确定。但《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一些人的早年事迹，则与上述内容不符。具体来说有傅宽、靳歙、陈？、丁复、郭蒙、雍齿、蛊逢、王陵、高邑、靳？、冯？诸人的早年事迹不符合刘邦反秦的作战轨迹。
据《高祖本纪》，刘邦于秦二世元年九月起兵，此月为当年的最后一月，刘邦的作战似只有战胡陵、方与（《汉书》将此事放在二年，与《秦楚之际月表》同），余均不可见，亦不可能。而阳夏侯陈？是此年从起宛朐，信武侯靳歙亦从起宛朐，只是靳歙起宛朐之时间不详，估计与陈？同时的可能性较大。既然刘邦此年（甚至在秦灭之前）没有在宛朐作战，那么陈、靳二人在宛朐追随吕泽的可能性就相当大。阳陵侯傅宽从起地横阳，亦非刘邦作战轨迹，且其从属时间不详，估计也存在从吕氏起事的可能性。其时间或者是秦二世二年、三年刘邦部定魏地时的事情。至于东武侯郭蒙则明显为从吕氏起事者，则吕泽的作战路线与刘邦时有吻合，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刘邦功臣汾阳侯靳？"以郎中骑将前二年（即秦二世二年）从起阳夏"，而阳夏又不在刘邦部的作战轨迹之中。与阳夏地望相近处为雍丘，估计刘邦与项羽战李由于雍丘时，吕泽在阳夏作战。很显然，靳？只是追随了刘邦势力的支流，亦可能即吕泽部。在前二年加入刘邦武装的功臣还有谷陵侯冯？，起事地点为柘，此地在刘邦及其主要战将的作战轨迹上均无所见，则可认为其以加入吕泽所部而间接加入到刘邦的阵营。基本上可以断定，吕泽在反秦时期是一支与刘邦部有密切联系，又具有一定独立成分的武装。而到了楚怀王命令刘邦西进击秦时，吕泽所部也相机配合刘邦部的行动。并且其作战范围出了西进的限制，甚至于可以考虑其是否参与了过河救赵的战斗。
刘邦功臣中还有一些人的出身和职衔颇能令人想象其非刘邦核心部队成员。如阿陵侯郭亭、菌侯张平均为秦二世元年从起单父，厌次侯元顷于秦二世元年从起留，而如前所述，此年刘邦的作战半径还没有波及上述地点，只是在秦二世二年，刘邦才于上述地点作战。倒是吕氏的作战范围到过单父，其证据为《惠景间侯者年表》有成陶侯周信，其"以卒从高祖起单父，为吕氏舍人"。这里单父与吕氏得到了有机的联系。如果说上述记载是可信的话，只能认定以上人等所加入的是吕泽部队。功臣表中有一个称呼曰"连敖"屡屡出现，笔者以为此官职属于吕泽所独有（或其部以此官职命名者众多）的可能性较大。《惠景之间侯者年表》中有俞侯吕它父吕婴以连敖从高祖破秦，日后，又因与吕氏有牵连受诛。这人极可能是吕泽的部下甚至族人，该表又称此人功比朝阳侯。而朝阳侯华寄又恰好是以连敖入汉。所谓功比某人，往往表明两者经历战功相似，有较多的可比性。前面提到的郭亭也是连敖身份，而且极可能为吕氏部属。《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就称，河陵侯郭亭"定三秦，属周吕侯"，透露出郭亭的早期归属或就是吕泽部下。另外有连敖身份者还有隆虑侯周灶，广严侯召欧，祁侯缯贺，煮枣侯赤以越连敖从击秦。当然，刘邦部也有可明确指认的连敖，即入汉后的连敖韩信。但入汉之后，刘、吕两部应该合为一体了。
功臣官职或出身中还有"二队将"、"越户将"、"越队将""慎将"人等若干，笔者以为他们可能大部或全部与吕泽有联系。因为除了二队将，，还有上队将之称，祝阿侯高邑即是以上队将入汉。是否可以把吕氏所属部队看作为刘邦的二队，此问题向来无解，但也应该存在这个可能性。因在司马迁的叙述中，似未将吕氏铁定为刘邦的部下。所谓"客"也好，"兵佐高祖定天下"也好，均表明了吕氏拥有某种自由度。不知此自由度是吕后掌权后刻意美化自己家族，还是事实原来如此。今不妨把各种可能性都考虑在内。这种身份的人有河阳侯陈涓二队将，东茅侯刘钊二队将，柳丘侯戎赐二队将、海阳侯摇毋馀越队将，博阳侯陈濞刺客将，东武侯郭蒙越将军，贳侯吕元越户将，曲成侯蛊逢二队将，绛阳侯华无害越将，等等。如果吕泽所部并非天然是刘邦的部属，则其称二队亦甚相宜。
在刘邦功臣中还有两人为不愿属刘邦者，他们的早年经历尤其值得关注。其一为王陵，其二为雍齿。在《陈丞相世家》中，王陵被描述为独立起兵于南阳，一直到汉攻楚时才加入到刘邦阵营。事实上，他也是追随刘邦起事于丰者。《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的记载表明了这一点，"王陵以厩将别定东郡、南阳，从至霸上"，与《陈丞相世家》不符。那么真实情况很可能是王陵与吕泽在一起作战。这种可能性极大，因为王陵过去的地位当在刘邦之上，起义后不愿属刘邦，亦在情理之中。王陵事迹的歧记，或都有一部分真实，非可视任何一种为凭空捏造。因为其既不愿意属刘邦，却又是从起于丰者，这就存在追随吕氏起义或始终与吕氏在一起的可能性。如果从《高祖本纪》及其他人的专门传记中，看不出刘邦部在反秦战事中有分开作战的迹象，唯一的例外是郦商在刘部攻克南阳后别将定汉中。但根据王陵的事迹，刘邦部或曰刘邦系列的部队肯定有分兵作战的事实。刘邦所部也曾于西进途中与秦朝的东郡尉部生激战，但最乐观的记载也只是大破东郡尉军于成阳或成武南。比之王陵的"定东郡"尚有一定的差距。当时刘邦部众多核心将领尚未能独当一面，估计王陵亦不得有此殊荣。尤其是其别定东郡之说，表明其与刘邦部的战东郡尉并非一事，那么，王陵当属于一支独立部队。如果王陵部队不是吕氏之外的部队的话，那么极可能与吕氏是同一支部队。于是，吕氏也应有定东郡的功绩。笔者曾作《刘邦西行入关的战争线路与历史功绩辨析》，指出刘邦在正式出击前曾为援赵楚军作过开辟前进线路的贡献。其中的主要战斗即为击东郡与王离军，刘邦部的主要将领曹参、樊哙等均参加了此行动。但其后，刘邦就移师昌邑一带，而不及定东郡。如果王陵是与吕氏协同作战的话，那么，吕氏在西进时与刘邦部配合作战的意图就相当明显了。在刘邦不及定东郡的情况下，或因为其有更重要的战略使命要完成，由吕泽部接手继续在东郡的战斗，亦甚合情理。只是，王陵与吕氏的关系也不是如此轻易能定的。吕后称制时期，王陵坚决反对王诸吕，就不支持其曾为吕氏旧部。但其从起于丰，又不愿意属刘邦一事，终究要有可协调之人之地使之可以容身。不仅如此，吕泽、王陵部还有可能继续为援赵楚军扫清道路，甚至于跟随过河击秦。从地理上说，这样做也非常合理。因为项羽率军北上的同时，刘邦率军南下，两军似应有一个交会时机。还应指出，项羽过河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其有过战斗，那么其道路的开辟却必须有人完成。也许吕氏就是在这一时刻协助项羽渡河攻秦，项羽当时是楚国上将军，他有权征用刘邦的部队或其盟军。刘邦在西进前曾击秦于白马，此地为今河南滑县，就在黄河南岸，此举的意图是否有迎接吕部回归的作用，已不得而知。应该说这种可能性存在。因为刘击白马为秦二世三年二三月间的事，此时距项羽破秦于钜鹿已过了三月，吕氏从河北前线撤下亦无关紧要。也就是说，日后的刘邦定南阳之战，吕氏也会参加。
雍齿为刘邦部的叛徒，在秦二世二年时，他背叛刘邦，以刘邦不多的根据地之一丰投降了魏国。刘邦得项梁人力支援后，收复了丰，雍齿就逃到魏国去了。但到了秦二世三年，他又重新加入了刘邦部。刘邦对雍齿恨之入骨，甚至于到了已对雍齿论功行赏后，还不肯宽恕当年曾追随雍齿叛变的丰地百姓。如此看来，雍齿再度加入刘邦部一事，极可能是加入到由吕泽统率的刘部支脉，其时间正是刘邦西进之时。据《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雍齿是以赵将的身份加入刘部的，而刘邦在西进途中并未能行进到赵地。据刘邦在鸿门宴对项羽的解释，刘与项的战略分工为，刘战于黄河以南，项战于黄河以北。刘邦及其主力肯定没有北渡黄河，但刘邦的势力又肯定有机会北渡黄河，并在赵地扩大了队伍。雍齿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加入的。除雍齿外，还有阳都侯丁复亦为在秦二世三年加入刘部的赵将。丁复的加入地点是邺（今河北省邯郸与河南安阳之间），地点在黄河以北。而刘邦部活动的最北区域也只是白马（今河南滑县），且在黄河以南。如此看来，刘部到了白马便折回南方，而刘的盟军吕氏军，则极有可能渡河击秦。尽管此问题的提出实在匪夷所思，但不作此解释，则无法面对丁复加入刘邦部的问题。