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所说，高颎的下台意味着帝国的大政方针发生了重大转变，皇太子也就顺理成章地由杨勇变成了杨广。

　　既然如此，杨广即位以后，当然要将关中本位政策调整为对外扩张征服世界的新路线，也一定会继承父皇的遗志讨伐高句丽，甚至不惜倾全国之力。结果，却是接二连三地惨遭失败，反隋的斗争则在反战的歌声中爆发。[4]

　　隋炀帝其实是栽在高句丽上的。

　　奇怪的是，即位后时时处处以隋为鉴的唐太宗，在高句丽问题上却与隋炀帝高度一致：一样的御驾亲征，一样的不听劝阻，一样的接连失败。唯一的区别，是唐太宗曾经表示过后悔。他说，如果魏徵还在，一定会拦住朕的。[5]

　　但是这又怎么样呢？说完这话，又继续东征了。高宗李治继位以后也是如此。直到总章元年（668）攻破平壤，彻底灭亡高句丽才算了事。也就是说，两朝四代中华皇帝都视高句丽为心腹之患，必欲灭之而后快，岂不怪哉？

　　这就必须先弄清楚什么是高句丽。

　　隋唐时期的高句丽，跟五代时期由王建在公元918年建立的高丽并不是一回事，尽管前者在历史上和正史中也被称为高丽，但那多半是一种习惯性的简称。实际上，一直要到大唐灭亡之后，高丽王朝才建国，那才真是高丽。[6]

　　所以，我们还是管前者叫高句丽为好。

　　高句丽人最早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西汉末年建国时定都于今天的吉林省集安市，行政区划归属于玄菟郡，民族分类属于濊貊（读如畏陌）系统。魏晋南北朝时期，自强不息的高句丽人不断发展壮大，并在北魏拓跋焘和南朝刘义隆的时代迁都平壤，成为朝鲜半岛鼎立的三国之一。[7]

　　另外两国，是百济和新罗。

　　百济和新罗是朝鲜半岛南部韩人建立的国家。韩人最早分为三支：马韩、辰韩、弁韩，号称三韩。之后，马韩建立了百济，辰韩建立了新罗，弁韩建立了金官。这是朝鲜半岛南部最早的三国。高句丽南下之后，新罗也兼并了金官，朝鲜半岛鼎立的三国就变成了高句丽、百济和新罗。[8]

　　百济在西南，新罗在东南，高句丽在北。

　　三国当中，高句丽受中华影响最大，文明程度最高，综合国力最强，处境也最微妙。东边的南朝和北朝，南边的新罗和百济，西边的日本，北边的靺鞨（读如末合）、室韦、契丹和突厥，都不是什么好相处的邻居。当然，高句丽自己并不省油，他们对东亚地区的霸权也觊觎已久。

　　因此，中国南北对峙之时，朝鲜半岛同样热闹非凡。大体上说，是高句丽联合新罗，百济勾结日本，在半岛长时间问鼎逐鹿征伐不已，一如春秋战国时的中华。

　　这就不但要打军事战，也要打外交战。

　　于是，高句丽、新罗、百济和日本，都争相与中华建立各种关系，甚至同时向南北两朝示好。中国的南方和北方也都不但来者不拒，而且尽量阻止对方与他方往来。高句丽与新罗、百济、日本也一样，全都希望这种联盟关系能够具有排他性。两朝三国一倭，构成东亚波诡云谲的画面。

　　公平地说，这里面没有道德问题和正义与否。无论南朝北朝，还是半岛三国，都是受利益的驱动，打的也都是如意算盘，即都希望对方长期分裂，自己一统江山。

　　隋文帝灭陈，却把平衡打破了。

　　首先感到不安的是高句丽。作为好不容易才独立出来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跟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帝国接壤，绝不会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如果对方还跟南边的新罗或百济联手，自己面临的就将是灭顶之灾。

　　利用中华帝国动荡分裂之机干他一票的时代过去了。腹背受敌的高句丽必须找到同盟军，救亡图存。

　　他们想到了东突厥。

　　大业三年（607）六月，隋炀帝巡幸塞北，高句丽的使者也到了那里。启民可汗不敢隐瞒，向皇帝如实汇报。隋炀帝立即警觉起来：高句丽如果当真联盟东突厥，再裹胁契丹和靺鞨之众，势必成为帝国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9]

　　这颗定时炸弹必须排除。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隋炀帝为什么突然对“不懂礼貌”的日本使团转变了态度。事实上，小野妹子递交国书正在这一年，隋炀帝遣使回访则在第二年四月。而且，也就在得知高句丽的动向后，隋炀帝杀了高颎。[10]

　　什么都还没来得及做的高句丽，则铁定地成为中华帝国的眼中钉。公元668年，也就是新罗依靠大唐兼并百济的八年之后，高句丽也被大唐联合新罗而灭亡。这时，唐高宗已经因病休假不问政事，执掌朝政的是皇后武则天。

　　武则天就更不会含糊了，她什么时候心慈手软过？

　　在百济和高句丽灭亡之日，不知有没有人想到过他们的历史功绩。要知道，佛教就是先由前秦传入高句丽，又从高句丽传到新罗的。百济更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通道。日本人学会使用汉字，后来又借此创造了平假名和片假名，就因为百济博士王仁把《论语》和《千字文》带到了日本。[11]

