鼻青脸肿的，邻居们看得怕，村长还来调解过几次，不起作用。

　　站在旁边的民警撇着嘴咕哝了一句：“怕是让县城来的同志看笑话了。夫妻关系不好，过不下去了寻短见，在农村不少见的，没有你们城里人想的那么复杂。”

　　“你不守规矩乱动现场，讲你几句让你长点记性，你还有脾气了？”乔先贵放下相机，转过头来瞪了他一眼，“不复杂？那你给我解释解释，既然这女人先拿棒槌打死了自己丈夫再喝农药，为什么不直接喝？莫非兑在中药里一起喝味道好些？为什么桌上有两只药碗？为什么女人昨天才死，男人却是前天死的？”

　　“他们不是同一天死的？”刚才咕哝的民警有些吃惊，“你怎么看出来的啊？”

　　“要我教你？看尸体的变化，肌肉软硬、皮肤温度、死人斑、眼球清亮程度，这些都是经验和学问。”乔先贵反问，“你刚才说那种话笑话我，比谁光荣是吧？莫非谁还不是从农村出来的？”

　　“他现在在县城公安局上班，但是之前也在乡镇派出所。不是说觉得你年轻或者职务低对你有意见。你现在还没有这样的经验和学问来处理现场，就应该先规规矩矩做好本职工作，多看、多学、少动、少表现。等你真正能做事了，把事做对做好，谁会讲你？”赵定尧替乔先贵解释后，年轻的民警羞愧起来，不再说话。

　　赵定尧继续向派出所所长提问：“刚刚说他们有孩子？那孩子呢？”

　　所长说孩子不见了。村里人最后见到他是大前天傍晚，在澧水河堤上走，后来就再也没见过。村里人怀疑是不是因为孩子不见了，两人才闹这么大矛盾没收住手。

　　赵定尧问孩子叫什么名字，又问他们家还有没有老人，或者别的什么亲戚。所长说这些得问村主任，赵定尧便让他把村主任叫来，所长指着站在土屋后门跟前一个穿中山装、不停咳嗽的小老头。

　　“孩子叫周启森，78年出生的，今年14岁。这个孩子小时候挺乖的，学习成绩好，但是家里穷，去年小学读完，就没读书了。吵着想读书，父母关系又不好，他爸爸就打。打多了呢，性格也变了，话不多了，喜欢躲人。村南边的刘玉湘最后看到他从西边回家，是三天以前，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

　　“西边……是停弦渡镇上那边？”乔先贵插了一句。

　　村主任点头称是，咳嗽了几声，说完了小孩，说其他的家人。

　　“1980年，澧水河涨大水，你晓得吧？”

　　赵定尧说当然晓得，十多年前的事了。

　　“他们周家老屋，原来在彭家河那边。周友吉的父亲周显春，49年以前是个读书人，懂点墨水，是生产队的会计，家里条件还可以，田家的女人才愿意嫁过来。但是呢，刚结婚没两年，80年的时候澧水河发大水，周友吉的爹娘都给冲走了，屋也冲得稀烂，他们才搬过来我们覆船村这边。”

　　“也算是家道中落……”

　　赵定尧感叹了一句，村主任继续说，周友吉还有个兄弟周友利，比他小两岁。

　　“之前在彭家河村是住一起的，水灾之后，两兄弟卖了老屋，都搬了家。那时候周友利还没结婚，去了津市发展，后来找一个津市女人成了家做生意，条件还不错。周友吉有点忌妒，两兄弟相互看不上，平时也没有太多来往。”

　　“那田桂芳的娘家呢？走动多吗？”乔先贵问。

　　“唉……”村主任摆摆手，“人穷了，狗都嫌。听说她有个哥哥开爬爬车[9]的，拉沙裸石赚钱，条件好，妹妹又嫁了个常德佬，爹娘都喜欢得不得了。他们家没钱，团年都不叫的，根本没什么走动。”

　　“那是谁最先发现出了事的？”乔先贵把尸体的裹布重新盖上，一边向屋内那间昏暗的小房间门口走，一边问。

　　村主任说是和周友吉一起搞事的方鼓匠，住覆船村六组。赵定尧问他人现在在哪里，村主任朝屋外大喊了声“方鼓匠”，一个黑瘦的汉子便站在了人群最前面。

　　“我今天上午来找他，本来是修梅镇那边，有个70多岁的老头子去世了，我接了活要组班子，还缺个打镲的，就来请他。”

　　当时，方鼓匠先敲了几下门，喊了几声周友吉，屋里没人应。

　　他本来想走，又觉得不应该。大上午的，能到哪里去？周友吉不在，嫂子应该也在的。他又走到糊着宣纸的窗户边喊了两声，还是没人答应，于是他掰了一下窗户的木框，没锁能掰动，索性将整扇窗户都打开。透过木窗栏，看见嫂子瘫在地上，皮肤发白，心想坏事了，赶紧去撞门。一个人撞不开，他走了几步去叫了两个住附近的男人，撞开门，便见那倒在地上、满头血污的周友吉。

　　三人看到周友吉身边的棒槌，进了房间，又看到中药碗和扔在地上的农药瓶，就猜到大概是个什么情况了。

　　“农药瓶你们动过吗？”乔先贵一边俯下身子，用手中的海鸥相机给小房间门口的农药瓶拍照，一边问。

　　方鼓匠说没有，不敢动。

　　乔先贵又看向派出所的年轻民警，他也摇头，说农药瓶没动，只拿了棒槌看血迹。

　　“这中药煎了本来是谁喝的你知不知道？”乔先贵接着问。

　　“这个我知道，两口子都喝。他们住河边，都有风湿病，关节腰腿疼。去年我师父帮他找人求了一副土方子，他们抓了药试，说效果非常好，一直都在喝。”方鼓匠回答。

　　派出所民警小声自语：“哦……难怪有两只药碗。”

　　乔先贵点点头，把相机收进包中，又摸出银色手电筒和黑框放大镜，走到那药壶边照着亮光瞧了几眼，又低头凑近鼻尖，嗅了嗅。

　　赵定尧见他不说话了，又继续问村主任，这对夫妇最近有没有和什么人闹过矛盾，或者有没有看见什么特别的人来找过他们。乔先贵喜欢钻进现场找物证，他更习惯从人际关系中问出点东西来。

　　村主任摇摇头，表示没听说。派出所所长倒是讲，刚才已经找外面那些村民问过话了，有个住在一组的老汉说昨天大清早，天都没亮，他起床去偏屋解手，有个骑单车的女人过来问这里是不是覆船村，又让他指了指三组是哪一片。好巧不巧，这里就是三组。

　　“具体几点问过了吗？”在旁边工作的乔先贵又加进来一句。

　　“问过了，可是他家没买钟，只能凭印象估个大概，说是三四点钟的样子。”

　　“这么早？”赵定尧对这个时间有些在意。

　　“是呢，”派出所所长复述了一遍老汉的描述，“他说肯定不是本村的。穿得挺好，白衣服，一看条件就不错，不像乡下人。口音吧，有一点点差别，但也差不多。可能就是津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