《汉书》以丁复加入刘邦部的地点为薛，其身份为越将，但未给出加入的时间。很明显，如果丁复是如《汉书》所称以越将于薛加入，则时间肯定是前元年或前二年，之所以不提时间，是因为司马迁的说法是以前三年从于邺而非从于薛。班固以意改《史记》处甚多，《功臣表》尤其明显。而《汉书》对雍齿的赵将身份就没有改，既然雍齿可以是以赵将身份加入刘邦军，则丁复亦可。甚至于丁复就是由雍齿的关系加入到刘邦阵营中来的。丁复事颇不简单，《史记》、《汉书》均标示其受封七千八百户，此人的功劳当在樊、郦、滕、灌之上，居然除《功臣表》外，再不见其有何功绩。可以肯定其或在反秦战事中很有作为，或是因为由赵将转入刘邦阵营，起始地位就相当高，否则无法解释其最后的功劳。总之，由于《史记》、《汉书》的记载出入，丁复是否肯定于薛加入，无法确定。那么，只要刘邦阵营中有赵地的部队加入，其渡河救赵的可能性就不能排除。对于丁复，顾炎武曾经提及，其曰："楼烦即赵西北边之国，其人强悍习骑射。《史记*赵世家》武灵王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西河而致其兵。致云者，致其兵而用之也。是以楚汉之际，多用楼烦人别为一军。《高祖功臣年表》，阳都侯丁复以赵将从起邺，至霸上为楼烦将；而《项羽本纪》，汉有善射者楼烦；则汉有楼烦之兵矣。"其实刘邦部即使渡河击秦也不违背楚怀王的命令。楚怀王任命宋义为楚上将军，诸别将皆属。表明宋义有权调动楚国的全部军事力量，刘邦自然也不能例外。而刘邦受命后最初的军事行动，正是帮助援赵楚军打通前进道路。那么刘邦部或者其协同部队过河击秦便是顺理成章的事。即使在《秦楚之际月表》中，也有刘邦军救赵至栗的记载。只不过刘部至栗本身却与救赵无涉。但其早期行动是救赵行动的组成部分，则毫无疑问。在雍齿与王陵的归属问题上，吕泽为其主将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这些人的功劳薄上并没有记什么具体的战功，只有与吕氏有牵连的关系。《张耳陈馀列传》称"燕、齐、楚闻赵急，皆来救"，则项羽破秦前的钜鹿下已有三个外国及代地之兵。燕指燕王韩广部将臧荼，齐则非田荣所辖，或为原在赵之田间、田角部，或还有与田安、田都一样，因不满田荣龟缩政策而擅自出兵的齐军。楚字前人以为有误，但应该考虑确实有这么一支或几支部队存在，其或是棘蒲侯陈武部，或是破秦东郡之吕泽、王陵部。总之，吕泽部过河救赵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王陵确实是吕泽部属的话，吕泽部则又参加了攻击南阳的战斗。至于雍齿，虽然其受汉封有策略的考虑，但刘邦亲口说其功多。以刘邦早先的分封原则，击秦之功居先，雍齿的功多是否包括了击秦之功，则不得而知。只是从道理上来说，应该如此。
总括吕泽部的作战轨迹，大致为前元年曾在丰、沛、薛、留、亢父、单父、宛朐作战，或也参加了刘邦击胡陵方与之战。前二年，于柘、阳夏（可能还有横阳）作战，或也参加了刘邦军的击东阿、濮阳、雍丘、陈留之战。前三年，参加了攻击东郡战斗（此前或有在横阳及安阳附近的战斗）、平定南阳战斗，或许还参加了救赵于钜鹿之战，攻击武关及秦关内之战。
二、吕氏在楚汉战争中的作用
有关吕氏在楚汉战争的作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倒是有记载，其曰："还定三秦，将兵先入砀，汉王之解彭城，往从之。复兵佐高祖定天下。"另外，《项羽本纪》补充提到"是时，吕后兄周吕侯为汉将兵居下邑，汉王间往从之"，在日后的记载中的吕泽"兵佐高祖定天下"之说皆源于此。此言亦是吕泽在军事上独当一面的重要依据。可以肯定，吕泽在秦灭后的主要角色仍然是带兵打仗。
那么，吕泽的军事生涯又是如何呢。先，他肯定参加了汉定三秦的战争。汉元年八月，刘邦汉中军击三秦，吕泽参与其事。证据是，位次于汉初十八功臣的蛊逢（又作虫达）当时为吕泽部将，据《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蛊逢入汉时仅为二队将，属悼武王（即吕泽）入汉定三秦。则吕泽在定三秦时出力甚多当无可疑。《高祖本纪》等均以三秦王中的塞王、翟王为投降汉王，而《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明确记载，旧赵将丁复俘虏了翟王董翳。参加了三秦之战的吕泽旧部可指认者尚有东武侯郭蒙。丁复的部下朱轸。三秦之战在《史记》中着墨甚少，似乎得来全不费功夫，实际上，三秦之战亦相当不容易。刘邦军事集团的所有重要将领基本上都参与了三秦之战。汉军出陈仓时，遇三秦兵阻挡，刘邦甚至于准备退兵，因寻到另外的出路，才重新动进攻的。三秦军队相当顽固，章邯之弟章平兵败后又卷土重来，嚣张的很。章邯被围于废丘长达**个月，就是顽抗到底。据《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战三秦死事者就有纪成。尽管史料中没有吕泽的事迹，但从其部将的功绩中可以窥出他对克服三秦的贡献。
汉二年，刘邦率五诸侯兵东击彭城时，吕泽先将兵攻下砀。砀为梁楚交会地，楚国在此的势力或相当可观。曹参等击定陶，攻砀、彭城、萧，不知是否与吕泽有协同之功。砀为刘邦早年起兵之地，刘邦任吕泽攻下砀并经营于彼，显然是非常看重那块旧根据地的。幸亏吕泽在砀有所经营，后刘邦彭城败退至下邑，得吕氏助乃能再度振兴。刘邦收拢残部与项羽相持于荥阳之初，吕泽或仍在砀地。日后，项羽攻下邑，估计吕泽不能当其锋，便退至荥阳与刘邦会合。只是不详项羽攻克下邑的具体时间。据《黥布列传》，项羽击下邑的时间是黥布反时，时间或在汉二年及汉三年之交。果然如此，则其后，吕泽当与刘邦一同在荥阳作战。此年之中，刘邦回关中灭章邯，而此役似有吕泽部队参加。章邯就是受擒于丁复部下朱轸。经此一役，关中获得彻底安定。此前，汉军击楚全力出击，曹参、周勃、樊郦滕灌都出关了，而章邯仍然盘踞在废丘，成为关中的心腹之患。很难想象，刘邦会置章邯于不顾，其一定安排了足以制约章邯的人选，这个人选为谁，已没有任何材料可借鉴，只能从功臣表分析推测。时有陈？者，为入关封侯的为数不多之人，据《淮阴侯列传》韩信语，其素为刘邦所重，且没有材料证明其曾随刘邦出关击楚，当是镇守关中的最佳人选。其次是丁复，丁复入汉并未封侯，甚至连封君都没有，但其有虏塞王之功，可能受提拔。而且日后章邯就是由其部下朱轸擒获，则可能是在得到刘邦等人的增援后取得的战绩。陈、丁二人都可能是吕泽的部下，因此，吕泽部队参加关内最后之战的可能性甚大。
汉三年，楚围荥阳急，刘邦在纪信的掩护下跳出楚之包围。而吕氏肯定没有随同刘邦潜逃，而是与魏豹周苛等人留守荥阳。关于这一点，只有《惠景间侯者年表》中博成侯冯无择的功劳条下透露了一丝信息，其曰"力战奉卫悼武王出荥阳"。那么，吕泽的最后突围，当是在刘邦出逃以后、荥阳陷落之前的事。其时的情形当是间不容的危机，故需要力战才能脱身。此年靳歙战功累累，而靳歙原本或为吕泽所辖（其归刘邦阵营地点为宛朐，亦为刘邦部重要武将所未到之地），只不过到此开始独立作战，成为刘邦阵营的重要机动力量。只是靳歙的战功前常有一从字，其所从何人，史无明证。以司马迁的笔法，所谓从击某，往往是从刘邦。而刘邦于当时与项羽相持于荥阳一带，其脱身击赵的可能性不存在。则靳歙所从何人，就成为一大悬案。根据其未参加击魏与击齐战斗，基本上可以排除其从韩信的可能。靳歙的作战呈独立性质，似与有案可稽的任何人都不相干，其所从之人必是一地位高于他的人。靳歙也是入汉前就受封侯之人，与陈？同。而恰好他又是与陈？同为起于宛朐者，很可能在其击赵地一带时，受辖于陈？。果然如此，则陈？之功劳又要写上重重一笔。而吕氏体系的功劳也要写上重重一笔。
