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老妹儿要是知道什么，可以跟我说说。”

　　马小嘉没说话，拍了拍伊万诺夫。伊万诺夫掏出钱夹子，抽了三张百元票递给王才。王才嘿嘿干笑几声，收下钱，又给自己倒了杯酒，一口干掉，扬扬杯子说：“干脆，老弟佩服。”

　　王才走后，马小嘉和伊万诺夫也回了房间，我又抽了半包烟，待到了凌晨，用餐巾包了王才用过的酒杯，悄悄带回了房间。

　　小宝已经睡下，我收好酒杯，往北京打了个电话，拨给了我大哥金肃。奉天的警署我不熟，要提取王才的指纹，最快的办法是找个在警署说话管事儿的人帮忙。

　　凌晨三点钟，金肃托人回了电话，给我一个联系人：奉天军法处侦缉官许处长。

　　第二天一早，我往许处长办公室打了电话，没想到他直接派了人过来，问明情况，取走了酒杯，说马上送去警署取指纹。

　　中午到餐厅吃自助餐，又遇到马小嘉两人。我提到明天要去参加婚礼，马小嘉很热情，非要也给新人带上点礼物。她回房间拎了个网兜出来，里面装了四盒进口糕饼，都是一尺见方的洋铁盒，上面印着英文字。

　　“认识了就算是朋友，这些就当喜饼送了。”说着，她又拿过伊万诺夫的钱夹子，要我替她送个红包。

　　我只收下了四盒糕饼，说什么没要她的钱。她也没再坚持，但还是帮我们付了晚饭钱，找零全作为小费给了服务员。

　　吃完饭回房，小西门警署打来电话，说牛婆的案子破了，凶器上的指纹和酒杯上的完全一致，凶手就是王才。他本是小西门混地头儿的流氓，被警署雇作了包探，却总爱凭着这身份坑蒙拐骗。那天，他见牛婆骗了不少钱，就去勒索，哪知牛婆死活不肯，跟他撕扯起来。王才情急，一刀捅死了牛婆，抢了钱，把尸体埋进垃圾堆。

　　小宝笑我，费尽心机查案，不如金肃一个电话管用。他这么一说，我确实有点失落。依仗权势办事，往往简单直接，但却毫无趣味。平时办案，不到万不得已，我绝对不提金肃，也是这个原因。

　　我没接小宝的话，说：“凶手抓到了，但总觉得事儿还没完呢。”

　　小宝问还有什么事儿，我问他，你觉得马小嘉这人怎么样？

　　“人挺好，直爽大方。”说完，他忽然从口袋里找出马小嘉之前给的那张奉票，说：“但有个问题，她好像除了花钱什么也不干，她的钱是不是有问题？”

　　我拿过那张一百的票子，看了几遍，说：“钱有两种问题，要么是假的，要么来路不正，明儿可以先找银行验验。”

　　早上8点多，小宝把我叫醒，说出了件怪事儿。他掏出那张一百的奉票，说：“早上起来跑完步，我去旁边朝鲜银行[朝鲜银行是日本于1909年11月在京城（首尔旧称）建立的韩国银行，在中国沈阳、哈尔滨、大连、抚顺等地都建有支行。奉天朝鲜银行支行就位于小西门，在金木当时居住的七福饭店旁边。]验了，钱没问题，但是这东西肯定有问题。”

　　小宝说的是马小嘉昨天送的洋糕饼。他早上收拾东西，不小心打翻了一盒糕饼，摔开了口，打开盖一看，里面的糕饼已经变形了。他把糕饼拿出来，发现只有四块，糕饼下面是个硬纸壳做的凸起夹层，夹层里头空出四四方方的一块空间，什么也没装。再打开其他几盒，每个盒子里都有一个凸起的夹层。

　　“金木，你还记得咱上回在通县抓的毒贩吗？这盒子太适合藏东西了！”

　　小宝说的毒贩，是去年秋天我们和巡警一起抓的运毒团伙，他们把大烟膏和点心混在一起藏在了纸包里。

　　我说你敏感了，是不是《侦探世界》看多了，哪儿有那么招摇的毒贩？话虽这么说，但我还是让小宝把几盒糕饼留在了旅馆，打算参加婚礼回来后查查。

　　我和小宝坐马拉火车到了朋友家，恰好赶上典礼，一人送上一个红包，吃了婚宴。我这朋友叫老何，是个杂家，会画画和书法，又读过西洋法学，前清时还在北京印刷局做过技工。前几年回了奉天老家，混出些名声。去年东北大学成立，他竟做上了文法科的老师。

　　下午，我跟老何聊起七福饭店的案子，提到早上糕饼盒的事儿，老何来了兴趣，也觉得是鸦片。他说：“贩烟这事，不可能禁得了，最近听说江浙军阀要打仗，就是因为争鸦片[1924年9月，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为争夺上海控制权打了一仗，其实就是为了上海的鸦片市场。《文史资料选辑》中说，当时的上海，“每月光鸦片收入就能养活三个师”的兵力。这场战争实际上是直系军阀与反直系军阀势力之间的重大较量，是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导火索。]。”

　　老何说的在理，军阀争权，无非是争利。这次出门，军队上的朋友三番五次劝我不要在奉天长待，北京和东北说打就打起来了。这么一聊，越发觉得马小嘉那几盒糕饼不对劲，就早早跟老何道别，回了旅馆。临走前，我特意让老何给我装了两大包喜糖。

　　回到旅馆已经傍晚，我揣了那两包喜糖上楼找马小嘉，敲了半天没人应。在楼梯口等了一会儿，马小嘉和伊万诺夫拎着大包小包回来了。趁伊万诺夫开房门，我掏出喜糖走过去。

　　“老何收到礼物很开心，这是带给你们的喜糖。”我一边把喜糖塞给马小嘉，一边跟着伊万诺夫迈进房里，在门厅里停下。

　　马小嘉手上提着一个网兜，里头装着两盒洋糕饼，和送我的那些一样。我往房间里扫了几眼，见桌上和地上搁着五六个盒子，有的开了盖，全是那种洋糕饼。

　　我寒暄几句，回了房间。

　　第二天上午，我和小宝起了个大早，换了套长衫，戴上礼帽，跟着马小嘉和伊万诺夫出了门。两人沿着大路往东走了差不多半小时，到了四平街（中街）。这里全是老店铺，路上摊贩多，行人很稠密，俩人走走停停，一会儿吃点烧麦，一会儿逛逛眼镜店，最后进了一家很大的金店，叫“萃华金店”。

　　从金店出来，伊万诺夫手里提了三个珠宝盒子，看上去都不便宜。马小嘉的耳朵上多了俩大金圈的耳环。

　　小宝说：“金木，这俩人真是比你有钱多了，花钱跟烧钱一样。”

　　两人在四平街上晃了半天，进了一家叫东昌号的洋货行，待了半个小时。出来时，马小嘉手里多了个网兜，里面装了五盒洋糕饼。

　　小宝说：“这下确定了，糕饼盒里就是大烟膏，报警还是直接抓？”

　　“先别那么确定，你继续跟，我到洋货行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