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补助的机率，来调整现金流量。了解补助的重要性，也可使投资者采取必要步骤，以减低失去补助时的冲击。

三、政治及作业上的风险

政治风险的定义虽有不同，但是可以很容易地指出一些一般的特征及例子。首先，必须区分国家、经济及政治这些密切相关的风险概念，并且了解彼此间的关系。国家风险指的是在不同国家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环境下，进行企业活动的

风险因素。例如，银行家通常审查欲投资国的经济情况，包括其收支平衡帐、其中央银行之政策及其效用，主要经济部门(进出口、趋势与展望、资金的流动

及金融之调停)、社会情况、国际关系，以及世界事件对本地经济的影响。

一般来说，经济风险非由政治而来，它们包括从科技改变、竞争者行为及消费者喜好之改变而来。但是在许多例子中，国家的政治事件与经济风险之间

有密切关系，例如，在黎巴嫩内战时市场结构的瓦解；伊朗革命成功后，霍梅尼政府禁止某些西方产品的进口；以及苏联解体后的不确定情势，都是政治事

件使经济风险加重的清楚例子。

同样的，虽然多数劳工罢工有其限制范围及经济原因(例如薪资、福利的争议不合，或其他与工作有关的问题)，许多全面罢工，例如1978年的尼加拉瓜，

及1980年的波兰大罢工，很明显的都是政治性质，并且广泛波及到经济。甚至有明显的经济目的，如为控制通货膨胀而设立的价格管制，也时常带有政治气

氛。因此，分辨经济与政治之间的风险，有时是很困难的，且只有极少数事件为例外，绝大部分是这二种风险都混合在一起。

虽然政治风险定义各有不同，但为方便在此讨论之故，我们将政治风险视为国家风险的一部分。政治风险一般被定义为因政府行动，或其他带有政治性

质的非市场事件而使投资价值或现金发生变动。而国家风险一般注重在整个国家的投资环境上，政治风险是从政治环境中冒出的。以下是政治风险事件的例

子，对国外投资的现金流量之大小及分配，可能有负面影响。

①税法及汇兑控制的变化，尤其是在差别待遇或专断行为上。

②地主国对本地生产、来源或雇用等措施的规定。

③对所有权隶属于外国的企业在商业上的歧视。

④本地贷款能力的限制。

⑤政府对私下协商合约的干涉。

⑥无适当补偿的没收征用。

⑦因政治暴动或内战而引起设备上的损失及毁坏，或人员的伤害。

因为政治风险事件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经理人必须了解可能影响地主国及其特殊工业、公司或计划的政治风险事件的所有范畴及种类。

政治风险事件导致的最戏剧化损失中，就是那些因革命兴起和恐怖活动造成的损失。例如，在1977年12月，吉悌电信(GTE)与伊朗政府签了一纸价值五

亿美元的电子通讯合约。根据合约，吉悌以一般应用于中东交易的公开信用状，而非保证金的方式，预支给伊朗9400万美元。根据其长期对伊朗的经验及信

心，公司并未在合约中声明在何种情况下，伊朗才可兑现信用状，也没有为自己承担的风险投保。结果在伊朗革命后，计划无法进行，公司可能损失5000万

美元，还不包括信用状。如果那些也包括在内，吉悌潜在的税后损失会超过6000万美元，可能是在伊朗损失最大的一家公司。

除了革命、政变，及恐怖分子的暴力活动外，政治风险也可能以法令或条例改变的形式存在。例如在伊朗，优富公司建立了欧洲与远东最大的轮胎厂，

并享有政治贸易与投资保护的承诺。20世纪70年代，由于有两家厂商在市场竞争，这项保护尚未到期就被取消了，迫使美国公司的生产作息从一天三班制，

改为一天8小时。法律或管理条例的更改，也可能集体指向公司，一如伊朗国王为增加工人对伊朗境内外国公司的所有权及参与权，命令这些公司公开发行

股票。这项行动对外国企业来说，不仅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也制造了混乱。

无论是因选举、政变或革命而导致政治上的改变，部分原因可能肇因于经济事件，因而可能改变对外国投资者的政策。例如，意识形态的转移，可能导

致没收多数，甚至全部所有权为外国的公司。

像革命或没收这类事件，相当吸引世人的注意，并且可能使公司避免进入纷乱的地区。政治事件本身并不一定会对企业构成风险，例如，1975年，海湾石油公司在安哥拉内战时期，因与意识形态不同的执政党谈判，而获致十分优

惠的关系。陶氏化学公司在1973年，智利的艾伦迪政府被推翻后，重新进入智利。

但是这类重大事件都属例外，而非常态。虽然，不可否认的，古巴与伊朗革命为美国公司制造了重要问题，但多半这类政治意外事件所呈现的是个体，

而非总体风险，且影响层面主要是在公司的作业而非所有权。像这类政府或意识形态的改变，一般会引起价格管制、对外国雇员的限制、制定本地赞同的条

例，或是其他管理条例上的限制，而非局部或全部没收。例如，在1983年，委内瑞拉的外汇短缺时，它命令国内公司延迟偿还国外债务数年。许多债权人了

解金钱有时间价值，立刻展开大幅折扣谈判并达成协议，以致损失惨重。

事实上，在政治环境变动的情形下，政治上的不稳定与冲突，不一定要加诸限制于外国公司，甚或为此类限制的先决条件。因为政权的没落或兴起，或

者改变敌对政党或特殊利益团体的特征及力量时，价格控制和其他管理上的限制，可从一般政治的常态运作过程中产生。在同一时期，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的民营化计划，与法国总统密特朗的国营化政策，就是一例，显示改革不同的政治理念如何落实在经济层面上，而导致重大的财政后果，影响经理人和投资

者。

正常政治运作过程影响国际投资的另一个例子，就是1992年欧洲共同体(EC)的单一市场活动，它为全球性公司带来巨大的风险，也带来巨大的机会。

当欧洲展开经济与政治统一时，公司可能因为条例的改变，而被排斥在某些市场之外，例如西班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