汉四年，吕泽在楚汉战争中之功劳最大者，或当属不见于史的歼灭龙且之战。《史记》将歼灭龙且之功完全划到韩信与灌婴等名下，但实际上，参与战斗者远不止韩信所部。依《汉书*陈胜项籍传》，楚军援齐之主帅为项羽之从兄子项它，项它为大将，龙且为裨将，此说当有所据。只是到了《史记》中，消灭龙且部的全部功劳都归了韩信。但就《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来看，击破龙且则远不是韩信一人之功。阳都侯丁复就"属悼武王杀龙且彭城"，高陵侯王周"以都尉破田横龙且"，肥如侯蔡寅"以车骑都尉破龙且及彭城"，此为非韩信部击龙且的旁证。而韩信部击破龙且的证明也不少，除曹参、灌婴传外，《功臣表》明确记载，中水侯吕马童"以司马击龙且"，乐成侯丁礼"以都尉击籍，属灌婴，杀龙且"。看来，击破龙且之战要成悬案。有一种可能性，即歼灭龙且是两支以上军队合力的结果。汉五年，击灭临江王共尉事，就分属于刘贾、卢绾和靳歙两个部分，且无隶属关系。尤其是共尉之擒及献俘均为靳歙，则刘贾在此役的从属地位及配合作用显而易见。龙且的覆灭或与此情况相类，为韩信与吕泽部合作的结果。此年，汉已肃清了楚的周边势力，与楚决战的时机接近成熟。而与楚决战的前提是最大限度地削弱楚军主力。及龙且以脱离项羽掌握且兵员众多，刘邦集团认为一举聚歼该部，将极大地打击楚军。于是，刘邦部的重要部队都加入到灭齐及灭龙且之战，就不足为奇了。此年，丁复以大司马击项羽军于叶，刘邦部以大司马署官者仅见于此，说明吕泽部队系列即便在楚汉战争中也具相当的独立性。曲成侯蛊逢（《汉书》作虫达）此年击项羽军于陈。以上丁、蛊二年的事迹也可能是汉五年事。
汉五年垓下之战，不详吕泽本人参加否。但从刘邦因败于项羽，而召集所有方面的武装参与会战的情况来看，吕泽参加的可能性不小。
总而言之，吕泽部在楚汉战争中的功劳不小，且随着刘邦阵营的扩大，吕泽部也分化成几支独立部队。陈？部主要在北方作战，参与了定代、魏、赵、燕之战；靳歙部成为刘邦阵营中最重要的机动部队，战功累累；丁复可能参与了镇守关中及击龙且的会战；傅宽于汉四年前后补充到韩信的部队之中；吕泽自己也应该有一支部队。吕泽在汉定天下后被封为周吕侯，死后谥为令武，表明其作战方面的特长。
三、汉初政治与吕氏的结局
笔者以为吕泽在秦楚之际功劳甚大，但吕氏之功有几处不可解。若依笔者所论，吕泽之功都足以封王，而其生前并没有享受封王之荣耀，直到其死后很久，才由吕太后追封为悼武王。因此在笔者所论中，如同《史记》将一些不完全属于韩信、曹参的功劳收归二人所有那样，肯定将一些不属于吕氏之功归到了他的名下。这是因为史料阙如，而无可奈何的事。考虑到其部下丁复、蛊逢受封户数之多，作为主将的吕泽则有低封的遭遇。据有关记载，刘邦建国后有废太子改立戚夫人所生子如意的打算，压低吕氏功劳或与此有关联。而最终刘邦未能如愿以偿改立太子，也与吕泽的战功及其属下众多有关。
尽管汉初改换太子事件中传闻甚多，但此事肯定是有的。刘邦以太子刘盈孱弱为虑，欲以戚姬所生子如意替代之，遭到众大臣的一致反对。在这种广泛的反对声中，是否有吕氏的影响在内，值得考虑。《留侯世家》记张良闭关修练以避免为此事表态，因遭吕后兄吕建成的劫持而开关主持其事。因此，吕氏家族肯定动用了一切手段，力图保住刘盈的太子之位。而刘邦方面又不得不考虑吕氏的势力，从而使自己的打算彻底落空。而吕泽的薄封或是刘邦在立嗣之争时出于权宜考虑的结果。应该看到，由于共同参加了反秦及楚汉战争，吕泽与刘邦阵营的众多武将有着相当深厚的感情，大家也愿意为老战友抗颜犯上。但事成之后，尤其是吕太后执政时期，吕氏家庭的势力骤然膨胀，则使得原本不错的同僚关系终于恶化，最终造成吕氏灭族。
吕后称制时期，以吕代刘的用心已毫不掩饰，而刘邦给众部下的恩情始终存在，这就造成了以拥吕还是拥刘的两大政治集团。吕后大封吕氏子弟，其家族称王者达三人之多，而且又有多人功未有，得以封侯。此等行径肯定要触怒为汉家打天下出生入死的已封功臣和未及封侯的战将（汉文帝时，又对参加战争的武官论功行封）。据说刘邦去世时，吕后曾动了诛杀大臣的念头，这使得众大臣对吕后离心离德。吕后害死三个赵王的罪行，无疑给刘邦的老部下心中留下了巨大的恐慌。待吕后本人去世，朝廷大权落到了吕氏子侄手中，众功臣肯定担心三赵王的悲剧会在自己身上生，于是，众人合力灭了吕氏。灭吕氏之后，为了消除吕氏的影响，汉朝廷上下或开始将吕氏的战功从史册中有计划地删除。最终造成了史料的残缺。即使在史料明显残缺，又认定是受政治斗争牵连，但仍然解释不了为何同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韩信的功绩并未受到削弱，甚至于还可能将吕氏之功合并到他的名下的事实。其中原因是否是韩信之死罪原本有冤屈的成分，故朝野上下默认了他的功绩，从而使其战功得以在功劳薄上体现出来。究竟如何，则已无法得其详。有关汉初谋反事件与史料的关系，似能理出一个大致脉络，即凡是可以有确凿事实的反叛，其人之功多从史料中略去，而只是怀疑其叛者，则多保留了他们的功劳。可以确认的反叛有韩王信、黥布及陈？，这三个人在楚汉战争中的功劳就不见了。可以肯定，此三人能得到重用，乃至封王，如无大功是不可能的。从其反叛后，刘邦亲自挂帅出征一事来看，这三人的作战能力也是相当强的，以致于刘邦不敢掉以轻心。反观韩信与彭越，其是否反，则难说的很，其罪名多半是莫须有，不足为凭。故官方档案中没有削删他们的功绩。至于卢绾之反，亦属真实，也不见其有什么具体功劳被记载下来，其情况与前述三人又有区别。其传记资料中已明确说是因为与刘邦关系好，而封王。则其原本就功劳甚小，不得与前三人类比。之所以要说这些关联不大的人和事，只是为了说明汉代因政治斗争的关系，存在削删档案的事实。
由于史料的缺乏，今天欲弄清吕氏在秦楚之际的战功已无可能。但作为一种疑问提出，有助于对当时具体史实之理解。可以肯定的是，秦楚之际的战争绝非如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那么简单。刘邦军事集团的整个战事，由于政治斗争的原因，被弄得模糊不清了。认识到这一点，也可以提高对实际情况的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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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市封闭”与“街市分离”
汉代沿用周秦以来的“街市分离制”来修建长安城。长安城内，居民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居民住在一个个由坊墙包围的“坊”里，居民户不得向大街开门，坊门由专职人员把守，按时开闭。全长安16o个坊，“屋室栉比，门巷修直”，堵塞隔断所有坊里间的邪径偏道，不准翻越墙头，坊里不得进行任何商贸活动，入夜实行宵禁，也不允许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动用火烛。商贸市场集中在指定的几个坊里。市坊设坊墙，中设当市楼，有市长等管理人员主管市场的行政与治安。（w w w . q i s u w a n g . c o m 好看的小说）全城坊市配置匀称，街衢巷陌，四通八达。全城八条主要街道，平坦宽阔，两头与城门相连。城外护城河上的大桥桥面与街道等宽、齐平，行人几乎觉察不出它是“桥”。中心大街幅宽5o米，全长5公里，称为驰道。驰道中间7米为皇帝专用御道，任何人不得妄自逾越。一般官人通行，走两边各5米的车马道。驰道两旁，开挖排水沟，遍植榆树、槐树和青松，形成绿色林阴。其外侧又有各宽13米的人行道，作为公众用路。陆机《洛阳记》写道：东汉洛阳“宫门及城中大道皆分作三，中央御道，两边作土墙，高四丈。唯公卿尚。凡人皆行左右，左入右出。夹道种榆槐树”。城中，皇宫、宗庙、政府机关与达官府邸均为高墙深院，层层套设，戒备森严。这样的城建体制，有利于社会层面控制，有利于城市治安管理。
汉武帝时改中尉为执金吾，为列卿之一，由他直接领导京辅都尉、左辅都尉、右辅都尉的业务活动。另，皇帝出巡时，其威严盛大的仪仗队，即由中尉所率领之“骑”组成。骑，穿丹黄色衣，出行时尤为引人注目。其属官有中垒、寺互、武库、都船(狱)令等，分别负责京城门的守卫启闭稽查任务，分头管领在交通要道口、官府门外的约禁任务、国家兵器库的守卫禁察任务及水牢的管理任务。中尉的属官还有京辅都尉、京县县尉之类，分片巡察地方治安，缉捕盗贼，戒备非常，纠察嫌疑，梳理街道交通、执行宵禁，晚六时至次日晨六时之间，禁止居民无“符传”的通行，禁止未经申报的用火。逢节日或皇帝恩准的特殊日期，开放夜禁，允许百姓上街游乐，称做“金吾不禁”，那是老百姓稍稍开心的日子，平时是被禁锢在坊里内不许任意活动的。执金吾威风，执金之吾好弄权，执金吾的工作也难做。自古京师难治，汉代的长安与洛阳尤称难治，因此人选颇费思量。西汉时，郅都、宁成、减宣、王温舒等有名的酷吏差不多即由此起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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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史记》对汉初最高统治者的贬斥
