盯着能够成为话题的事情，而老百姓除了眼前的问题和政策许诺，看不到任何离开自己一公尺之外的事情’。”

“他倒是很会说现成话嘛。”

法芙娜忿忿不平的拍了下桌子，满是郁闷不快的脸孔别向一旁。

和李林打了那么长时间交道，她对李林的尖刻评语和冷笑话式嘲弄早就习以为常，绝不可能仅仅因为这么一句冷嘲热讽就发火。令法芙娜怒火中烧的是共和国各政党与民众的行为简直就是在呼应李林的揶揄。

正如李林所说，政治投机者、传媒、选民——这些占据民主社会的绝大多数都不知道什么叫以长远的战略眼光来看问题。由于能力、学识、气度所限，加上个人的私心，他们都只盯着目光所及之处和个人利益。对于什么是国际战略大格局，什么是地缘战略平衡，他们只有简单的、情绪化的、乡民式的认知。很多观点在专业人士眼里不是荒谬可笑就是莫名其妙，有时候还极度危险。

比方说，有一种论点认为，上一次查理曼的战败非战之罪，而是当邪恶的怪物（当然是指皇帝）从正面攻来时，那些苟且偷安的诸国和隐藏在王国内部的叛徒、间谍们从背后捅了一刀。在内部和外部的敌人相互夹击之下，这个伟大的国家才不幸战败，承担战败的苦果。

在某些方面，这种论点是对的，比方说查理曼内部确实充斥着亚尔夫海姆的眼线和企图卖国求荣的利益动物，在这些内奸的协助下，亚尔夫海姆总能达成预期的战略战术目标。可不管是战败的原因，还是战争的具体进程都严重偏离事实，更不要说这个论点回避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即这场战争是查理曼主动挑起的，不管亚尔夫海姆在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了哪些作用，查理曼自身的战争责任不可避免。可在这个“背后一刀”的神话里，人们没有看到关于战争起因和战争责任的只言片语，人们只看见了一个悲情故事，一个骑士因为背叛和出卖失去本应得到的胜利，遭受了悲惨且不公的战败。

可以预见，其他国家对这种奇谈怪论会抱有什么样的态度，这样的论调对共和国今后的外交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或许人们会奇怪，共和国公民大部分都经历过查理曼从兴起到灭亡的全部过程，就算底层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不可能像军政高层一样对战争过程的每个细节都了若指掌，他们也应该清楚正是查理曼对周边国家的蚕食鲸吞拉开了战争序幕，对阿尔比昂的不宣而战正式打开了地狱之门。他们如今的苦难正是之前查理曼肆意挑起战火，将战争加诸于别国之上的报应。为什么事到如今这种奇葩理论还会有人相信?

实际上这一点都不值得奇怪，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当人们陷于困苦屈辱时，只有极少数人会首先检讨自身，绝大多数人都喜欢从别人身上找问题，既为了推卸责任，也为了博取同情和心理安慰。普通民众通过这种论点将自己置于受害者的位置上，撇清自己和战争的关系；官僚和军人们利用这种神话推卸掉自己本应承担的责任；无量政客则奉迎大众的心理，鼓吹这种奇葩逻辑为自己捞选票；

所有群体都只是各取所需，至于竭力鼓吹这种“背后一刀”的神话在别的国家眼里意味着什么，在这种命运抉择的关键时刻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会给共和国带来什么样的麻烦，没有一个人在乎。

而像这种视责任为无物，毫不在意大局的言论，只是共和国诸多无脑神论之一罢了，比这更奇葩，更无脑，更偏激的言论比比皆是。

7.前往共和国（五）

错的不是我，是世界——这句中二气息满满的话语其实有着比通常认知更久远的历史。毕竟总有失败者会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自身之外的因素上，拜他们所赐，智慧种生物的历史上永远不缺乏背锅侠，世界只是其中之一。

共和国民众将战败的原因归结于“背后一刀”，归结于诸国不配合查理曼的军事占领政策，不愿意跪下来让查理曼征服，归结于皇帝太过强大，强调“不是我们太无能，而是敌人太强大”——这些都是他们的自由。哪怕帝国听见了也不会当回事的，允许败犬乱吠是胜利者的特权，共和国民众喜欢怎么讲随他们讲好了，反正他们的YY没有一句会变成真的。

至于诸国，眼下这种刺耳的狂吠还不足以破坏诸国联合共和国遏制帝国的战略大方针，但他们会记住这些噪音，当成有一天需要修理共和国时的依据。

“真是糟透了。”

“最麻烦的是不光大人们在起哄，在校学生也跟着瞎胡闹。”

罗兰用力揉着眉心，语带苦涩。

自古以来，年轻族群，特别是在校学生被公认为是最叛逆、最热血的群体，特别是近代，几乎每一次群体事件里都能看见学生的身影，而且其中相当大一部分事件里学生都是冲锋在前。绝大多数革命也是从学生运动开始的，那些热血又冲动的学生可谓是一切革命运动的预备队。

如今的共和国大学校园里的学生们也是一样，有着更甚成年人的狂热和冲动的年轻人正迫不及待的想要实践他们的“革命理想”。

后世的史学家在描述这一时期的共和国右翼学生运动和那些被矛盾地称为“保守革命派”的青年作家、文学创作团体时，都会提到“旧王国覆灭，共和国建立才三年”这一大背景。

三年的时间会改变一些事情，但用来扭转已经初步定型的人格和被战争留下决定性印记的价值观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那些退伍士兵和年轻人，前者早已被残酷的战争磨砺成了心如铁石的杀人机器，后者则是沐浴在“万般皆下品，唯有打仗高”的社会氛围下长大的军国少年。要想矫正这些人的三观只靠三年的和平生活显然不够，更不要说其中还有内外各种势力的捣乱和煽风点火。

战败的屈辱，军国教育，帝国在一旁虎视眈眈，国家内部的混乱——大环境催生出来的是焦虑感、责任感、挫败感和极度不安全感。尽管随着共和国的经济步入正轨，生活水平开始回复，以上情绪一度得到缓和，但这也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