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一一八章 叶、项留任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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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夜晚，窗外北风呼啸，滴水成冰。屋内，炉火熊熊，把两个军人的脸映照得分外清楚。
项英是湖北武昌人，1898年5月出生，这年42岁。
初中毕业后，15岁的项英就进了武汉模范大工厂当工人，白天做工，晚上读书，是早起**人办的《劳动周刊》把他引上了革命道路。早在1920年，项英就参加组织武汉纺织工人罢工，1921年12月就开始筹建武汉江岸铁路工人俱乐部，是早起工人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工人英雄。
和这样资历的**人在一起交流，本身就是一件幸事。
项英以开讲就变成了主角，刘一民成了听众。到最后，项英连参加莫斯科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的事情也讲了，还讲了许多的早期**领导人的秘闻，什么陈独秀很大的精力都用在调解内部纠纷上、向忠发长期包养妓女等等。反正刘一民现在也是高级领导人，这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情也不需要对他保密。
一连三天晚上，每天吃过晚饭，刘一民都拉着项英拉呱，连罗荣桓、蔡中和叶挺都参加了进来，话题也转向了苏区时候的斗争和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新四军初创时期的艰辛。
刘一民甚至拿出了陈老总送给和儿的诗稿，把梅岭三章重新念了几遍。
项英听后，感伤地说：“陈毅这诗是绝命诗。也不光是他，形势最恶劣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晚上睡了明天还能不能活着醒来。多少同志都牺牲在了白匪的枪下，至今想起来夜里都睡不着觉。你们不知道，当时，老乡们掩护我们的战士，遇到国民党的部队时，往往是女的说我们的男战士是他们的丈夫、男的说我们的女战士是他们的妻子。坏的掉渣的白匪军竟然逼着打掩护的战士和老乡当着他们的面做夫妻之事。你不做，他就说是红匪，直接就开枪打死。整个苏区，不知道发生了多少这样人间惨事。”
说的几个人都是唏嘘不已。
话说的深入了，关系也就拉近了，刘一民也不怕项英听不进去了，就开始和项英、叶挺讨论皖南新四军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了。
项英到现在还认为蒋介石之所以部署围歼新四军军部，主要是陈毅他们在苏北把韩德勤打得太狠了，蒋介石要报复新四军军部。
刘一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错，从根子上错，陈毅他们不在苏北打韩德勤，蒋介石也会消灭皖南新四军。这就像蒋介石调集大军进攻陕西根据地一样。原因很简单，防共、限共、融共、**是国民党五中全会制定的根本政策，不光蒋介石，**各部队都会坚决执行。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打。因为蒋介石已经判断清楚，小日本灭亡不了中国，他不愿意看到**在抗战中崛起，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壮大，最后危急他的政权和统治，必然要打。而且这只是序幕，等将来打败了小鬼子，蒋介石还会和我们大打。而且，陈毅打韩德勤的说法不对，是韩德勤大陈毅，陈毅自卫。总不能让苏北我军束手待毙吧？
项英说军部之所以迟迟不北移，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不想放弃江南根据地，那里粮多，兵源多，适宜我军发展。