转载此篇论文，仅为说明司马迁颂扬文帝实乃报复武帝之故，所谓的文帝如何如何完美，其实正如武帝如何如何不堪一样。
—————————论《史记》对汉初最高统治者的贬斥——————其中一段————————
三、纪文帝,喻刺武帝于其中
李长之在《司马迁之体验与创作(下)——〈史记〉各篇著作先后之可能的推测》一文中,先指出《孝文本纪》约写于司马迁“做了郎中,奉使西南,参加封禅,塞河,中间丧父,初为太史令时,约二十二岁至二十八岁,书中有荐士思想”。随后又云:《孝文本纪》赞称:“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言外是武帝就不谦让而封禅了,所以可能也是此时讥武帝不度德量力之作。
后一个观点笔者是赞同的,但两种观点承接起来,似乎就矛盾了:既然有“荐士思想”,岂能作“讥武帝”之篇?从现实意义上完全说不通。
细读《孝文本纪》,可见其文字中除“讥武帝不度德量力”之外,更蕴含了多方面明里称颂文帝而暗中讽喻武帝的内容。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歌颂禅让、德政,集中塑造了尧、舜等理想的帝王形象。三代以后,秦汉以来,汉文帝无疑是司马迁心目中唯一所欣赏、所向往的“仁君”,以“功莫大于高帝,德莫大于孝文皇帝”一语作为断定,精确正大,穆然高古。
《孝文本纪》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记录了许多文帝的诏书来表现文帝的贤德。如废除连坐法和肉刑的两个诏令,就体现了文帝不诛连无辜、不摧残**的人道精神。齐国太仓令淳于公之女缇萦上书救父,文帝见后取消修建露台并由此下诏废除肉刑,诏书中说:“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这一段“诏书”显然吐露的是司马迁的心声。
《酷吏列传》开篇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而吏治,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阐明了司马迁的观点。
因切身受刑的哀伤,司马迁深恶痛绝地否定了这些酷吏的为人,以及由他们和他们的支持者汉武帝所推行的这种祸国殃民的制度,其愤漏*点绪显而易见。所以前面提到李长之对《文帝本纪》写作时间的推断不太符合,应该是写于受腐刑(司马迁37岁至38岁)以后。如果还不能够说明,再看下面一段:
孝景帝元年十月,制诏御史:“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肉)〔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除(肉)〔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简直就是在说司马迁自己了。
《孝文本纪》中写到,孝文帝已逐渐走向更改历法、服色和进行封禅了,可是由于他的谦让,至今尚未完成。这不就是仁吗?反之,汉武帝“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史记·太史公自序》),堪比文帝就是不仁了。司马迁歌颂文帝,处处显露着对比、批判汉代其他诸帝的意义,尤其对武帝政治,则明显地更是一种指桑骂槐。
文帝遗诏说:“万物都有生死,是天地间的自然现象,人死也是如此,不必过于悲痛。”作为一代帝王,其认识的高无疑是对那些千方百计祈求“长生不死”的人的辛辣批判。与此类比,司马迁写《武帝本纪》,用大量的篇幅写武帝对方士深信不疑,或尊之礼之,或封之赏之,并且言听计从,直接地嘲讽了方士的伪诈和武帝的愚昧。
四、纪武帝,道“成败兴衰之理”
《史记》对武帝一代历史记载比较详尽,独《孝武本纪》奇怪——它截取了《封禅书》中关于武帝的一段,赞也竟是《封禅书》之赞,一字不差。
多数学者认为原版《孝武本纪》早已不存,后人截取《史记·封禅书》并在开头补写六十字而成,以补所缺的《今上本纪》。李长之说:可知假若要作《武纪》的话,原重在他的封禅(改朔易服是随着而来的),所以我疑心:焉知道司马迁不是故意地重钞一份《封禅书》,做一个最大的讽刺的?意思是:“瞧吧,你自以为武功了不得,其实你一生也不过只是被一些方士所愚弄罢了。”试想,除了司马迁之外,谁敢在同一部书里把同一篇文章再钞一遍?除了大讽刺家司马迁之外,谁又会这样幽默而痛快?补书的法子尽多,哪有在同一书里找一篇现存的东西来顶替的?这个定论大胆而有趣,虽然证据不足,却也不无道理。
司马迁著《史记》最初目的并不在于讥谤当世。而是遵父亲临终遗命,以六义为归依,上继《春秋》,做第二个孔子。《史记》尚未著成,因“李陵之祸”,汉武帝对司马迁施了宫刑。从司马迁受刑到《史记》著成,间隔了整整十六年时间。这十六年里,司马迁留下的文字已“背《春秋》之义”。而《史记》,也从司马迁父亲理想中的第二部“拨乱世反诸正,令乱臣贼子惧”的“《春秋》”涅为以“贬天子”触犯龙颜的“谤书”。
历史对后世的作用不外乎“以史明道”、“以史言志”。一部优秀的史书必然以“纯史实录”作为其衡量的唯一标准。
事实上,一部史书中使人读了无不酣畅淋漓、激愤鼓舞、对修史者顶礼膜拜的,仍是那些揭露、批判性的文字。尤其是在这些文字的剑锋直指汉代最高统治阶层的时候,更是显露出其独一无二的锋芒和气魄。纵观古今史书,也只有在《史记》中才能看到这样充满战斗力的文字。从这个意义上,汉武帝成就了司马迁,成就了《太史公书》。
《太史公自序》对作《孝武本纪》交代道: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脩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纪》第十二。先有“文景之治”后有“隆在建元”,司马迁生活在武帝时期,述史之时正值汉家隆盛时期,按理司马迁也应大唱赞歌。然而,司马迁的受刑,使他从自身切肤之痛中加深了人与人之间、君与臣之间关系的认识,于是他的思想生了巨大的变化,撰写《史记》不再是像从前一样歌颂皇帝的“圣明盛德”,记载“功臣世家大夫之业”,而是处处加深了对统治者的批判。
以司马迁这样的大史学家、家、大讽刺家必定能够巧妙地处理这两方面的矛盾,于是,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篇不痛不痒的《今上本纪》,再以“互见”的方式,在其他篇章中逐一批判武帝时期统治阶级的荒淫无道,逐层披露潜伏着的严重危机。比如《平淮书》中,司马迁针砭时弊,直接大胆地揭露和批判“今上”武帝的扰民政策:指责武帝连年用兵,挥霍无度,不得不搜刮民财的财经政策,显露出一副贪得无厌的嘴脸。
司马迁出于个人悲愤的情怀,很难客观公正评价汉武帝,这是历代史学家早有定论的。
然则,司马迁能够看清人类社会展的一个个里程是因果相连、循环往复的过程;治乱世兴衰有规律可循,所以给自己提出“稽成败兴坏之理”（《报任安书》）的任务。从而，“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平淮出汉武帝统治后期是汉代由盛到衰的转折点。这样的史学与史识也足以令后世叹为观止。
