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是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不言，不笑，铁铸一般。[96]

舜和皋陶的脸上，则不知是何表情。

司马迁讲这故事时，已是再三斟酌，修饰润色，缝缝补补，但还是留下了破绽，虽然只有斑斑点点，几行陈迹。

有两个细节值得注意。

一是会见之后，皋陶立即下了一道命令，要求所有的人都向禹学习，以禹的言行举止为榜样，否则就算犯罪；二是辞别之际，舜叹了一口气说，以后有什么意见就请当面讲，不要背后嘀咕。

哈哈！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尧舜的时代就要终结。

事实上，禹是部落联盟最后一任首席执行官。在站完最后这班岗后，他的儿子启便彻底颠覆禅让制，实行世袭制，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

禹，是远古时代的曹操；启，是远古时代的曹丕。

这其实也是时势使然。

众所周知，禹和启之前，一直有两个东西在并行不悖地同步发展，并互为因果，这就是财富和权力。这两个东西，夏娃代表的原始群时代是没有的。女娲代表的母系氏族时代，开始有了剩余物资，财产的观念便悄然诞生。有了财产的权属，财富的主要创造者男人，就会要求确认父系的继承权。于是从伏羲开始，母系变成父系，权力也随之产生。以后的发展，从氏族到部落，再到部落联盟，权力和财富都越来越多地集中到首长们的手上。终于有一天，他们强烈要求权力也像财产一样，按照父系的血统来继承。这就是尧舜禹时代的天下大势。

制度的革命，势在必行。

现在，只需要有一个机关、一个称号、一个名义、一种说法，为新的制度加冕，并盖上社会普遍承认的印章。

实际上，它也确实被发明了出来。

它的名字，就叫国家。[97]

也就在这时，我们和世界各民族一起，走完了史前时代的共同道路。

下一步，将分道扬镳。

* * *

[74] 对尧舜的质疑，早已有之，见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

[75] 颛顼半人半鱼，见《山海经·大荒西经》；皋陶鸟嘴，见《白虎通·圣人》，马嘴，见《淮南子·修务》；帝喾鸟头猴身，夔是独脚神牛，均见袁珂《中国古代神话》的考证。

[76] 许慎《说文解字》：“鲧，鱼也”；“禹，虫也”。孙诒让称“禹为虫名，则亦当象虫形”；高鸿缙称“禹为多足之虫”；陈邦怀称“字象爬虫之形”，均见《古文字诂林》第十册。

[77] 尧的姓，也是糊涂账。作为黄帝的五世孙，应该姓姬。司马贞《史记索隐》说他姓伊祁，则尧应该叫“伊祁放勋”。这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78] 尧过的日子连门房都不如，见《韩非子·五蠹》。

[79] 壤父的话见《高士传》。

[80] 郭沫若和翦伯赞的说法，分别见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翦伯赞《中国史论集》。但郭说尧舜是“以母系为中心的社会”，则可以商榷。

[81] 四岳是共工的四个从孙，见《国语·周语下》。

[82] 韩非子的说法，见《韩非子·说疑》和《韩非子·显学》；康有为的说法，见《孔子改制考》；顾颉刚的说法，见《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和《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

[83] 夔叫“后夔”，羿叫“后羿”，见《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84] 尧反对鲧治水，见《史记·五帝本纪》。

[85] 关于“四凶”，见《左传·文公十八年》、《史记·五帝本纪》。

[86] 后羿的弓箭，见《山海经·海内经》。

[87] 有学者认为，后羿射日的故事应该产生在夏代，或者殷商。夏王是称为后的，比如夏后启。夏后以太阳自居，夏历以天干纪时。天干十个字（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正是“天有十日”的意思。何况当时人们诅咒夏后桀的民歌，歌词也是：你这该死的太阳什么时候完蛋，我愿跟你一起灭亡！见谢选骏《空寂的神殿》。

[88] 尧之时，十日并出，见《淮南子·本经》。

[89] 浑沌即驩兜，见《史记正义》；驩兜人面鸟嘴还有翅膀，见《山海经·海外南经》；共工是水神，曾与颛顼争帝，见《左传·昭公十七年》；共工是火神祝融的儿子，见《山海经·海外南经》；共工和驩兜同事，见《史记·五帝本纪》。

[90] 鲧是鱼，见许慎《说文解字》；禹可能是蜥蜴，见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禹从鲧的肚子里生出，见《楚辞·天问》、《山海经·海内经》；剖腹产，见《山海经·海内经》注引《开筮》；禹头上长角，是一条虬龙，见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袁珂《中国古代神话》。

[91] 舜以治水不力的罪名杀鲧，见《史记·夏本纪》。

[92] 屈原说鲧因耿直而死于非命，见《楚辞·离骚》。

[93] 鲧变成了黄熊或三足鳖，见《左传·昭公七年》及注。

[94] 鲧为祝融所杀，见《山海经·海内经》。

[95] 禹和舜、皋陶的对话，见《史记·夏本纪》。

[96] 关于禹之随员的描写，见鲁迅《理水》。

[97] 关于国家诞生的描述，请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后记

破冰之旅

出发点

2011年5月12日，我到上海拜见吴敬琏先生，向他老人家讨教一些学术问题。没想到的是，谈到最后，吴先生反过来问了我一个问题：你怎样保证你说的历史是真实的？

老先生问得有道理！

据我所知，这也是许多人想问的，而且不难回答。只不过在此之前，必须先弄清楚我们为什么要有历史或历史学。

这才是根本性的。

是啊，我们为什么要有历史，为什么要学历史、讲历史、讨论历史呢？为了茶余饭后的谈资吗？有五花八门的野史、段子、道听途说和流言蜚语足矣，用不着管它是否真实。为了学习权术权谋，处理人际关系，对付张三李四吗？有《三国演义》之类的玩意也就够了，同样用不着管它是否真实。

那么，为什么总会有人，哪怕是一部分人，极其看重历史的真实性，对正说比戏说更有兴趣呢？

也许，追求真实是人的本性。

真相从来就是有魅力的，它满足的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朴素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就连某些动物都有。比如科考队架设在北冰洋用来偷拍的摄像机，尽管伪装成雪块，也会被北极熊们统统拆掉，因为它们很想知道这东西究竟是什么。小孩子会把自己的玩具大卸八块，也如此。

好奇心是天然的。

事实上，好奇心几乎是所有文化和文明成果的出发点。

科学是对自然的好奇，艺术是对心灵的好奇，宗教是对归宿的好奇，文学是对生活的好奇。就连巫术也如此，它是对命运的好奇。

那么历史呢？

目的地

表面上看，历史是对过去的好奇，其实不然。

作为“故事”——已故的事件，历史就是历史。你知道也好，不知也罢，正说也好，戏说也罢，它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并不会因为我们的确知或无知而稍有改变。那么，又何必一定要知道真相呢？

因为我们就是历史，历史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