刘一民又说错，这都是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你老项对六届六中全会精神领会不透，看不到全党、全军形成中央领导核心的重大意义，对中央命令执行的不坚决。说白了，就是你老项资历老，功勋大，对中央命令要先研究，再考虑执行不执行。如果你认为自己有道理，就可以把中央命令置之不理。而且是你不执行，中央也拿你没办法，不得不顺着你的思路调整对新四军的部署。这种情况，在**领导的队伍里，只有皖南新四军一家是这样，其它哪一支部队敢这样？就像教导师，中央说怎么打就怎么打，说抽调哪支部队就抽调哪支部队，说调走什么装备就调走什么装备，这一点你老项能做到不能？说白了，你这是蔑视中央权威、把个人凌驾于中央之上，非常危险！还有你叶挺，虽然没有恢复组织关系，但中央从来都是把你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使用的。结果你倒好，遇到问题不是先向中央报告请求指示，甚至不经中央统一就向蒋介石、顾祝同发电请示。你到底是**的新四军军长还是国民党的新四军军长？这下好了吧？上当了吧？我在苏北的时候就告诉你要从高敬亭冤案中吸取教训，不要相信国民党那帮家伙的鬼话。你当时是听了，回去后却忘了个一干二净。这次要是按照你和顾祝同商定的路线行动，现在恐怕皖南新四军将士都已经成烈士了。就是你和老项，怕是要么牺牲、要么成为顾祝同的俘虏，被押到重庆审判判刑。
刘一民说的太激烈、太狠了，简直是上纲上线的无情批判。项英和叶挺接受不了，当时就和刘一民吵开了，而且是两个人一起和刘一民吵！
吵着吵着，刘一民突然就冷笑了，讽刺项英和叶挺说，吵架的时候两个人一起上，亲的象同胞兄弟一样。平日工作里却貌合神离，卖盐的见不得卖面的，搞得新四军上下无所适从，陈毅他们不但得打鬼子，还得考虑如何应对你们两个的矛盾。要是在皖南的时候能这样团结，新四军军部怕是在一年前都移到江北来了，也用不着八路军航空大队损失几十架飞机、牺牲那么多的飞行员了，中央日报也不会在报缝里刊登他老婆要和他离婚的假启示了。有本事不要和他吵，去和蒋介石、顾祝同、上官云相吵去，看他们怎么对付你们。
这一说，项英和叶挺都没脾气了，坐在那里闷着头喝茶了。
话不说不明、理不辩不清。刘一民和项英、叶挺吵了两次，两个人的脾气就没了，开始认真反思了。
刘一民接下来就开始给他们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讲什么是抗战的正确的方针和策略。道理讲了一箩筐，总算是把项英、叶挺讲得彻底心服口服，心甘情愿地就在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部里给中央写检查。
到了这个时候，刘一民才向项英和叶挺道歉，说自己说话不注意方式，请老项、老叶不要往心里去。都是并肩杀敌的战友，没有什么不能掏心窝子的。他说的狠一点，总比让别的同志指着鼻子批判强。只要老项、老叶愿意留山东工作，他刘一民发自肺腑的欢迎。山东缺少能够独当一面的领导，山东我军作战任务又重，他和罗政委实在是忙不过来，需要得力臂助。也不说客套话，山东局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政委那是不能让老项、老叶当的，你们也指挥不了。但是，山东缺少一个独当一面的政府领导、缺少一个独当一面的副司令员。这两个位置老项、老叶都适合。只要愿意来，相信中央绝对会支持！
这是真正的掏心窝子话，项英和叶挺都听进去了。他们也真正认识到了刘一民的胸怀，当即就联名给中央发报，在报上检讨的同时，请求调整工作，留山东协助刘、罗。
主席来电征求刘、罗意见，说项英同志是政治局委员、叶挺同志是南昌起义的前敌总指挥，两个人年龄比刘、罗大，资历更是比刘、罗深的多，要刘、罗慎重考虑工作配合问题。如叶、项能留在山东，山东的领导力量必然得到加强。
主席的电报有意思，用罗荣桓对刘一民说的话来说，就是主席实际上是希望二人留在山东工作的，只是担心刘、罗驾驭不了。
刘一民当即给主席回电，称虽然项英同志、叶挺同志在新四军军部北移一事上有错误，但是错误是一时的。比起项英同志、叶挺同志对党的贡献来说，这个错误就显得小了。叶、项二人能留在山东工作，必将促进山东我军和根据地建设。请中央研究叶、项的请求，尽快明确。
在电报中，刘一民向主席报告，山东需要干部，如谭政、朱瑞、郭洪涛、许光达仅仅是到党校学习的话，请中央仍派回山东工作，加强山东领导力量。
难题被刘一民解决于无形之中。
中央很快就回电了，表扬项英、叶挺能够正确对待在新四军的工作，正确对待工作中的得失，正确认识错误。
中央电令项英任**山东局第三书记、山东军区第二政委，主持即将成立的山东省政府工作；电令叶挺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代行参谋长职责，仍兼任新四军军长。
