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这个，你们回家看看吧；那个，回家看看去吧；还有那个……”

我终于提前被她们打发出门。

下一步，就是找工作。

伊水说：“你的年龄太大，得往小了改。”

“多大就是多大呗，改它干啥！”

“人家招打字员都爱招十八九、二十来岁的小姑娘，谁招你这三十来岁的呀！你别改太小了，太小也不像，改到二十四吧。你现在是二十四，哪年生的，自己算好，别说两叉去。你再编份简历，按二十四的编，别填你已经结婚了。”

“我是结婚了。”

“你不这样填，就不好找工作。你想想，光是北京的大学就有一百多所，每年，每个大学的毕业生中都有留在北京的，想找工作的人有的是，凭你现在这条件，能找到一份工作就不错了。你按我说的做吧。你的发型也要改改，太老气，扎个马尾，吊起来吧。衣服也不行，我有几件，拿过来你试试，一定要往年轻了打扮。”

应聘打字员，公司的要求是每分钟八十字以上，有的要求一百字，我仅仅是刚刚会打字，家里又没有电脑，也没有机会练，速度很慢。应聘了几家，他们只问了问情况，除了年龄和婚姻，其它的，我都做了如实的回答，他们也没有让我上机操作，便以“回去听信”为由，婉拒了。

当我准备再次应聘时，传来个不好的消息，说是上边刚下的文，某些工种要聘用有北京市户口的，包括打字员。也就是说，有外地户口的人，不能应聘这类工种。我是外地的，毫无疑问，在北京，我不能从事这个工种了。

伊水又出了另外的主意，“你去学导游吧，拿到导游证，就可以带团了。碰到好的团，还能多赚。”

伊水又给我交了第二笔学费，我去学导游，为期为一年。

伊水家的房子是妹夫尤湖租的，一年的房租是五千块钱，在一家报社家属楼的地下室。地下室很大，就像《地道战》里面的地道，七拐八拐的。如果细分，可分出十几个房间来，不过，除了妹妹和妹夫住的及我和尤彩荷（尤湖的妹妹）住的两个房间有门外，其它的都没有门。墙面没有抹，也没有沟逢，很简陋。北京有好多这类的地下室，住了好多的人，房租要比地面上的便宜。活人住在地下，这在我们老家是绝对想不通的，我称这类住房为“地下村庄”。

住地下室有一点好处，就是冬暖夏凉。还有一个不好处是潮气大，如遇到大暴雨，或是几天不晴的连绵细雨，里面还要进水，就得要全体出动，大盆小盆全用上，往外淘水，奋力抗战。我们不能有半点拖延，因为尤湖是搞书的，这里既是我们大家的居室，又是库房，存有几个屋子的书，一旦被大水给泡了，就全完！

尤湖是江西人，尤彩荷当然也是江西人，在和他们交谈的过程中，我感到南北方言的区别实在太大，有些话，沟通起来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我是在五岁那年，随着父母从千里迢迢的四川搬到了吉林。与北方的小朋友玩耍时，满口川话的我经常搞得人家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我所表达的内容是再清楚不过了，他们怎么会不懂呢？这在我的记忆中，第一次感到同别人沟通的阻隔有多么的大！或许是年龄小的缘故吧，仅仅苦恼了几天，便学着他们说起了东北话。

长大后，零零星星地记着川话的只言片语，其它的都就饭吃了，东北话反倒成了我的“母语”。

我是在东北方言的坛子里泡大的，渐渐地对它产生了深厚了情感，它就像东北人的性格，干脆、通达、爽直。世界上最好听的语言，也莫过于此吧？大家发出的是相同的语调，彼此交流的和谐、融洽，感受不到它和普通话之间有什么差别。在我的概念中，东北话就是普通话，普通话等于东北话。

八

出了家门，到了北京，情况则不同了。

我们吃饭时，彩荷坐在了里面，她向我伸来一只碗说：“大姐，我出不去了，你帮我盛碗猪！”

我说：“啥？”

“你帮我盛碗猪。”

我上哪给她盛一碗猪去？再说了，那小碗哪能装得下一头猪哇！

伊水不动声色地说：“她是让你帮她盛一碗粥。”

我的妈，这差别也太大了！

两个中国人说话，中间还要夹个翻译，岂不怪哉！

一日，彩荷美滋滋地说：“我买了一件K色裙子。”

我正在犹豫：K色？K色该是五颜六色中的中哪一种呢？

她从柜子里拿了出来，我才恍然大悟，“你说的是——黑色？”

“对，就是你们说的‘黑色’，我穿上，你看看怎么样？”

说实话，这种神秘色彩与她的确不怎么相配，从上到下跟个直挺挺的鞋油桶，我脱口而出：“砢碜！”

“砢碜？”这回轮到她猜谜了，她试探着问：“你是说……‘不好看’的意思？”

我真的惊异于她的聪明了，如难懂的方言她竟能猜出！

彩荷看出了我的心思，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从你的表情里猜出来的。”多亏

她有察颜观色的本领！

天色渐晚，我正要进入梦乡，彩荷推了我一把，“给你吃蹄。”

我头不抬眼不睁地说：“我不吃猪蹄子。”

“不是猪蹄子，是蹄。”

“不是猪蹄子还能是啥蹄子呀？”我嘟嘟囔囔地坐了起来，彩荷递过来的东西令我愣了半天，“你是说——梨？”

“嗯，吃吧。”

“吃，吃，这个我吃。”我抓起一只往嘴里塞，拚命地掩饰着要笑得崩溃的嘴巴。

提起家乡，我和彩荷有着同样的感受。家乡，是留在记忆里的一缕余香，即使是穷乡僻壤，也能云山雾罩地摆出它的几个“独一无二”，说成仙人仙境，从而使那些从没来过的人垂涎一番。

有一次，我正准备抒情，一张口：“俺家那疙瘩……”

“什么？什么疙瘩？”彩荷一副困惑不解的样子。

为免去更为繁琐的解释，我只好改口：“我们那个地方……”

看来，这普通话不说是不行了！

彩荷是个性格外向的人，经常把她的同事带过来玩。

湖北的树枝和陕西的徐航提起了各自的同学结婚的事儿，聊着聊着，就争了起来。树枝把“结婚”说成“结分”；徐航则说成“结hueng”（她的这个发音，在字典里找不出与此相对应的字，我用拼音标识）。她们相互嘲笑一阵，谁也拿不准确切的读法。

树枝说：“问问大姐吧，她的读音肯定对。”

身为大姐，面对着扑将而来的四柱目光，深感责任重大，理应为她们做出表率才是。于是，我抱着一丝不苟、诲人不倦的态度，以一种自认为最标准的普通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示范给她们，“结——婚！”

没等我缓过神儿来，就爆发出一阵更为剧烈的笑声，笑够之后，她们边擦着眼泪边指着我的鼻子，异口同声地说：“你说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