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2日生于朝鲜王朝黄海道海州，6岁时祖父把他送进私塾，学了8年汉文。安重根的父亲安泰勋幼时被人称为神童，可安重根15岁以后便不务学业，常常游猎于山野之间。对父母、老师的训斥，同学、好友的劝告，安重根回答说：“昔日楚霸王项羽学问不高，却成了千古英雄。身为男子汉要有抱负，我不指望以学问扬名于世。”

　　1894年安重根娶金氏为妻。两年后，儿子与女儿先后降生。此时的日本正欲称霸亚洲，首相伊藤博文策划了中日甲午海战，迫使李鸿章赴日与伊藤博文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后，日本不断地向朝鲜派兵。1904年日本和俄国为争夺在远东的利益，在中国土地上交战。日俄战争一结束，身为日本枢密院议长的伊藤博文来到朝鲜，强制与朝鲜政府缔结了不平等条约。

　　1905年，伊藤博文成为首任“韩国统监”；安重根与父亲商量搞义举反对伊藤，可是力量太弱。安重根想到了中国上海，那里有许多朝鲜人，他打算把全家移居上海，再图良策。父亲同意了他的主张，让他先去上海察看情况。1905年，安重根来到上海寻找同胞。他先后找到了正二品官闵泳翊和商人徐相根，可前者拒不接见，后者麻木不仁，令安重根很失望。

　　就在安重根失落的时候，一个神秘的中国商人找到了他，许诺为他提供资金帮助。当然，交换条件是流亡中国的朝鲜义士要帮助他一起对付日本商人。而瑞和洋行的大班金正明就是安重根的同志之一。

　　“石田茂三，你不是想吃肉吗？老子就让你不光吃饱，还要吃撑~！“

　　“徐先生，让我们通力合作，驱逐倭寇，还我河山！”

　　丈夫处世

　　其志大矣时造英雄兮

　　英雄造时

　　雄视天下兮

　　何日成业东风渐寒兮

　　壮士义热

　　忿慨一去兮

　　必成目的鼠窃伊藤兮

　　岂肯比命

　　岂度至此兮

　　事势固然同胞同胞兮

　　速成大业

　　万岁万岁兮

　　大韩独立万岁万岁兮

　　大韩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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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正明高声吟唱起来

　　送走了金正明，徐天宝又陆续和另外两家英国洋行的大班碰了头，不久之后，石田茂三又半推半就地与两家洋行签订了增加订购量的合同，需要向这两家洋行订购不少于一万六千辆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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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办公室的徐天宝心情大好，在徐天宝目前的计划里，针对石田茂三撒下的网并不是主要的任务。眼下，徐天宝还有一个更大的计划，那就是修建一条连同赤峰和关内的铁路。

　　修铁路要涉及到征地、迁坟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徐天宝找到牛知县商议此事。

　　“造铁路？”牛知县有些顾虑，“征地、迁坟都是小事，问题是上哪儿去弄钱？又去哪里找懂得修铁路的人呢？”

　　“钱由我负责，至于造铁路的工程师嘛，我心中早有人选~”徐天宝说

　　“谁？”牛知县问

　　“罗国瑞~！”徐天宝笑答

　　罗国瑞，字岳生，广东惠州博罗人，1872年赴美留学，是我国首批留美幼童之一。罗国瑞出国时年仅12岁，与詹天佑同龄。1881年6月8日，总理衙门向光绪帝呈递了“奏请将出洋学生一律调回”的奏折，并得到了光绪帝的批准。就这样，首批留美幼童结束了九年的留学生涯，除了詹天佑和欧阳庚正式从大学毕业之外，其它幼童均没有毕业就被撤回国内。罗国瑞也是其中之一。他们上岸后马上被送往一所已经关闭10年之久的书院———求知书院。从求知书院出来后，这批留学生全部被送到电报局学习电报专业。这样安排归国留学生有两个特点：一是清政府官吏不懂科学技术，不懂专业，不能根据个人兴趣特长安排合适的工作，而是学非所用，用非所学，浪费专业人才；二是薪俸待遇低，生活非常困难。归国留学生的薪俸月给5两至15两银子之间，就当时生活水准而言，个人手头紧缺，养父母、家人就不可能了。

　　1896年，罗国瑞应聘到汉阳铁厂，他因此能够与张之洞、盛宣怀等洋务能臣接触，并展现出自己在铁路专业上的才华。光绪二十五年（1899），盛宣怀负责督办萍醴铁路，该路于1899年9月8日开始设计，设计者是美籍总工程师李治、副工程师马克来和已成为副工程师的罗国瑞。萍醴铁路于1903年8月才竣工通车，但由于该铁路仍没能彻底解决煤矿直达汉口的目的，遂紧接着又启动萍潭铁路的建设，罗国瑞依然是主要设计人员之一。

　　可以说，罗国瑞是除了詹天佑之外，中国又一位铁路人才

　　109制药厂

　　此时的中国，不管官府还是民间，想要修铁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1904以后逐渐兴起的“收回利矿权”和“保路风潮”，是私人资本追逐利益和排挤外资的所谓“爱国热情”的双重混合。这种“爱国热情”在铁路修筑领域表现的更为明显，几近于盲目。

　　事实上，修筑铁路始终是晚清政府的一块心病。1894年，甲午海战惨败。有识之士认为，在那次战争中，由于国家无力从南到北迅速调运军队，是中方遭遇惨败的一个因素。由此，铺设一条从广州出发、中经汉口、直达北京的铁路就显得尤为必要。

　　但是，战后对日2.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压得政府喘不气来，清政府财政方面的捉襟见肘意味着筑路的资金来源只有向外国借款。而借款修路往往会导致部分路权转手外国，这一隐痛激发了绅商们“拒借外款、集股办路，自保路权”的“爱国热情”。可是，当爱国的冲动过去之后，绅商们发现商办铁路的前景似乎并不美妙。铁路投资金额巨大，但收益却十分遥远，普遍存在的资金匮乏导致筑路进展异常缓慢，更是让投资可能产生的收益变成水月镜花。商办铁路一时进退维谷。

　　1903年7月，新任四川总督锡良上奏清廷，请求“自设川汉铁路公司”。这一建议得到上至朝廷下到各省绅商的一致支持，民间自筹资金的铁路商办运动一时进入高潮。但是，高涨的爱国热情过后，商办铁路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出来。川汉铁路兴办以来，数年来仅筹集到全路所需款数的十分之一，照此速度，还须90—100年的时间这条铁路方能完成。此外，川汉铁路公司经营管理不善，财目混乱，贪污浪费严重。已筹集1000万元路款，被层层贪污挪用的就达200余万之巨。另一方面，四川为筹资修路，抽租过重，百姓深受其苦。其他商办铁路也不容乐观。“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