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线回了奉天，亲自督办审讯，谁也不敢瞎说。”

　　没想到这件案子一拖就是半年，直到今年（1925年）3月底，张大帅彻底打赢了这场战争，奉天伪钞案的内幕资料才逐渐被曝了出来。这期间，北京出了大事，冯玉祥突然闹了政变，前清皇帝被赶出了紫禁城，大总统曹锟被关进牢里。

　　盗印东三省官银号奉票的，确实不是民间，而是最合法的印钞机构——北京印钞局，也就是北洋政府财政部印钞局。而且，北京印钞局刻版印钱，是完完全全的奉命行事，有报上登出了当时加印了北洋政府官防的密令：

　　“兹奉大总统面谕：兴军以来，军需孔亟。着将东三省官银号和东北银行钞票，迅速各印五百万，以济军用，缓解燃眉，事关机密，不得泄露，违者决以军法从事……”

　　马小嘉糕饼盒子里装的奉票，是大总统曹锟亲自下令刻版印刷的，政府军方委托了三四十名京津商人，带着500万假钞去奉天，雇了很多人花钱，为的是搅乱东北的经济。在和张大帅打仗期间，大总统担心不够，又下令加印了500万藏在天津。

　　我在饭桌上聊起时，戴戴说：“这其实算不得假钞啊，完全是合法流程印的。”

　　她说的没错，如果不是印钞局局长和制版工人唯恐惹祸上身，制版时做了手脚，这就是完全合法的500万。

　　聊完案子，小宝却突然问我，马小嘉和伊万诺夫真的都是贵族吗？

　　我说不知道，他们俩的身份是真是假都不重要，他们都只是棋子，这个案子，就是一场权力的游戏。

　　金木在《夜行记》里记录的所有案子中，这一件的元凶应该是职位最高的。

　　我觉得很好笑，一个国家的负责人，因为和地方上闹别扭，可以想出这种玩法。

　　仔细想想，我又觉得挺悲哀。拥有大到一定数目的钱，等于拥有了无限的可能性，这其实是一种权力。

　　一千万元，是十万张百元钞。对大总统来说，这是一批游戏道具；对一个老太婆来说，拿出两张就能改变命运；为了多弄几张，一个年轻人愿意勒索杀人。

　　稍微懂点金融知识的人都知道，货币本身是无价值的符号，就像游戏里的积分。但我们往往深陷其中，逃不出这场游戏。更可怕的是，高层级的玩家可以控制这些符号，把底层玩家搞得团团转。

　　关于人性与金钱的电影，我最喜欢杜琪峰的《夺命金》。这片子的英文名叫Life Without Principle，我理解为“没有原则或标准的生活”。

　　前阵子，朋友圈都在传北上广财务自由需要2.9亿的说法，不管是惊叹还是调侃，人人都默默地意淫了一下这个“标准”。

　　以金钱和权力作为衡量标准，就是Life Without Principle。

　　前传 金木夜行考：1911 大夜弥天

　　2016年7月，我从外地回京，在金家老宅发现太爷爷留下的笔记，便停掉了一切工作，躲进西四胡同，一心整理《北洋夜行记》。

　　笔记里的故事发在网上，常有朋友打听，你们夜行者究竟是什么人？

　　按规矩，这种问题不能回答。不过，太爷爷的往事已公之于众，关于“夜行者”这行当，倒是可以说两句了。

　　夜行者，是调查神秘事儿的，像记者一样，又像侦探一样。 像我，一个退休的夜行者，不再到处跑着调查了，就变成了个讲故事的人。

　　朋友追问，为何做这行？我摇头不说。再问，那你太爷爷金木呢？为什么做了这个？

　　回答这个问题，我总是这样开头：“我太爷爷，最早只是个记者——这得从清朝最后一年说起，那年他刚满二十一……”

　　这段故事，至少十个朋友听我讲过，每个人听到的版本都不太一样。那是因为，往事本就湮没在过去的迷雾里。有些片段残留在金木的笔记中，有些说法偶然从家里老人口里冒出，还有一些，是我在图书馆文献室里扒出来的。

　　过去一年，我都在从各个角落缝隙里挖掘，试图拼凑出一个完整的答案：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太爷爷后来决定做一名夜行者。

　　下面的故事，主要来自金木笔记和相关人的回忆。为了尽量完整地还原事件，我还查阅了事件主要人物的传记、信件，并参阅了一些地方志。其中有些细节，来自亲历者后人的回忆，与史料不吻合之处，均以史料为准，无史料可参阅处，文中都做了说明。

　　革命

　　清朝最后一年，是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也就是辛亥年。

　　那年1月，金木已从日本回国三个月，供职于北京的《白日新闻》，满城溜达，拍照写稿，隔三岔五到粉房琉璃街的报社点个卯。

　　金木笔记中曾说，回国前，他原已收到了上海《申报》的聘书，但却因故未能及时到任，才留在了北京。几年之后，金木赴沪任职，在《申报》做记者，直到1916年。

　　刚回国时因何延误，笔记中只提了一句：“旅日期间，母亲信中多念及吾兄弟二人。兄既不能返京，吾当尽孝。”兄，是指金肃——就是金木在笔记中偶有提到的大哥。

　　我向父亲打听，可曾听长辈讲过金木那两年的事迹。父亲说，零星听过，但算不上事迹，“你爷爷跟我说，这兄弟俩当时不太对付。你大太爷（金肃）回国去了武昌，就没往家里拐。”

　　我在南京找到了金肃的后人。从金肃当时的日记里，找到了兄弟两人“不对付”的原因。

　　1910年4月7日，兄弟俩在东京的一家酒馆里吃饭，聊起报上的一条新闻：逆党谋刺摄政王事发入狱。

　　这名逆党，叫汪兆铭。3月底，他与几个人在北京后海一座桥下埋了炸弹，要炸死从此经过的大清摄政王。[1910年3月31日，汪精卫等人在北京后海北岸一座桥（银锭桥或甘水桥，无定论）埋设炸弹欲谋刺清廷摄政王，事泄被捕，狱中赋诗，慷慨激昂，一时为人传诵。1911年11月6日，辛亥革命后，清廷大赦政治犯，汪精卫等人被释放。]没等到摄政王上桥，一名车夫钻进桥下，发现了炸弹引线，事情败露。据说，这车夫是在追赶偷汉的老婆，以为老婆跟人躲在桥底下。

　　兄弟俩都知道这个汪兆铭，他曾用笔名“精卫”在东京的《民报》上发表文章，谈论国事政局，言辞激烈，还骂过梁启超。

　　不管按照《大清律例》还是清廷新政拟定的《大清新刑律》，刺杀摄政王都是死罪。汪兆铭这种舍身精神，感动了大太爷金肃，他拍案而起，拎起筷子为革命者击节叹赏。

　　太爷爷金木却很平静。他放下报纸，皱起眉头，问大哥：“他确实胆儿大，但这事儿太蛮横，万一成了，炸死的恐怕不只摄政王。”

　　金肃彼时已加入同盟会，满脑子革命救亡。他一把搂过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