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些路。她向我们先做了一个手势，然后在一个灰色的门前屏息站定，抬起左手看了看手表，抬起右手轻轻地敲了两下。

才两下，门就开了，站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老人，而且是一个中国老人！“你们来了？请进！请进！”——这更让我吃惊了，居然满口浓重的上海口音！

这便是堂堂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史久镛大法官。

国际法院的法官由联合国会议选举产生。史先生在这里极具威望，是国际法院的灵魂人物，但他并不代表中国。

他的办公室分两大间，外面一间堆着各种文件和电脑，里面一间有他的大写字台。宽宽的落地窗前有一个会客的空间，我们在那里坐下了。窗外，是法国式的园林，却又带有英国园林的自然风味。

我们尽管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国际法院，但对它的了解实在太少，因此一开始就有许多最浅显的问题期期艾艾地提了出来，他一听就笑了。例如——

问：你们有事干吗？国与国，不是打仗就是谈判，怎么会想着打官司？

答：我们在这儿忙极了，堆满了案件。你看，积压在手边的就是几十宗。

问：你们判决以后，那些败诉的国家会遵照执行吗？

答：几十年来只有一个例外，美国。我们判它输，但它不执行，事情递交到安理会，它作为常任理事国投了否决票。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下属机构，这样一来就没办法了。

由此开始，我们的问题越来越多，几乎已经涉及到一切国际大事，但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与外交官全然不同的语言方式。外交官囿于一国，却旋转着表里两层结构，看谁旋转得漂亮，司谓脚盘固定而手法灵活。而他则相反，除了法律和正义，没有固定的国家立场，也没有言谈的手法，全然是一种国际式的平正，毫无修饰和讳避。我们听起来句句入耳，却又有一点陌生。

就像过去一个大家族里各个分立的门户长年对峙，人们早已听熟他们各自的立场，不知哪天突然来了一位“老娘舅”，他没有立场，只有规矩，大家一时有点吃惊。

他是一个国际公民，现在住在海牙，但要经常回上海省亲。以前他长期居住在上海，我问他住在上海何处，他说原来住在华山路淮海路口，最近又往西动迁了。

我们又问，既然经常回上海，会不会像刚才与我们谈的那样，与国内法律界的朋友谈谈国际法律精神？

这位国际大法官淡淡地说：“我不善于交际，也不喜欢交际。每次回上海，只通知家人。”

天天斡旋着国际间最缠人的麻烦事，却明确声言“不善于交际，也不喜欢交际”，这就突然让我们明白，人们一般理解的“交际”，究竟是什么含义。

我略微有点走神，思路飘忽到了上海的淮海西路一带：踩踏着秋天的落叶，漫步着一位极普通的老人，谁也不知道他是谁。

由此联想到，我在与香港的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交谈时听到他的上海口音，在电视里听到国际奥委会副**何振梁先生的上海口音，总觉得如果没有现代传媒，他们也会这么静静地抽空漫步在上海街头，无人注意。这是因为，这种口音带有一种最平常的街市特色，毫无身份特征。中国最早进入市民社会的地方，把现代市民的概念最早注入到了语言中。没有等级，没有火气，没有警句，没有哲言，不擅讥讽，也不会激烈，却能藏龙卧虎、深不可测。

史久镛大法官比董建华先生、何振梁先生都长了一辈，眼光更加淡然，脚步更加缓慢。

过些日子，他又要回上海了。当然上海不会知道，除了家人。

上海青年小心了，你们坐在街边长椅上对于刚刚听来的国际新闻高谈阔论，也许，背后有一道苍老而淡然的目光移过。

------------

自己的真相

1

阿姆斯特丹说得上是一个色彩之都。

鲜花出口数量全世界第一，又拥有最会摆弄色彩的伦勃朗和梵高。如果再加上橱窗里赤裸裸站立的各种色情女郎，太让人眼花缭乱了。

但是，色彩似乎永远会带来麻烦。它会鼓励混乱、引诱骚扰吗？也许。

我们到阿姆斯特丹之后立即分两组拍摄街景，两辆车停在不同的停车场。一小时后传来消息，一辆被砸，一辆被撬。我的一台新买的数码相机，以及随队记者的两台手提电脑均不翼而飞。我从希腊开始拍摄的照片，全都贮存在那台数码相机里，这下算是全完了。

停车场是收了管理费的，却说这样的事情他们管不着。其实两个停车场都不大，里边发生的任何事都能一眼看到。

到达才一小时就已经这样，这个平静的下马威使我们对这个色彩之都纳闷起来。

到处都在修路，又是阴雨绵绵，几个肥胖的黑人在小街中狂奔乱叫，似极度兴奋又似极度愤怒；

吸食大麻的苍白青年坐在露天木阶上手足无措，独自傻笑；

木阶下面是河道，有不少船停泊，又有一大堆废弃的脚踏车在水里浸泡。

2

对色彩本身，阿姆斯特丹也产生过很大的混乱，现在好像是为这种混乱后悔了，但又有点遮遮盖盖。

我是说伦勃朗在这里的遭遇。

在西方大画家中，平生境遇最悲惨的恰恰正是两个荷兰人，伦勃朗和梵高。但梵高在阿姆斯特丹的时间不长，境遇中又有较多的时代因素和个人因素，暂且不论；而伦勃朗碰到的实在是一件群体性的审美冤案，而且与这座城市密切相关，在我看来，有点不可原谅。

这件事，略知西方美术史的人都不陌生。但我站在阿姆斯特丹的伦勃朗故居前，忍不住还想复述几句。

事情发生在一六四二年，伦勃朗三十六岁。这件事给画家的后半生全然蒙上了阴影，直到他六十三岁去世还没有平反昭雪。这件事几乎中断了他靠艺术创作来维持生计的正常生活，穷困潦倒，去世时只够花费一个乞丐的丧葬费用。因此，这不是一个阶段性的厄运，而是通贯一代艺术大师终身的严重事件。今天的阿姆斯特丹不应该轻描淡写。

那年有十六个保安射手凑钱请伦勃朗画群像，伦勃朗觉得要把这么多人安排在一幅画中非常困难，只能设计一个情景。按照他们的身份，伦勃朗设计的情景是：似乎接到了报警，他们准备出发去查看，队长在交代任务，有人在擦枪筒，有人在扛旗帜，周围又有一些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