《汉书·艺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中国从远古王朝开始,“书君举”对每一个王朝、每一个帝王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所以,无论是汉武帝还是司马迁,都深知这部《史记》的力量。于是才有司马迁“奋著书”而汉武帝“怒而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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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皇帝的玺和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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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大学衍义补》所载：
蔡邕《独断》云：玺，印也，信也。q i s u w a n g . c o m [奇 书 网]天子玺，白玉螭虎纽。臣按：此汉天子玺之制也。
《汉旧仪》曰：玺皆白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皇帝行玺封赐、诸侯王书，信玺兵、征大臣，天子行玺策拜外国，事天地鬼神。
臣按：此汉朝六玺之制，后世率遵而用之。《说文》曰：玺，王者印也。以守土，故字从土。籀文从玉。臣按：玺古上下通用，至秦始专以为天子印章之称。
《霍光传》：召符玺郎取玺，昌邑王受皇帝信玺、行玺，就次玺不封。
孟康曰：“汉初有三玺，天子之玺自佩，行玺、信玺在符节台。”臣按：汉之符节台，即今尚宝司，此设官之始。
汉制，符节令一人，六百石为符节台率，主符节事，凡遣使掌授节。尚符玺郎中四人，旧二人，在中主玺及虎符、竹符之半者。
臣按：《霍光传》召符玺郎取玺，则在前汉已有符玺郎矣。说者谓符玺令总符玺郎，又赵尧为符玺御史，则符玺又不但有郎而已也。
诏书是皇帝下文书的统称，具体包括四种：
第一、策书：
形制：长二尺的简札和长一尺的简札间次编联，编绳两道。
书体多用篆书，只有策免三公才用隶书。
程式是起为年月日，称“皇帝曰”，所以有些三国小说诏书开头是什么“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就不对，那是明朝以后的事情。
主要用于除封，免罢，使用对象仅仅限于诸侯王和三公。
第二、制书：
用途主要是两个方面：下达给三公，并通过三公下达全国的赦令和赎令；对象为郡太守以上，将军、公卿在内的职官。
程式是起用“制诏某官”内容事项包括赦令、任免令，以及有关指示。
第三、诏书：
三种情况：一是“告某官某，……如故事”；二是群臣有所奏请，下有司曰“制”，天子签署曰“可”三是“已奏，如书”
主要用于皇帝下达的命令文书，或者批示文书。
第四、戒敕：
又名戒书，施用对象是刺史、太守和三边营官。
起用“有诏敕某官”
主要用途是督责、敦促官员遵纪守法、勤于职事业。
大约汉武帝时代，废止了御史草诏的制度，而改由尚书官负责。诏书一般由尚书郎起草，尚书令史缮写。然后由尚书仆射、尚书令联合审核，然后再一起校对一遍，确保文字无误，才递交皇帝审核批准。批准后，重新缮写一份，用皇帝玺印和尚书令印共同封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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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鞍和马镫是什么时期发明的
汉代是中国古代历史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其初步奠定了中国后世2ooo年的大致疆域，从此使“天下一统”的观念深入汉民族的内心深处，并且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对周边地区甚至远至中西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第一次使中国作为一个稳固强大的帝国登上世界历史的一级竞争舞台。汉朝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原因之一就在于其强有力的军事力量，这一力量的最重要来源就是它能征善战的骑兵部队。而对于骑兵来讲非常重要的马具，其最关键的马鞍和马镫在两汉时代、尤其是西汉是否存在的问题也就成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事情。
对于这一问题，由于长期以来始终没有在考古中现西汉马鞍和两汉马镫的实物和雕塑、绘画等方面的证据，传统观点是这样认为的：“西汉时，马鞍、马镫仍未出现，多少影响了骑兵的战斗力”1、“……（西汉）但马镫仍未出现，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骑兵的战斗力。”2而需要强调的是，这里及本文所说的“马鞍”并非指其广义上所含概的所有用于隔开人体和马背的物体，而是指其狭义，即两端上翘的“高桥马鞍”。那么事实真的如上面所说吗？这里就要对此进行一下粗浅的讨论。
马鞍和马镫是全套马具中继马嚼和缰绳之后最重要的明。在没有鞍镫的时代，人们需要骑跨于裸马的背上，仅靠抓住缰绳或马鬃并用腿夹紧马腹使自己在马匹飞驰的时候不致摔落。但这种方式是很不可靠的，先是长时间骑马容易疲劳，同时在奔跑的马背上也难以有效地使用弓箭，而在近战中，骑手无法随心所欲地使用刀剑和长矛，劈砍或刺杀落空、双方兵刃的撞击等都随时会令骑手从马上滑下。因此这一时期骑兵除度占优外，其战斗力是远不如脚踏实地的步兵的，所以在骑兵到达目的地后，往往下马作为步兵投入战场，亚历山大时代的马其顿骑兵就是如此。
第一个革新（这只是一般性的看法，但其实际的明顺序不一定是这样）是高桥马鞍的出现，马鞍两端从平坦转为高翘，限制了骑手身体的前后滑动趋势，提供了纵向的稳定性。第二个则是马镫的使用，它通过固定双脚提供横向稳定性，同时在马鞍的协助下将人和马结为一个整体，使骑兵利用马匹的度进行正面冲击成为可能。西方学者这样评论进入欧洲的匈奴人携带的新装备：“马鞍是人与马完全结合在一起的关键。匈奴人独特的马鞍引起了罗马人的惊奇。他们的马鞍不像罗马人的那样由裹住马肚子的皮革制成，匈奴人的马鞍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有一个两头高的木制托架。这样不论马怎么跑，骑士们都能稳稳地坐在马背上。……相反，罗马人笨拙的骑术使不少骑手经常在战斗中失去平衡，而从马上掉下来，这通常很危险，有时甚至是致命的。……除了马鞍，匈奴人还从亚洲带来了一项在当时具有革命性的创新：欧洲人从未见过的马镫。为了防止腿在长距离的骑马后会疲劳，人们在马鞍上系上了绷带、皮带或者用一种亚麻织成的腿带。这样，脚就有了可踏的地方。……尽管当时这种马镫还不完善，但它给骑手们一种安全感，同时也能让他们在马上站起来向各个方向转身。由于有了木马鞍和马镫，匈奴骑手们能在骑马的过程中朝每个方向射箭。”3鞍镫的引进，在欧洲来讲是一件大事，正是它使骑兵取代步兵成为中世纪战争的主力，“一旦马镫成为8世纪的法兰克人通用之物，马匹不仅能用于迅集中力量，并且也能用来作战了。度可以转化为突击。”4“马镫使中世纪穿戴沉重的铠甲的封建骑士得以产生。”5由此可见其重要的程度。
既然马鞍和马镫是以骑兵为主力的作战方式产生的前提，从中国古代骑兵运用的情况中就大致可以现一些端倪了。可以认为，在中国至迟到秦代，马鞍和马镫仍未产生。作出这一判断不仅是由于始皇陵兵马俑中具有表现细致的马具，却惟独没有高桥马鞍与马镫，而且还因为在兵马俑战阵的布局上，骑兵数量相对很少，且被布置在远离主阵的侧面角落里，这说明在秦代以前，骑兵的作用只是侦察、侧翼包抄、骚扰遮断、偷袭和追击，并不能成为作战主力，更不用提独立承担整个战役了。
能够为此提供佐证的是孙膑对骑兵作战的叙述：“用骑有十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虚背敌；三曰追散击乱；四曰迎敌击后；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关津，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振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蓄，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此十者，骑战之利也。”6可见这一时期骑兵担任的只是辅助任务，拥有鞍镫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历史记载中汉朝骑兵的作战情况又是如何呢？
