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想，曾炩说道：“岳父既然说造成大汉衰竭的原因是因为权力太过集中造成的，那么，改变这一状况的方法自然是让权力得到制衡了。”

蔡邕高兴地连连点头。

几十年来，士人和奸阉为了争夺权柄，屡遭失败，究其原因，不是因为没有武力，而是因为皇权至上，皇权凌驾于相权之上，完全失去了制约。

太傅袁隗大人和一帮大臣们策划并动了讨董，从表面上看，是为了争夺国家权柄，但其实真正的目的是要利用这个国家权柄，恢复旧制，重建皇权和相叙的平衡，从而铲除沉疴积弊，重振社稷。说得难听一点，就是要限制皇权，扩大相权。

当今天子已经十二岁了，再过八年，天子行了冠礼之后，就要主政。用八年的时间重建旧制，根本不可能。

“为什么？”曾炩问道，“难道恢复一个旧制，八年时间都不够？”

蔡邕叹了一口气，“炩儿，你要知道，孝宣皇帝的改制失败了，否则，怎么会有后来的王莽篡国之祸？”

曾炩迟疑了一下，他虽然对历史有所了解，但是并没有深入的研究，毕竟那不是他关心的方向。曾炩问道：“孝宣皇帝的改制为什么失败了？”

蔡邕摇摇头，捋须说道：“因为石渠阁之议。”

孝宣皇帝虽然尊崇儒学，但他采用的是儒法兼融，德主刑辅的治国之策，所以他力主恢复旧制。认为把皇权和相权分开，把皇室和朝廷分开，更有助于国家的繁荣昌盛。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力的增强，权力斗争的激烈，朝堂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一部分大臣说要独尊儒术，以德治国，要修改一些治国之策。一部分则坚持采用儒法兼融，德主刑辅之策治国，拒绝修改既定国策。于是，朝堂上下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经学辨议。

孝宣皇帝为了统一儒家学说，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在长安未央宫北的石渠阁，召集了二十余位当代各类经学的硕儒讲论“五经”异同。名士硕儒们论述了他们对经学的不同诠释，再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由孝宣帝决定采取一种最合适的解释，并把这种经学解释作为官学。

参加石渠阁经议的有学《礼》的通汉、戴圣，学《诗》的张生、薛广德、韦玄成，学《书》的周堪、林尊、欧阳长宾、张山拊，治《易》的梁丘临、施雠，治《公羊春秋》的严彭祖，治《榖梁春秋》的尹更始、刘向等。

经议由梁丘临提问，诸儒回答，太子太傅肖望之平奏其议，孝宣皇帝亲自裁决评判。石渠讲论的奏疏经过汇集，辑成《石渠议奏》一书，又名《石渠论》，共辑奏议一百五十五篇。经过这次会议，博士中《易》增立“梁丘”，《书》增立“大小夏侯”，《春秋》增立“榖梁”。本朝博士经说的分家，除《诗》学原有鲁、齐、韩三家外，其余均始于石渠阁经议。

孝宣皇帝重视《榖梁春秋》，因为它有利于加强宗法礼仪的控制力量，可以纠正《公羊春秋》学片面强调法治所引起的弊病，适应了当时“稽古礼文”的要求。所以石渠阁经议的结果，就是《礼》学和礼治得到了极大的展，大戴和小戴《礼记》，就编成并盛行于这一时期。

石渠阁会议使孝宣皇帝的权威变成了经学的权威，经学的学术观点随即变成了国家的最高律法。于是“以德治国”成为制定国策的基础，“臣事君以忠”，皇权至上，相权就此被彻底剥夺。

孝宣皇帝时有“石渠阁之议”，孝章皇帝时有“白虎观之议”，这是本朝经学的盛事，李弘一清二楚。但他不知道这经学竟然决定着国策的制定，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决定着社稷的兴亡。

曾炩躬身受教，轻声问道：“岳父大人到底要对我说什么？”

“一是官学。自孝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刘歆作《移让太常博士书》，要求立古文经学为官学之后，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开始争斗，至今已有近两百年。这两百年来的事实证明，今文经学是祸国之学，应该立即予以废除，官学改为古文经学。”

“二是国策。朝廷要立即以儒法兼融、德主刑辅为制定国策的基础，大量修改既定国策。”

“三是官制。皇权和相权必须分开，皇室和朝廷必须分开，否则，社稷振兴无望。”

蔡邕看看神情凝重的曾炩，郑重问道：“炩儿能否承担起中兴社稷之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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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章 改制（二）

曾炩沉默不语。

拯救社稷不是利用强悍武力铲除了所有奸侫就可以成功的。武力稳定社稷，平息战火之后，国策难道就正确了？吏治就清明了？百姓就富足了？国祚就能得以延续了？没有好的国策，没有人尊奉律法，奸侫会层出不穷，社稷会持续动荡，战祸会绵延不绝，国祚会彻底断绝。曾炩心中知晓的策略，的确是很好的策略，但是太过激进，肯定得不到太多的支持。

当然，这个支持仅仅是知识分子的支持，大汉百姓肯定是非常赞成的。但是，他将来的统治还得这些知识分子帮忙，至少不能被他们否定。虽然他在北疆实行的是新式教育，但是世界观的巨大差异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

这不仅是现在他曾炩面临的问题，更是将来他取代大汉之后更需要面临的问题。

拯救社稷仅仅是振兴社稷的开始。

拯救社稷的终极目标是振兴社稷，中兴社稷，复兴华夏。要想中兴社稷复兴华夏，仅仅靠武力是不行的，需要推动社稷中兴的学术思想，需要富强社稷的治国策略，需要威临天下的律法。这些虽然他开始做了，但是还很不够。

蔡邕和陈群非常专注地看着曾炩，等待着他的回答。

曾炩的这个答复太重要了，如果曾炩因为董卓的前车之鉴而墨守陈规，不愿意改变现有的国政策略，那将是难以想象的局面。因为结果很明显，将来即使曾炩凭借强悍的实力稳定了社稷，大汉还是逃脱不了败亡的命运，国祚的灭绝已经不可避免。

一棵从根子开始腐烂到顶的大树，无论怎么培土施肥，怎么削减枝叶，都不可能再把它救活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刨去这棵枯死的大树，重新种下树籽，从根子开始保护它，直到它长成苍天大树。当年秦始皇帝、高祖皇帝、孝文皇帝、孝景皇帝能做的事，我们一样也能做成。但问题是，如果曾炩不愿意改制，没有坚定的决心和一往无前的勇气，那就什么也做不成。曾炩掌控着大汉国最强悍的军队，而且这支军队也只有曾炩能控制，如果他不干，将来别人就算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