至于谭政、朱瑞等人，主席说研究后再定。
主席在电报中要求山东局、山东军区新领导班子要团结一致，共克难关，为早日实现驱逐日寇出山东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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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话
会议室里静悄悄的，干部们在静等1号首长讲下一步该怎么办。
刘一民先把目前的敌我态势分析一遍，然后语重心长地说：“自从胶济路战役结束后，日军猬集在德县、鲁南和青岛三个地方。表面看，战线暂时巩固，实际上暗流汹涌。日军之所以按兵不动，最主要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摸不清我主力位置和意图，惧怕再遭败绩，故而暂时收缩防御，以待时机。二是经过武汉会战，日军主力损失惨重，需要一个补充休整时期。正是由于这两个原因，才出现了山东战场的暂时平静。”
刘一民接着说道：“日军是这样，我军的情况也需要大家有个清醒认识。胶济路战役结束后，我军为什么没有乘胜进攻呢？这里面的考虑有三点。一个是日军南北两路主力已经到位。特别是北线日军，从关东军抽调了三个精锐师团，而且我军一旦攻击北线日军，在日军有准备的情况下，势必打成攻坚战。这关东军的三个师团可不是那些警备师团和特设师团，确实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战力强横，不要说还有配合这三个师团作战的四个日军警备师团和华北治安军了，单单是这三个日军师团，在不能偷袭、伏击的情况下，我军也啃不动。何况一旦和他们打成胶着状态、暴露我军主力位置，关东军很可能会倾巢而出，南下加入战局，更不用说还有南线日军配合攻击了。到时候必然是我军南北两线同时惨败。如果战斗打到那种情况，我教导师必将十不存一，下令发起攻击的指挥员也将是我军罪人。第二个呢，当时确实有攻占青岛的机会，凭残破不全的青岛守备队和数量不多的海军陆战队，是不可能阻挡我军攻城的。但是，如果我军第二次占领青岛，很可能引来日军疯狂报复，日机会把青岛变成一片焦土。而且，日军准备登陆青岛的第五师团也会改变登陆点，在我军守备薄弱的地方登陆，对根据地实施疯狂报复，那损失就大了。而我军如果不攻击青岛，就可以把战斗力强横的第五师团变成青岛守备队，把老虎关进笼子里，加上四面是我们的根据地，民兵、区小队、县大队和我军轮番袭扰攻击，青岛就会成为日军的一大包袱。不说别的，日军总得想法往青岛运粮食吧？总得想法安排青岛的工厂开工吧？光是这两点，就会让***内阁和日军大本营吵架的。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军放弃攻击青岛，改为由教八旅负责监视、围困青岛。第三个呢，也是最主要的一个，那就是我军需要时间来消化胜利成果，巩固我们的根据地，利用山东充足的人力资源，建立、恢复我们的各级政权和地方武装。通俗地讲，就是要把屁股坐稳。只有把根据地建牢固了，才能让主力没有牵制地发动攻势作战，才能打败日军的重兵围剿。”
当前的真实情况是什么样子呢？刘一民分析到：“现在日我双方都在凝聚力量，蓄势蓄劲。日军方面，很可能会利用这段时间，在华中组建伪政权、伪军，保持对***主力的高压态势，完成部队配置，将主力师团抽出来，加入华北战场，准确地说，就是用于山东作战。华北日军会迅速调整各警备师团建制，将一部分经过战场锻炼的12000人左右的警备师团，升格为18000人左右的三单位制野战师团，同时将部分警备师团调至华中或东北，腾出那里的精锐师团用来对我们作战。等日军完成补充休整和部队调配后，必然会对我们发起石破天惊的一击。这个判断不会有错，小***号称亚洲第一强国，丢不起丢失山东的人，他们非要再搞一次重兵围剿不可。当然，这一次，他们无论如何是抽调不出上一次重兵围剿时那么庞大的兵力了，作战目标也可能会做适当调整。最理想的自然是全歼我教导师主力，退而求其次的目标，应该是夺回济南，打通胶济路和津浦路。最不济，日军也会以攻势作战来加强对华北平原、平津地区和苏皖地区的防御，将我军***在山东。”