文帝时，“十四年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杀北地都尉昂。上乃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骑卒十万。……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威侯赤为内使，栾布为将军，击匈奴。匈奴遁走。”7可以看出，此时汉军的骑兵在单场战役中的参战规模和所占兵力比例明显增大，已经不再仅仅担任辅助作用了。
自武帝以后，骑兵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汉令车骑将军卫青将三万骑，出高阙。”8“右贤王以为汉兵不能至，饮酒醉。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围右贤王。”9“其明年春汉复遣大将军卫青将六将军，兵十余万骑，乃再出定襄数百里击匈奴。”10“其明年春，汉使骠骑将军去病将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击匈奴，得胡虏万八千余级，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骠骑将军复与合骑侯数万骑出陇西、北地二千余里，击匈奴，过屠延，攻祁连山，得胡虏三万余人，裨小王以下七十余人。”11“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将军青、骠骑将军去病出将各五万骑，步兵转者踵军数十万，而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12“秋，蝗。遣浚稽赵破奴二万骑出朔方击匈奴，不还。”13“夏五月，2师将军三万骑出酒泉，与右贤王战与天山，斩虏万余级。”14“四年春正月，朝诸侯王于甘泉宫。天下七科谪及勇敢士，遣2师将军李广利将六万骑、步兵七万人出朔方，因杼将军公孙敖万骑、步兵三万人出雁门，游击将军韩说步兵三万人出五原，强弩都尉路博德步兵万余人与2师会。”15“冬，辽东乌桓反，以中郎将范明友为度辽将军，将北边七郡，郡二千骑击之。”16在这些战例中，可以看到两个趋势。一是骑兵在总兵力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大，随着车兵的逐渐退出战场，骑步两兵种在数量上的比率关系从十万比数十万，上升到七万比十四万，骑兵明显已经取代步兵而成为战斗主力，相反步兵则下降到“踵军”即跟随在后助战的地位，致于只由骑兵独立参加的战役更是屡见不鲜。二是往往一次战役就长驱奔袭数百里乃至一两千里进行会战，长时间骑马带来的疲劳问题愈突出，如果骑手不能以充沛的体力投入战斗，取得河西、漠北等大规模决战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在没有鞍镫的情况下，这样的战役几乎无法想象。
另一方面，从具体的战斗方式上看，早在楚汉战争时期，“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w w w . q i s u w a n g . c o m 无弹窗广告）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17能够采用此种在敌阵之中冲突的战斗方式，说明骑者在马上已经具备了相当的稳性，否则极易摔下。
西汉时期，弓箭是匈奴和汉军骑兵最重要的作战武器，它的使用受到马具的严重制约。没有马鞍的时候，在奔马上射箭极为困难，因为骑手一边要双腿使劲夹住马腹并保持平衡，一边还要双臂用力拉开弓并尽量使射出的箭命中目标，即便是自幼生活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这一作战方式也是非常低效且难于实行的，这时候最好的办法是停住马射箭或干脆下马射；当高桥马鞍投入应用后，它给予骑手一个纵向的稳定作用，使其可以在飞驰时向前方射箭，但由于横向上无有效支撑，朝左右方向甚至转身向后射箭时仍然容易跌落，是很危险的，前面引用西方学者的评价中就可看出这一点。但是，在史料中却有这样的记载：“匈奴追者骑数百追之，广行取胡儿弓，射杀追骑，以故得脱。”18这种转身后射的情况，说明此时应已有马鞍和马镫的使用。况且在汉代的史料中，除个别故意表示轻蔑汉军者外，从未见到有关匈奴下马作战的记录，假如没有鞍镫的应用，这不能不说是个非常奇怪的现象。
古代弓箭的使用还受到天气影响，弓弦如果被雨水浇湿，作用将会大减，而假若遇上严寒天气，威力也会严重下降。宋人就曾记载：“契丹将耶律逊宁号于越者，以数万骑入寇瀛州。都部署刘廷让与战于君子馆，会天大寒，我师不能彀弓矢，敌围廷让数重。”19而在著名的白登之围中，“于是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围高帝于白登。”20“会天寒，士卒堕指者二三，遂至平城。匈奴围我平城，七日而后罢去。”(21)在如此寒冷的境况下，匈奴和汉军的弓箭很难说还会保持威力，双方一旦接阵就会爆激烈的白刃战。在短兵相接的战斗中，没有鞍镫的骑兵战斗力不可能赶得上步兵，如果匈奴下马迎击，也不会是历来擅长步战的汉军的对手，要阻止汉军突围便是件困难的事情，那么长达七天的轻松围困就变得难以解释了。更何况此战匈奴的兵力虽据《史记》所称有四十万，却很可能是个虚数，因为在《史记》中原本就提到冒顿时期的匈奴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22)，扣除留守草原的兵力，又何来如此之多的人马？再说纵使“四十万”之数是准确的，由于游牧民族参加出征的人数中经常要包括大量妇女、老人、儿童等非战斗人员，其真正的作战兵力也远不会有那么多，加上前面所述近战中的质量劣势，应付起汉军的突围来更加捉襟见肘了。既然如此，不惧戎马的刘邦为什么还迟迟不敢突围呢？对此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当时的匈奴骑兵已经装备了马鞍和马镫，对步兵具有强大的近战优势和冲击力，冒险突围只会导致全军覆没。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两汉史料中出现了“突骑”这一叫法：“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桡乱也”(23)“会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彭宠各遣其将吴汉、寇恂等将突骑来助击王郎”(24)“贼追急，短兵接，光武自投高岸，遇突骑王丰，下马授光武，光武抚其肩而上，顾笑谓耿弇曰：‘几为虏嗤。’”(25)对于《汉书》中“突骑”一词的含义，颜师古注为：“突骑，其言骁锐可用冲突敌人也。”(26)颜师古是唐人，其注释未必就能代表汉代“突骑”的真正意义，那么在汉代史料记载中它的作用又是什么呢？“光武北击群贼，（吴）汉常将突骑五千为军锋，数先登陷陈。”(27)“刘永将周建别招聚收集得十余万人，救广乐。汉将轻骑迎与之战，不利，堕马伤膝，还营，建等遂连兵入城。”(28)可见至少在东汉初年，骑兵已经能够担当站在头排正面冲锋、“先登陷阵”的任务了，利用骑兵的冲击力冲垮敌阵、步兵随后跟进决定胜负的作战方式已经确立。如果说在同匈奴的近战中仅仅是用骑兵对抗骑兵，双方彼此处境相同，对骑手稳性的要求不一定很高的话，那么在此要面对的则是以步兵为主力的敌军，若想正面冲击其阵，只有同时装备了马鞍和马镫才有可能办到。
