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二者合一。桃符既是原来的桃梗，又可以代表画有图形的桃板，二者有区别，也混同，在混同的情况下．桃符也就成了神荼、郁垒的代名词。
桃木板上画神荼、郁垒像并标名字的作法，兴盛于宋代。北宋高承《事物纪原．桃版》讲了度朔山的传说后写到：“故今世画神像于板上犹于其下书‘右郁垒，左神荼’，元日以置门户间也。”反映北宋风俗的《岁时杂记》也说在“桃符”上画神像，狻猊白泽之属，下书左郁垒、右神荼。由此可知，桃板可以称作桃符。图画神荼、郁垒作为避邪的桃符，一直流行到明清时代。明嘉靖《汀州府志》说：“桃符，新画桃符置户两旁，貌荼、垒于上，以厌邪魅。”明清地方志多有各地除夕挂桃符的记载。
春联的出现。至少可追溯到五代末宋初蜀主孟昶桃板题字的著名故事。宋张唐英的《蜀梼(táo)杌(wǜ)》记载，孟昶(chǎng)降宋前一年(乾德三年)的除日，让翰林学士幸寅逊在寝门的桃板上题字不如意，于是亲自题写了“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果然新年降宋，吕余庆为成都知府，而长春是宋太祖诞生13的嘉号，应了孟昶所题，成为亡蜀先兆。宋黄休复《茅亭客话》卷一也记载了这个故事，还说“每岁除日，诸宫门各给桃符一对，题‘元享利贞’四字”。看来题写一年平安词是恒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除了以往桃板、桃符主要用于辟恶外，可在上面写迎春纳福的吉利祝词，这是桃符性质的重要改变。关于此点，唐末韩鄂的《岁华纪丽》说，门署桃板是为了“纳庆”，可为注脚。
宋代桃符的迎春纳福性质更加明显，北宋《岁时杂记》说：桃符之制，以薄木板长二三尺、大四五寸为之，除了画图像外，“或写春词或书祝祷之语，岁旦则更之”。在长方形桃板上书写春词和祝福语已是桃符的一种类型。南宋高宗时修《嘉泰会稽志》卷一三也说“桃牌书左神荼、右郁垒，亦或书他语，门左右设之”。南宋时代的《梦粱录》除此记载外，市场上还卖“迎春牌儿”，除夕要“贴春牌”。看来“春牌”是迎春桃牌之意，是一种新型的桃符。桃符也就变成了两种类型。
这种桃木板所制春牌，到了明代一般成为纸制，且名为“春帖”。制作材料的改变，使春帖脱离了桃符旧制，成为独立于桃符以外的一种饰品。嘉靖福建《汀州府志》记载了桃符后，接着写到：“春帖：大夫之家俱用五色笺书联句，以贴于门或厅堂柱间，虽工贾亦买而贴之，以见除旧布新之意。”春帖又有“春对”、“春联”、“门联”等名称。其中“春联”一词，成为清代的流行用语，一直沿用到今天。
春联所贴之处，前引福建《汀州府志》说是在门或厅堂柱间，不太具体。明《月今广义》的记载更为详细，说除夕更换春帖、柱联、门额，在堂轩楣枋贴宜春、福、祷、寿等字。春联的内容，据《清嘉录》所载，“多写千金、百顺、宜春、迪吉、一财、二喜及家声、世泽等语为门联。咸集《葩经》吉语、唐宋人诗句为楹贴”。
门神形成于多种途径，最初同古人五祀信仰有关。门户主出入，与人的生活关系密切，在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下，人们祭之以报德。古人也认为门户与阴阳有关，《礼记．月令》有孟春之月祀户，盂秋之月祀门的说法。郑玄解释道：春阳气出，祀之于户，可纳入阳气，秋阴气出，祀之于门，可拒阴气于外。唐代孔颖达疏称，户是人之出入，有神，而门神是阴气之神。这是将门与户区别为外门和内门，无论是阴或阳二者均有神。东汉郑玄为《礼记#8226;丧服大记》“名释菜”一词注：“释菜，礼门神也。”可知汉代已有门神一词。《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户。”表明了民间对门神的信仰。
门神信仰很早就和桃梗辟邪以及神荼、郁垒抓鬼结合起来。门上画上神荼、郁垒，东汉时已见于蔡邕《独断》卷上：“十二月岁竟，常以先腊之夜逐除之也。乃画荼、垒并悬苇索于门户，以御凶也。”明确把神荼、郁垒作为门神的记载是《岁时广记》卷五《绘门神》：“《荆楚岁时记》：岁旦，绘披甲持钺二神贴户之左右．谓之门神。”又据宝颜堂秘籍本《荆楚岁时记》：绘二神贴户之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不过以神荼与郁垒为门神在唐以后由将军等像取代，神荼、郁垒的画像以桃符称之。比如宋代，《东京梦华录》载十二月“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以备除夜之用”。《梦粱录》说除夜家家“换门神、挂钟馗、钉桃符、贴春牌”。门神是与钟馗、桃符等并列的东西。南宋时代门神更为发展，有“诸班大小门神”(《武林旧事》)。其大者为“等身门神”(《西湖老人繁胜录》)，竟与成*人高低相等。明清时代地方志也是将门神和桃符、春帖并列，而且此时明确记载贴门神，可知门神为纸制。民间还有悬挂钟馗像的风俗。如万历《贵州通志》载：“门挂钟馗以压邪魅”，弘治福建《将乐县志》记载：“挂钟馗于堂屋。”宋以后的上述记载说明门神既有别桃符即神荼、郁垒，也有别于钟馗。
门神产生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古代武士守门的神化。l978年夏，发掘湖北随县擂墩鼓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时，在内棺左右侧板上的户牖之旁，绘有手拿双戈的人形怪物。当是户牖之旁的守卫之神，或许与门神有某种关系。《周礼．春官》中有“师氏居虎门之左，司王朝”。注云：“虎门，路寝门也。王日祀朝于路寝，门外画虎焉，以明猛于守，宜也。”可知周天子办公之所路寝门上画虎，以示守卫。因有虎吃鬼的传说，汉代在门上画虎。《风俗通义#8226;祀典》载县官常以腊除日画虎于门。《汉书#8226;广川王传》记载：“其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裤长剑。”晋灼说成庆是荆轲，唐颜师古也说他是古之勇士。姑且不论成庆是何时人，总之是一位勇士，并将其画于殿门，不能确定是装饰还是门神。唐代佛教盛行，广建寺庙，寺庙门旁除绘塑一对药叉或天王作门神外，寺庙中的厨房、库房、内室等门上皆绘有门画。而手执如意或执天德瓶、口泻诸珍宝的门画．影响了后世门神画中的吉祥题材(王树村《中国民间年画史论集》，天津杨柳青画社1991年版，第60页)。宋代有关门神的记载多起来，袁褧(jiong)《枫窗小牍》说：“靖康以前，汴中门神多翻样，戴虎头盔。而王公之门至以浑金饰之。”这类头戴虎头盔、身披浑金甲的门神，应当是将军的形象。赵与时《宾退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