而我军呢？刘一民讲到：“我军的作战目标，最理想的是，一战将日军彻底驱除出山东，将日军逼向华中和平津地区，让山东真正成为稳固的抗日根据地。如果这一点实现不了，同样退而求其次，北线，将日军从德县赶往沧县一线，配合冀南我军，恢复和巩固冀南根据地，打通与太行山根据地的联系；南线，将日军从鲁南赶出去，压迫敌退守陇海线。东线，彻底围困青岛日军。第三个目标，那就是保证主力不被打垮，退出济南、退出胶济路、津浦路，重新回到日占交通线和大城市，我占农村和山区的态势。坚持持久抗战，与敌周旋，进一步积蓄力量，消耗日军，等待战机。”
讲到这里的时候，见台下的干部们有点激动，纷纷举手要求发言，刘一民就停了下来，点名让同志们发表意见。
教一旅旅长高原报告说，既然师长把敌情分析的这么透，我军就应该马上发起攻势作战，趁鬼子没有完成部署，重创其一路，为下一步作战赢得良好态势。根据目前日军的部署，建议以教八旅指挥清河警备旅、胶东警备旅和编练支队围困青岛日军，以部分兵力坚守黄河东岸，必要时炸毁黄河铁桥，阻敌北线集团增援。集中所有主力南下，寻歼敌第十四师团，彻底击溃南线日军，迫敌退往苏北。
教二旅旅长刘建立报告说，除了南下攻击南线日军外，也可以绕道鲁西、冀南，北上攻击平津地区，将日军北线集团调往平津，于运动中歼敌一部，最好是打掉小鬼子的第二师团，那是鬼子北线集团的绝对主力。打掉它，日军必然军心动摇，攻势不攻自破。
教三旅旅长李清报告说，胶济路战役结束后，我军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主力得到迅速补充，完全具备连续作战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山东根据地绝对不能再让日军攻占。守住山东，就是守住了兵源、粮饷和战略回旋空间。因此，我军在作战指导思想上应该更大胆一点，不要怕日军可能会把青岛变成焦土，打完了我们再建就是了。日军第五师团孤军守备青岛，虽然有海军支持，但海军不可能加入巷战。我军只要攻进城内，就可以将第五师团的机械化优势消化掉。此战必然成功！只要彻底消灭了第五师团，整个山东腹地全部归我所有，我军无论是北上还是南下，战略机动性大大增强，彻底扭转被日军三线牵制的被动局面。那样，屁股才能真正坐稳。
教四旅旅长雷鸣报告说，打仗就不能怕牺牲，虽然我军一直都是以较小牺牲赢得较大胜利，但是在日军重兵围攻面前，师首长考虑战役部署应该把担心部队伤亡过大放在次要位置。与赢得整个山东相比，我军付出再大牺牲都是值得的。现在，我们控制了山东大部分地区，容易得到兵源补充，甚至可以动员老乡们大规模支前。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与日军决战。无论是攻向南线还是北线和东线，都应该抱着拼死一战的决心，全歼日军一个集团。这样才能真正改善华北抗战局面。
罗荣桓提醒刘一民，这些都可以到作战会议上去讨论，时间不早了，赶紧讲，好让同志们也可以休息一下。
刘一民这才挥手制止了要求发言的同志们，继续讲到：“刚才几个同志讲了对下一步作战的看法，这些意见都很好，说明我们的干部经过血与火的考验，都有了战略思维，具备了独挡一面的素质。这是最值得欣慰的。具体的作战等山东局和军区联席会后再作部署，这里不详细讲。可大体给同志们交个底，那就是我心目中我军的总的战略，就是要以山东为基础，打败日军的重兵围剿。然后挥兵南下，纵横江淮河汉，配合中原局和新四军，将日军的后方政权体系彻底砸烂。随后回师华北，与华北日军决战，收复整个华北。进而挥兵北上，到东北去与日军作战，彻底摧垮日军侵华战争基础。到了这个时候，侵华日军就要投降了。”
听刘一民这样讲，台下的干部们全部都站了起来，再次热烈鼓掌。
挥手让干部们坐下后，刘一民喝了缸水，润润喉咙，大声讲到：“这个目标很振奋人心，我自己一想起来都激动的不得了。但是，完成这个目标需要流血牺牲，需要克服一切困难去顽强拼搏，需要山东全体军民团结一心共同奋斗，需要同志们认真贯彻落实**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脚踏实地，加快发展。同志们，你们有没有信心？”
干部们海啸一样齐声高呼：“有！”