尽管有这么多的文献证据证明汉代鞍镫的存在，缺乏考古方面的实证却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国所现的最早表现高桥马鞍的文物是东汉末年作品，如雷台汉墓出土的骑俑和鞍马彩绘木雕；而最早具备马镫的雕塑作品是长沙西晋永宁二年墓中的骑马乐俑，因这批俑中有马镫者只是在马身左侧鞍下有一个三角型镫具，仅及小腿一半高，而右侧则没有，且骑者的脚也未踏于其中，所以被认为是马镫的雏形，即用于上马的器具；致于最早的实物双马镫，则是辽宁北票十六国时期北燕冯素弗墓的鎏金铜裹木质马镫。但迄今为止，对于西汉和东汉初年的高桥马鞍及两汉马镫，却始终没有现其实物和能够证明它们存在的艺术作品。
未现不等于没有。既然通过史书可以推测出它们的存在，就应该从“为什么这些东西没有出现”的方面去思考。
鞍镫产生于东亚是肯定的，但它们的明是否来自中原汉地呢？从需求促成明的角度上讲，很难想象一个以稼穑为生的农耕民族会比终年骑在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对此有更急切的需求。从而可以推断，最早明鞍镫的荣誉更应该属于匈奴等北方民族。这样，寻找其实物证据为何不存的方向就应转向匈奴。
如前面所说，公元4世纪入侵欧洲的匈奴人使用木制的马鞍，而他们所使用的原始马镫也只不过是绷带、皮带或者用一种亚麻织成的腿带。由于无论是原来居住还是西迁途中经过的地域，多半是稀树草原和沙漠，缺乏树木，这必定会限制制作高桥马鞍的数量而仅供贵族和作战士兵使用；同时在需要将供应不足的木材用于制造马鞍和弓的情况下，也不大可能再改进制造木质马镫，致于主要用于打造武器的金属则更加缺乏，用其制造马镫更加不可能。因此4世纪时的软式原始马镫应与两汉时代的匈奴马镫无大差别。反观冯素弗墓的双马镫，已经是很成型的东西，自然不会是后世马镫的祖先。那么在此之前，必定经历过一个相当长阶段的原始状态。因为西方记载中匈奴的“绷带”状软式马镫已具备了后世马镫固定双脚的功能，因而与长沙西晋墓骑俑仅用于上马的单镫相比，它更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马镫的祖先，而上马用的镫具只不过是为真正的马镫提供了外型上改进的榜样而已，因双镫也有帮助上马的功能，所以在它改进之后单镫就被取代了。
说到这里，一看便知，原始纯木质马鞍和用皮革、麻纤维制作的马镫（或者说只是一种“绑带”而已），甚至是后来使用木制而无金属外皮的马镫，都是极易腐朽而难于保存至今的，即使能够保留下来，那些外表仅仅是一条麻布、皮带的物品，要准确判断它们的用途也是难上加难。这就是为什么始终没有现汉代马鞍尤其是马镫的原因。
除去这些，还有一些国外考古现和国内存在争议的艺术作品。如上世纪初蒙古匈奴墓地的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诺音乌拉山脉一座陵墓墓室中的随葬品，这座陵墓是1912年一位蒙古采金工程师偶然现的，1924年对它进行了科学性掘。……幸运的是现了一只中国漆杯，上有两段铭文，因此得以确定六号墓的年代：公元一世纪初左右。事实上，这是匈奴单于乌珠留的墓。……主要的运输工具是备鞍的马匹。马勒、马嚼和马鞍类似于斯基泰时代阿尔泰地区的同类物件。马鞍通常由填以毛料的两块皮垫构成，不过少数马鞍配有一个木框，前后装有鞍头，并且配备马镫。配有马镫的马鞍象征了一大进步。”(29)乌珠留单于死于东汉初年，如果能够证实这真是乌珠留的墓，无疑是给汉代鞍镫的存在增加了一个有力的证据。另外据称大英博物馆藏有一个贵霜（公元1~5世纪）铜壶，壶壁浮雕花纹上有两个手持长矛的骑马骑士，马上均有绳索状脚镫。(3o)而云南石寨山现的处于西汉时期的古滇文化青铜战争场面贮贝器的顶部，也有一个骑无鞍马者的鎏金塑像，其双脚拇趾套在鞍前垂下的绳圈中，起到马镫的作用，虽然其形制决定了只能用于跣足民族，但它的存在至少说明马镫的早期形态应近乎于此，而不是由上马用具展而来，同时也表明了高桥马鞍的明不一定早于马镫。西汉霍去病墓前的石雕群中，有一头横卧的石牛，在其背部即有线刻的鞍镫，是欧亚大陆能见到的最早骑镫，但其制成年代受到怀疑，原因是有人认为其上骑镫系后人所刻。而证据确凿的反映西汉马鞍和两汉马镫的艺术作品一直都没能找到。
鞍镫的实物不易保存是客观现实，可为何汉代的雕塑、绘画等艺术作品中也没有它们的影子？这个问题比较令人费解，但至少有一种解释可以初步说明其缘由，那就是审美方面的原因。在历史传统中，一件新物品投入应用后，经常可能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在美学上被人们——尤其是艺术工匠——所接受，在此之前制作的很多作品都仍然会保留它出现前的样子，即艺术创作上的“惯性”。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中国晋代以后也不乏表现没有鞍镫或有鞍无镫之骑手和马匹的作品。比如图6中的持槊骑兵和图7的披铠骑士，皆无鞍镫的痕迹，而使用长槊的作战方式与加剧骑手不稳定性的重甲骑兵的产生，都是以鞍镫的使用为基础的。再如在唐朝，马镫的使用已经很普遍了，“昭陵六骏”身上的镫具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但图中的骑马队伍却都未装备马镫，如果说是平民百姓缺乏财力倒还罢了（其实一副马镫也不见得是什么很贵的东西），而这里却是堂堂王家的盛装出行，且其所行路程也不会很短，否则规模如此浩大、擎着众多旌旗就没有意义了，那为什么所有的人还都让双脚空垂在那里受累呢？这只能说明绘制这幅画的人无视马镫的存在，也许他是感觉不美观，或是有其他什么原因，但终归是未将其画上去。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不仅中国，在西方中世纪以后的美术作品中，也往往出现忽视马鞍和马镫的倾向，匈奴王阿提拉，既无马鞍又无马镫。众所周知，正是匈奴人的三棱椎箭、高桥马鞍和原始马镫打败了罗马人的大盾、投枪和短剑。此种“疏忽”如果不是故意的，很难说得通。这种东西方艺术创作**有的“惯性”对鞍镫进入艺术作品起到了相当大的阻碍和迟滞作用。
通过对以上文献和考古文物的资料观察，可以看出，尽管至今为止尚没有实物和艺术作品来证明它们的存在，高桥马鞍和马镫这两项对骑兵来讲至关重要的明，在两汉时代仍然应该是已经投入应用的。正是它们使匈奴成为草原霸主，也正是它们推动了汉帝国在政治、军事上的大幅度扩张，为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稳固帝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扩散到北亚和中亚奠定了基础。相信随着汉代考古的进一步展，两汉时期的马鞍和马镫最终会揭开它们朦胧的面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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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我喜欢历史，也喜欢看别人改变历史。网络上各种穿越小说的泛滥，使得我也想写一本关于穿越，关于改变悲剧命运的书。
以前看史，太过相信书上的评价。
后来，我才慢慢的知道: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后又看到作者柳寄江的一篇文章，深有同感之余又开始想写点什么。
于是在千挑万选之后，我选定了前少帝刘恭这个角色。（w w w . q i s u w a n g . c o m 好看的小说）
刘恭应该是个聪明的孩子。
在第一次读到“后安能杀吾母而名我？我未壮，壮即为变。”这一句时，我就认定了他是一个早慧的孩子。常常惋惜他的冲动，想象着如果他隐忍下去，吕后就不会杀了他，他就真的能“壮即为变”了。
他是一个悲剧。
应该说，惠帝这一支都是悲剧！
好皇帝而绝嗣的，我只记得汉惠帝和明孝宗。
明孝宗绝嗣，是因为独子武宗确实荒唐无后。而汉惠帝，却是被他亲信的大臣，疼爱的弟弟杀死了所有的儿子污蔑为无嗣。
因为无后而得不到历史公正评价的，我也只记得隋文帝和汉惠帝。
