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山川地理，防守重点，被划分成了军事上的四路。

这个创意来自富弼，他曾在给仁宗的奏章里提出：“定为右臂，沧为左臂，瀛为腹心，北京为头角。此四城者，河朔之所望也。

余十五城为指爪支节，乃四城之所使者。

定、瀛、沧各置一帅，北京置一大帅，余十五城分属定、瀛、沧三路，悉择善将守之。”

后来的判大名府程琳和夏竦，将这个战略思想予以改善，最终，仁宗皇帝下诏：

“分河北兵马为四路。

北京、澶怀卫德博滨棣州、通利军保顺军，合为大名府路，

瀛莫雄霸恩冀沧州、永静乾宁保定信安军，合为高阳关路，

镇、邢、洺、相、赵、磁州，合为真定府路，

定保深祁州、北平广信安肃顺安永宁军，合为定州路。

凡屯兵将领，悉如其议，惟四路各置安抚使焉。”

这就是河北四路这个名词的由来，其实是从对辽军事防御体系的角度来予以命名的。

这个体系从战略意图来讲，还算颇有合理性和科学性，它将东西延展的宋辽边界防务，分成了三段。

而三路的侧翼又彼此依靠，互相支援，可以依托自然地理上的屏障，如山川、塘泊等地利，使每个安抚使路都能在很小的正面上集中较强的兵力，起到较好的防御效果。

第一路定州路，其目标就是控制太行山东麓山脚下的南北大道。

这里大宋著名的“塘泊工事”的最西端，离太行山又有一段距离，属于山麓、平原的结合地带，没有险要的地理形势可以利用。

所谓“保州以西至山下数十里，亡水塘之阻，虏骑可以平入。”

“保州以东、顺安军以西，有平川横袤三十余里，南北迳直，并无险阻。”

因此北宋政府在这里屯集了重兵，其兵力部署在河北四路中居第一位。

所谓“本路边防事，重兵皆在保、定。”

第二路真定府路，其目标则是控制著名的飞狐口。

这条道路在北宋初年常常被辽人利用作为南下侵略的通道，与太行山东麓、河北平原的道路相比，这条“间道”的作用丝毫不逊色多少。

一旦辽兵从此进入，不仅可以绕开部署在定州地区的重兵，还能够直接插入宋朝腹地，因此，大宋同样不得不在此重点布防。

好在这一条道路处在山峡当中，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崎岖山路对于辽军骑兵的冲击力有一定限制作用，宋军在这里的防守压力与其他两路相对较小。

因此真定府路在控制飞狐口的同时，还承担着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巩固定州路的侧翼，同时对从保、定过来的敌军，筑起第二道抵抗防线。

第三路高阳关路，其目标则是控制雄州、霸州之间的道路。

因为地理原因，大宋著名的“塘泊工事”，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断裂的空隙，辽军数次攻击大宋，都是从这条道路返回的。

除此以外，高阳关路还要兼顾到由北部边境直达沧州的道路，好在那一段本就滨海，沼泽遍布不说，之前黄河还频繁改道，辽军也不怎么敢从那里来，不算是防御重点。

高阳关路的防务重心主要还是在雄霸二州之间。而高阳关的对面，就是辽国著名的白沟馆。

第一千二百四十九章 老而弥辣

第一千二百四十九章老而弥辣

如果说这三路安抚司，就好像三扇大门，挡住了辽国铁骑南下道路的话，河北四路的最后一路大名府路，则从西向东，非常狭长，完全是在背后连接三扇大门的铁门栓。

大名府路诸军，基本由黄河沿岸州军组成，是沿边三路后方的一道屏障，“大河之北，魏为咽喉，历代已来，号为巨屏，岁屯锐旅以备”。

但是其重点不在战斗力，除了作为预备队外，大名府路还是沿边三路粮食筹集地与中转站。

来自东京、江淮甚至以前两浙的粮食，都要经过大名府这个枢纽，再搬运至沿边各地。

粮运的数量和线路次序，也是在这里重新分配和设计，以满足前线的具体需求。

因此，大名府路作为沿边三路的依托和后勤总基地，地位十分重要。

这个防御体系，与苏油设计对付西夏的战略纵深体系，从思想上看，几乎如出一辙。

大宋的河北军力，定州路共七十一指挥，其中骑兵四十七指挥，计四万人。

真定府路四十九指挥，其中骑兵二十五指挥，计两万五千人。

高阳关路八十二指挥，骑兵五十一指挥，计四万一千人。

大名府路五十二指挥，骑兵十八指挥，计两万六千人。

除此以外，还有各种弓手，义勇，勇敢，州军，民壮，可以说，大宋丁役，以河北最为繁重。

如果说以前的夔州是天下最穷，渭州是天下最险，那河北的沧、密、大名，就是天下最苦。

然而更加悲哀的是，这么多兵力，还不一定管用。

因为辽国一般规模的入侵，军力都在七万人以上，烈度较高的如澶渊之盟那次，甚至多达三十万。

只要进攻者任择一路攻击，对于防守者来说，都极度不利。

也就是耶律宗真耶律洪基不是什么雄主，否则早就可以与大宋划长江而治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真实历史上大宋能用岁币苟出一百年的平安，除了将性命交到别人手上这一点不爽外，还真特么做成了一门划算至极的生意！

因为这四路的设置，还隐藏着致命的缺陷。

既有，也有天灾。

就是对于河北四路的划分，将真定府、定州划为了两路。

这一地区恰好是太行山东麓南北交通要道，理应划归一个军政区域管辖，富弼、程琳都是这个主张。

“夫镇、定一体也，自先帝以来为一道，帅专而兵不分，故定揕其胸，则镇捣其胁，势自然耳。”

“今判为二，其显然有害者，屯寨山川要险之地裂而有之，平时号令移不能一，贼脱叩营垒，则彼此不相谋，尚肯任此责邪！”

“请合镇、定为一路，以将相大臣领之，无事时镇为治所，有事时则迁治定，指授诸将，权一而责有归，策之上也。”

但是继任者夏竦轻飘飘一句“若合为一，则兵柄太重。”让这正确的主张化作了乌有。

大宋是个讲求“制度性制衡艺术”的国度，没毛病，不能让帅臣权力过大，必须分开！

如果这都不是大毛病，那黄河水患加上大宋的错误决策，数次回河又数次改道，最终彻底填平了三百多里“塘泊工事”不说，该摧毁了河北的人口基础，那才是彻头彻尾的灾难。

好在苏油穿越了，和司马光一起狙击了“回河论”，坚持了“北流说”，并且利用北流的新河道，让整个雄州以东，变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