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说的地方看了看，除了几道灰墙，什么也没有。

　　在日本留学时，我修过一点心理学。那天晚上，我回了一趟虹口的住处，查了查从日本带回的医书[民国初年，心理学最早在一些教会学校出现，并未成为学校的普及科目。“五四”前后，大批欧美留学生回国，心理学教育才逐渐普及。据《民国时期总书目》收录，1912年到1922年，国内出版心理学图书有54种。]。小梅讲的情况，有点像幻听。

　　第二天一早，我找到老赵，借了他的工作证，打算进恒和厂调查。走到工厂门口，被看门的人拦下，我掏出证件，说是记者，想采访一下厂主，那人进去问话，很快出来，说厂主不在。

　　做不成采访，我就打算做一回新闻骗子。我上街买了几份报纸，仔细看了四五篇猜测鬼曲事件的文章，写什么的都有，甚至有灵魂学家，分析冤魂传染的原因，预测下一个自杀事件发生的时间。我花了半小时，参考报上的文章胡乱拼凑抄成了一篇文章：《鬼曲害人恒和厂连环自杀，冤魂不散棉纱女纷纷辞工》[民国期间，有些小报记者，专盯着出了坏事的工厂公司，事先写好负面报道，去找当事者，声称稿子已经要刊登，特来求证一下真伪。当事者不想闹大，就会商量能不能撤下，记者顺水推舟，说撤稿可以，但需要额外的制版费等。大部分人都不想惹麻烦，只好掏钱贿赂，息事宁人。]。

　　到了工厂门口，我把文章和证件递给看门人，又给他两毛钱，说：“我是《大时报》记者，这篇文章马上要刊登，有几个地方要跟你们厂主确认一下。”

　　5分钟后，看门的急匆匆跑来，带我去了厂主办公室。

　　厂主是个胖胖的小个子，戴着一副圆眼镜。他正拿着那篇稿子看，嘴里骂骂咧咧。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眼睛瞪得圆圆的。

　　我递上证件，指指他手里的稿子，说我是《大时报》的记者。他接过证件，眉头一松，呵呵笑了一下：“是赵记者啊，我叫Tango，先坐下喝杯咖啡。”

　　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英文名。一问，果然是上海人，中文名叫唐刚。

　　我说：“唐老板看了？有人给报社投了这个稿子，我想核实一下，里头有没有差错。”

　　我又补了一句：“编辑已经在排印了，我是留个神，怕有哪儿写错了。”

　　唐刚扫了几眼，嘿嘿一笑：“赵记者的意思我了解，这文章里的事情都是胡扯，就是几个苏北猪猡（旧时上海人对苏北人歧视的称呼）自己闹情绪死了。厂里都安排妥善了，家家有赔偿。”

　　我坐进沙发里，喝了几口咖啡，说：“我就知道里头有错，但这临时更换，报社确实得耗些费用，我得回去商量商量。”

　　唐刚坐下，拍我的肩膀，眼一眯：“制版的钱，赵记者不用操心，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这稿子撤了，需要补一篇。我想写写恒和厂实业救国。”说完，我掏出烟抽，也给唐刚递了一根，“唐老板需要这样的新闻，免得那些小报还瞎写。”

　　唐刚一口答应，马上找人，安排吃午饭，说：“赵记者有眼界，不听信那些装神弄鬼的。”

　　我成了恒和厂的特约采访记者，15号到16号早上的夜班时间，可以在厂里随意参观。夜班车间灯火通明，机器轰鸣持续不停，唯一能听清的是拿摩温发号施令吹的哨声。几百个女工从头到脚都是灰白色的棉絮，眼睛鼻子都看不清楚。她们一声不吭地工作，站在机器前做着一模一样的动作。我找了半个小时，才看出哪个是姗姗。我让她带我在厂里转转，她不肯，说会被扣分[棉纱厂每个车间都张贴有惩罚条例，工人除了干活，不能交谈和乱动，上厕所的时候也有限制，若被发现在厕所梳头或趁机休息，都会被扣分。按条例惩罚工人，就是拿摩温做事的准则。]，只要被扣了一次分，以后就不会再有晋升的可能。

　　我在车间里只待了一个小时，就逃了出来，眼花缭乱的机械流程和轰鸣的噪音，让我觉得头晕恶心，浑身上下难受。当时，我就一个想法：马上抽几口大烟，否则不如死了。

　　凌晨2点多，我在恒和厂四处瞎走，把传闻说死过人和响起过鬼曲的地方都去了一遍。2点50，我困得不行，坐在水塔边抽烟。在车间低沉的轰鸣里，我听到了奇怪的声音，隐隐约约，飘忽不定。我猛然一下精神了：肯定是那个声音！

　　我站起身寻找声音的来源，辨别不了。声音渐渐大起来，是多种乐器的混合，旋律起伏跌宕，又循环往复，虽然怪腔怪调，但确实是某种旋律。

　　我扔了烟卷，沿楼梯上了水塔，用手拢住耳朵仔细听。有一瞬间，我听见了几句唱词，像南方的傩戏中的唱腔，但立即淹没在曲声里，再也分辨不出。我琢磨着那几句词，一步步走上水塔，声音从水塔下面飘上来，越来越小，但依然在耳朵边回旋。

　　不知不觉走到了水塔顶上，空气变得凉爽，身上抖了几下，再听，那声音已经没有了。我站在塔顶往下看，恒和厂的车间汇成一大片灯光，风从下面吹上来，夹杂着隐隐的轰鸣声。当时，我突然觉得浑身难受，想抽上一口大烟，或者往前走一步，跳下去，那感觉一定和抽口大烟一样舒坦。

　　恒和厂的夜钟救了我——每到凌晨3点，恒和厂就会敲一轮钟，工人可以休息十分钟，吃点儿东西提提神。

　　钟声一响，我吓出一身冷汗，转身跑下楼梯。这时，一个男人贴着水塔下的墙根闪过，我本能地喊了一声。那人却一眨眼转过墙角不见了。恍惚的瞬间，我看见他手里好像拎着一个四方的小箱子。

　　我走下水塔，身上发抖，胃里一阵阵发虚，浑身被汗水湿透。坐在地上抽了几根烟，脑子才清醒了点儿。我掏出笔记，记下了从那鬼曲里听到的几句唱词：

　　血中有虎，罕中有我。情起升腾，亡魂难收。

　　熬到6点夜班下工，我在厂门口吃了几口东西，便去找唐刚打听夜里见到的那个男人。还没到厂主办公室，却见唐刚带着个穿西装的瘦子急匆匆地走过来。

　　这瘦子竟是唐刚请来做法事的，我拉他到一边问：“唐老板，不是不信装神弄鬼吗？”

　　“赵记者，你也看到了，这事议论得太厉害，压不住。实业救国的文章你好好写，钱不是问题。但灵学也能救厂救国，我也得做。”

　　说完，他指着那瘦子介绍：“这位是悟善社[民国初年，由于革命失败的幻灭，灵学救国的口号流行过一段时间，很多知识分子都由向往西方思想转回了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