　　毫无疑问，两国的贡献远不止于此。可以说，没有百济和高句丽，就不会有以汉字为载体的东亚文明圈。我们不能以成败论英雄，也不该忘记他们。

　　高句丽和百济永垂不朽！

　　偷渡客

　　唐武宗开成四年（839）四月五日，有一艘驶往日本的船只在海州（今江苏连云港）靠岸。谁都没有想到，船上一位本应回国的日本僧人却带着三个随从偷偷下船，因为他做了一个大胆而鲁莽的决定：返回大唐，非法居留。

　　这位僧人就是圆仁法师。[12]

　　圆仁是日本佛教天台宗山门派的创始人，去世后被清和天皇谥为慈觉大师。他的法号在今天可谓如雷贯耳，但当时的他却只是跟随日本使团一起入唐的请益僧。请益僧跟学问僧一样，都是到大唐学习佛法的僧人。不同的是：学问僧享受留学生待遇，可以在大唐国内长期滞留；请益僧却只能随团而来随团而去，相当于签证期有限的访问学者。

　　寸金难买寸光阴，请益僧必须抓紧时间。

　　这倒也没什么。圆仁的老师最澄当年就是请益僧，同样功德圆满。最澄回国时，从临海龙兴寺带去《法华经》等章疏一百二十八部共三百四十五卷，还携回王羲之等名家碑帖拓本十七种，因此得以正式创立日本佛教天台宗。可惜，最澄未能像同船入唐的真言宗创始人空海法师那样，在长安学习正统密教，以至于成为日本天台宗的一块心病。[13]

　　圆仁赴唐，便希望能够弥补这个缺憾。

　　不幸的是，圆仁抵达扬州以后，就被当局限制在开元寺学习梵文，不得离开地界一步。他希望到老师访问过的天台宗圣地天台山参拜，也得不到支持和批准，更不用说前往长安深造了。圆仁此行的目的，一个都不能实现。

　　回国在即，他只好把自己变成偷渡客。

　　偷渡是有风险的。事实上圆仁下船以后，就被当地人识破身份，并被官府押回船上。但是圆仁没有放弃努力。六月七日，他搭乘的遣唐使船停靠赤山浦（今山东文登青宁乡赤山村），圆仁便在第二天又下了船。

　　幸运的是，他躲进了新罗人的寺院。

　　新罗很早就与中华有来往，成为朝鲜半岛的主人之后更是如此。儒家经典是新罗国学的考试科目，更有大批贵族子弟来到长安成为留学生。其中成绩卓异者如崔致远，十八岁就中了进士，其著作《桂苑笔耕集》甚至流传至今。[14]

　　两国之间的海上贸易也十分频繁。负责物流的商船往返于山东半岛、江苏沿海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之间，乘兴而来满载而归。这些商船运送货物也搭载旅客，圆仁搭乘的就是日本遣唐使雇用的新罗船，一共九艘。[15]

　　这确实很国际化。

　　与此同时，不少新罗人在中国沿海地区侨居下来，而且有了自己的定居点，叫新罗坊。圆仁第二次登陆的赤山浦就是新罗人的聚落，他藏身的赤山法华院也是新罗人修建的佛教寺院，建院的则是新罗侨领张保皋。[16]

　　张保皋非同一般。

　　通过国际贸易而发家致富的张保皋，同时具有政治头脑和军事才能，是深度介入国内政治，有着强硬后台、武装力量和人脉关系的风云人物。圆仁进了他的寺院，就像进了晚清和民国时期上海滩的租界，而且被黄金荣、杜月笙那样的人保护起来，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否拜过码头。[17]

　　可以肯定的是，八个月后，圆仁领取了地方政府颁发的通行证，由偷渡客变成了合法旅行者。为他转变身份而上下疏通的，是当地政府派出机构的一员小吏，职务是负责与新罗侨民协调关系的联络官，叫“勾当新罗押衙”。

　　一个日本人的心愿，就这样由新罗人和中国人成全。

　　这可真叫作国际合作。

　　获得了新身份的圆仁如愿以偿地朝拜了五台山，然后又进入长安学习了将近五年，他的这段经历则被写进了用汉语创作的《入唐求法巡礼记》。尽管许多人都将这部著作与玄奘法师的 《大唐西域记》和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相提并论，但真正具有可比性的还是玄奘和圆仁。

　　没错，唐三藏也是偷渡客。

　　其实，玄奘西行原本是提交了申请的，只不过没有得到批准；人走以后当局也是拦截了的，只不过没拦住。没拦住当然是有人帮忙，其中就包括帝国的官员。据说，玄奘昼伏夜行来到瓜州（今甘肃安西）时，瓜州刺史独孤达还高兴地设宴款待，只有州吏李昌对来人的身份产生怀疑。

　　李昌说，我这里有一份从凉州（今甘肃武威）快递来的文件，要缉拿擅自出境的玄奘，说的就是法师您吧？

　　玄奘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李昌说：只要法师实言相告，弟子一定成全。

　　玄奘说：贫僧就是玄奘。

　　李昌销毁了文件。然后说：法师快走！

　　玄奘这才得以继续西行。尽管依然千难万险，但是到达伊吾（今新疆哈密）就转危为安，因为高昌王已经派人在此恭候。他们的动人故事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