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创造博远的未来——引领中国复兴，舍“汉”其谁？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庞大民族，应该堂堂正正担起这一责任。中国要复兴，汉族不扛起首要责任，难道推给少数民族么？不以汉文明为基础，还能以什么为基础呢？

汉文明-华夏文明本身就是富有包容精神的开阔的文明体系，但是吸纳不等于可以异变，包容不等于可以毁损，华夏文明始终有自己最核心的精神内涵、价值取向和文化风貌——礼仪之大，章服之美，阴阳之谐，天人之和。忠义仁孝的道德哺育，崇韵尚意的审美理想，修齐治平的生命追求，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用中执中的中庸之道……这正是中国安身立命的根本，正是我们所要寻找、学习和弘扬的东西。

值得强调：寻找、学习和弘扬汉文明-华夏文明最核心的精神内涵、价值取向和文化风貌，这不正是汉服复兴所指向的最根本的目的吗？

华夏复兴，是一片全球化的喧嚣中，汉民族带领数千年的文明故国，为了人类真正的幸福，维护文明的多样性，为人类贡献独特而伟大的文明财富的宏远志向和决心。

*华夏史观：胸中有正气，天地自浩然

一片丹心赴海幕，万点梅痕染衣冠。崖山之后，已无华夏的中国，易服剃发，亡的是文明的天下。

56个族群，已皆国土内的公民，但是今日与往昔，不可混为一谈。正视历史，蒙元满清是彼时中国的亡国、华夏文明的沦陷，但这丝毫无碍于当下中国56个族群利益共同体的携手共进。

这才是真正彻底地放下历史的包袱。否则，歌颂屠杀、民族自虐、混淆黑白、反转乾坤，这样的汉民族又如何赢得真正的尊重，如何自立于中国，挺立于世界，如何真正承担起捍卫、团结、引领、复兴中国的责任？

用千年汉文化的阳光，涤荡民族几百年的心理阴暗，只有堂堂正正面对过去，才能顶天立地地面对未来。复兴华夏，也正是要重建正义、正气、有信仰、有抱负、有坚守的华夏史观。

汉服？华服？

华夏即汉。汉服本就是华服，华服本就是汉服，两服之辩，千年未有。

时下的国人，好称华服。对此，我们无意异议，但是，无意异议，并非赞同。“华”的厚重，并非任何文化都可以担当。况且，言语之事，本就是约定俗成，既然几十年的俗成可以被尊重，那么几千年的俗成和华夏危亡时刻的约定，为什么不能被尊重？

汉服，华夏衣冠，汉民族传承不息的千年信仰。

*日新华夏，华夏日新

找寻之，学习之，思辨之，扬弃之，重建之，发展之，日新之。我们是华夏文明的传人，我们从传统的华夏来，到日新的华夏去。

华夏，是我们思考的本位，方式和起点。

自华夏衣冠的重建始，重建华夏生活方式、艺术与审美、经济科技、制度文明、思想与精神——寻找、学习和弘扬汉文明-华夏文明最核心的精神内涵、价值取向和文化风貌。学习然后继承，继承然后发展，发展使之日新。

华夏复兴，衣冠先行，衣冠先行，正是为了引领华夏复兴。

以汉服为起点，再造整个华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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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与西医的分叉 转贴

周其仁北京大学、长江商

西医东渐，引发了西医与中医之间的矛盾、冲突和紧张，也增加了不同文明传统的医学、医疗技术和组织制度之间的交互影响。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里的重要一幕，至今对医疗服务的资源动员，仍然有极大的影响。

像我这般年纪的人，都知道鲁迅对传统中医的反感和抨击。最早读《呐喊》，应该是40年前上初中的时候。鲁迅的文字，自有让你过目不忘的力量：为了久病的父亲，年幼的作者每天先到比自己高一倍的当铺柜台典当拿钱，再到和自己一样高的药店柜台买药。更令人反胃的是，“开方的医生，因为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这般忙了四年，“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朋友，如果你我也有类似的遭遇，会不会也像鲁迅先生一样，以此认定“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呢？

后来才知道，五四前后不少文化名人，对中医都持批判态度。梁启超、陈独秀、胡适、傅斯年、吴昌硕等，都有过类似的言论。最早白纸黑字写下《废医论》的近代学者，还是章太炎的老师、清末国学大师俞樾。到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余云岫干脆正式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就是说，不限于非议，而且要在体制上废除中医的武功。此案引发全国论战，也逼迫中医团结起来“救亡图存”。结果，余案通过了却没有被执行。但是，从此中医（“国医”）就戴上了“旧医”帽子，而国民党时代的医生注册条例，规定中医只能注册为“医士”，只有西医才能注册为“医师”。

其实，无论是“贬”还是“废”，根据只有一条，就是“中医不科学”。余云岫论述废止中医的理由，撇开用语的激烈和尖锐，与俞樾以来一批中国学者关于中医的见解一脉相承。可以说，“西医＝科学与先进，中医＝愚昧和落伍”，差不多是现代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

问题是，西医从来就是科学的吗？远的不谈，就是到了18世纪中叶的英国，“人们普遍认为在发烧初期进行发汗是必需的。一般做法是在病人身上堆积衣服，提供具有发热性能的物质，诸如酒精、香料等等，这些东西往往使血液沸腾、痉挛加重、病情恶化”——这比“不科学的”中医，究竟高在什么地方？当时，整个欧洲普遍相信放血、催吐、通便等“清除体内有毒液体的方法”，因为在19世纪病因学说被揭示之前，“疾病被归结为流体和体液的不平衡”。美国的情况似乎更糟，因为《剑桥医学史》记载，在新英格兰的医生，“方法是一致的，放血、呕吐、发疱、用泻药、止痛等等；如果病情依旧，就重复用过的措施，直到病人死亡”。堪萨斯边界的一位医生这样回忆他的行当，“我几乎想不起在早年有哪怕是一种能被医生真正治愈的疾病”（第216页）。

西药也好不到哪里去。1869年伦敦一家医院的急诊室，“以每35秒钟一个病人的速度…（病人）被打发走时带上了剂量可疑的药物”，“它们基本上由通便剂组成”（第222页）。1900年前后，美国的老式医生出诊时，“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