隋文帝积累的财富的一部分，创造了初唐的灿烂，可是我们却不知道隋朝曾经的辉煌。汉惠帝比汉文帝更孝顺，比汉景帝更英明，却就因为早夭和‘被绝嗣’而背上了懦弱昏庸的恶名。
当我看到史书上几乎完美的文帝，总是忍不住心中暗恨。
惠帝对待兄弟是那么的友爱，以宽仁著称的汉文帝在杀尽侄儿们的时侯，是否想起过儿时哥哥带着他玩耍的时光？
杀光侄子还污蔑兄长无子、昏庸，他的心中可曾有过一点愧疚。
即使英武如唐太宗，也在玄武门留下了不光彩的一笔。
而汉文帝，根本没人在意他杀侄篡位，死后还被奉为贤明帝王的典范，庙号太宗，谥号孝文。
而这，全部都是从疼爱他的哥哥惠帝身上抢来的！
在这样的心情下，我觉得要为自己的想法做些什么，于是便有了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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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
诸大臣相与阴谋曰：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w w w . q i s u w a n g . c o m 奇 书 网)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后，及诸王，以彊吕氏。今皆已夷灭诸吕，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或言齐悼惠王高帝长子，今其适子为齐王，推本言之，高帝适长孙，可立也。大臣皆曰：吕氏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今齐王母家驷（钧），驷钧，恶人也。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欲立淮南王，以为少，母家又恶。乃曰：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於天下，便。
－－－《史记·吕太后本纪》
每当读到这段，刘晨心中就是一片悲愤。
这是史上最成功的废立阴谋了吧！
因为害怕小皇帝长大为奶奶，舅舅们报仇，就需要废掉皇帝。可是毕竟年幼的皇帝毫无过错，不好直接废掉。
于是，他肯定不是真正的惠帝之子。
先帝还有好几个儿子已经封王，他们也有可能长大报复。
于是，先帝的那些儿子就全都不是亲生的了。
先帝既然已经无子，兄弟自然是最适合的人选。
根据嫡长子继承制，既无嫡，就需立长。
高祖现存三脉，长孙齐王母族太过强大，立他为帝外戚必然分权，拥立之功不能尽享。
那么，淮南王母族势力也太大，自动排除。
只剩下一个代王，母族不显，没有外援，本人又很低调乖觉，会做人，好说话，还大方，真是完美的皇帝人选。肯定会乖乖听我们的话，这拥立之功是坐定了！
这样短短几句话，新皇帝就出炉了。
可见，大凡是阴谋家，总是会给自己戴上为国为民的假面具。
废掉皇帝，那肯定是皇帝的错。
也许太史公写史的时候，是因为无奈而选择了春秋笔法，又不甘于真相被掩盖而故意留下了许多线索。
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话真是一点不错。
一口喝完桌子上的茶，刘晨的思绪回到现实。
仰头叹息一声，合上书本，刘晨就躺到床上沉沉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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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
七年秋八月戊寅，孝惠帝崩。丧，太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张辟彊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曰：太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彊曰：帝毋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丞相乃如辟彊计。太后说，其哭乃哀。吕氏权由此起。乃大赦天下。九月辛丑，葬。太子即位为帝，谒高庙。元年，号令一出太后……
－－－《史记·吕太后本纪》
惠帝七年（前188）八月十二，帝崩于未央宫。q i s u w a n g . c o m [奇 书 网]惠帝自年十七即位，即位七年，寿二十四。太后吕雉为其丧，九月五日，惠帝葬于葬安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东北）。惠帝与张皇后无子，取后宫美人之子名之以为太子。惠帝死，太子立为皇帝，史称少帝，时年四岁。因其年幼，故由吕太后临朝称制，代行皇帝权力。
迷迷糊糊的，刘晨做了一个梦。
梦中，他变成了一个孩子。
穿着玄上衣、朱色下裳的帝王冕服，头顶十二旒皇帝冕冠，喊出了“后安能杀吾母而名我？我未壮，壮即为变。”
之后，面前幻化出一个老妪形象，指着刘晨怒声喝斥。
接着，身旁景物变幻，刘晨坐在大殿，左右侍卫如狼似虎的剥去他身上朝服，把他一路拖入一个名叫永巷的可怖地方。
最后一幅画面，一个面目狰狞的宫人，手持酒壶，狠狠把壶中酒灌入他的口中……
打了一个寒战，刘晨从噩梦中醒来。
黑暗中，他在床上坐起身子，伸出右手往额头擦汗。
擦干了额头汗水，刘晨正想转身开灯。
这时,从右下方床角传来一声轻响，似是有人起身，又悉悉索索走了开去。
刘晨心头一惊，第一个念头就是：“家里进贼了。”
想到此处，刘晨伸到一半的手复又缩回，想拿出放在枕下防贼的双节棍。可右手一触碰到枕头，刘晨就觉出不对来。
那枕头位置放着的并不是原来那棉质软枕，而是坚硬的一块。
来不及多想，脚步声去而复返，这次声音更显杂乱，似乎不止一人。
情急之下，刘晨就想抓起那硬物向脚步声处砸去，行一个声东击西之计。
脚步声更近了，刘晨还是没有抬头。
因为这时他才现，那东西不是他一手可以掌握的，心中一片惶急。
脚步声停在床前。
刘晨抬起头来。
只见眼前闪烁着微弱的火苗，一人正手持烛火站在床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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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为止出场人物年龄
(w w w . q i s u w a n g . c o m 奇 书 网)
为了自己记忆和统一，没有详细记载的人物年龄，查阅各种资料后根据需要自行设定。有出入，但是应该不大。以下均为虚岁（不断添加）：
公元前184年，少帝四年。
惠帝刘盈（前21o－前188）24岁崩。
吕释之（前242年－前）
吕后（前241－前18o）59岁，
審食其（？－前177年）66岁
代王刘恒(前2o2－？）2o岁，
淮南王刘长(前198－？)
太后张嫣（前2o2－?）2o岁，
刘恭（前19o－？）8岁
刘义（前192－？）1o岁
王陵（前258－前181）76岁
张偃（前198－？）16岁
张辟彊（前2o1－？）19岁
周亚夫（前199－前143年）17岁
贾谊(前198－前168年)18岁
晁错（前2oo年－前154年）18岁
袁盎（约前2oo－约前15o年）18岁
郭解（前－前）
樊伉（前212年－18o年）3o岁
陈平（？－前178年）51岁
周勃（？－前169年）51岁
张敖（前223－前182）39岁
吕媭（前24o年－18o年）58岁
吕嘉（前？－前183）26岁
吕产（前？－前？）36岁
吕平（前212年－）3o岁
吕禄（前215－前）33岁
刘章（前2o1－）19岁
赵佗（前237年－前1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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