刘一民接着说道：“要想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同志们冷静下来，不冒险、不畏缩，实实在在地干好每一件工作；需要同志们清醒地认识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从鲁中战役、胶济路战役的胜利中清醒过来，明白抗日战争是一个持久战，不可能凭借一、两次大胜就取得整个抗战的胜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漫长的战争历程，该战略收缩就得战略收缩；明白和中国其它军队相比，我们八路军的优势在于人民支持，在于官兵一心，在于中央战略上的正确和各部队战术上的灵活机动，论起装备和供应，我们还有很多不足，不能总是以老子天下第一自居。那样，就会导致骄傲急躁情绪，进而影响作战部署，上日军急于与我主力决战的当。”
台上台下的人都鸦雀无声，默默地咀嚼刘一民话里的意思。
这个效果刘一民很满意，他点点头，说道：“大家知道，入秋以来，山东降雨量骤减，进入了干旱时期。这样发展下去，如果冬天降雪持续减少的话，明年春上就会大旱，加上战火破坏，水利设施失修，必然导致粮食大面积减产和部分地区绝收。搞不好，还会连续几年干旱。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根据地人民的生活都成了问题，我大军的作战行动也势必受到影响。大家想想，当粮食吃完、野菜挖完、树皮啃完的时候，我们的战士还能和小鬼子拼刺刀么？我军还好说，再苦再累都会想法坚持，度过难关。但是***的那些杂牌部队遇到这种情况，天天饿死人，他们会不会支撑不下去呢？说这个事情，就是要告诉同志们，不能盲目乐观。不能只看到我们有十几个炮团，有二十万精锐，还要想想如果连续作战的话，我军的弹药问题怎么解决？药品怎么解决？粮食怎么解决？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我们现在不是红十八团时期了，那个时候人少，光靠缴获就吃香的喝辣的，小嘴油乎乎的。现在不行了，我们有这么大的根据地，教育得搞吧？医疗卫生得搞吧？交通得搞吧？老百姓不但要吃饭、要点灯、要穿衣，还要有钱看戏、娶媳妇、治病。这些，光靠缴获是万万不行的，必须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和各项事业。否则，人民就可能不拥护我们。”
会场上更加寂静了，干部们都陷入了思索当中。
刘一民笑笑：“当然，大家也不要被困难吓倒。只要我们不骄不躁，认真工作，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我们想解决困难，那就一定能够解决。眼下，我们最需要干好的有几件事情：第一是加快政权和地方武装建设，把我们的根据地打造成铜墙铁壁，即令主力跳出外线作战，小鬼子来了也让他们站不住、住不成、吃不上、睡不好。到处都是民兵和地方武装的地雷阵、地道战和令枪冷跑，以及伏击、奇袭等。这一点，已经做了部署，谭政副政委正在组织实施。我要求，各主力部队要认真落实师部的要求，把根据地和地方武装建设上升到关系我军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完成一个团包两个县地方政权、地方武装建设的任务。要舍得拿出骨干，舍得拿出老红军干部，先把县大队拉起来，以此为基础，迅速建设区小队、民兵队，并尽快投入训练。小鬼子不会给我们太长时间的，这一点必须抓紧抓好。第二是抓紧实施土改和二五减租减息。老根据地全部实行土改，办法参照陕西根据地执行，要更加灵活。既要保证农民有地种，还不能冷了支持抗战的地主的心，把他们推向敌对面。只要处理好了这个问题，同志们，我告诉大家，坚强的农村基层政权加上保卫胜利果实的农民，我们在山东才算真正站稳了脚跟，小鬼子也好，其他人也罢，谁也不能从我们手里把山东夺走。第三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壮大经济实力。农业上，要成立专门的农业厅、农业局，成立专门的农业科技研究所，成立农林水学校，统筹管理山东的农业生产。当务之急，是要在继续宣传推广一年两熟耕作法和种植耐旱高产作物的基础上，利用冬闲时间，组织群众疏通渠道，挖蓄水池，大搞农田水利建设。我们守着黄河，守着沂水、汶河，不能让这些水白白流掉。黎玉同志啊，这个事情你要向我立保证，务必在冬旱、春旱的时候，保证能够浇水的地方给农田浇水。不能浇水的地方，要动员部队、农民携起手来，挑水抗旱。确保明年的夏粮不减产或少减产，确保流血牺牲的战士能吃上饭。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当成我们能不能在山东站住脚的大事来抓。回头，我和政委会抽查的。发现完不成任务的，是要批评的。”
坐在主席台上的黎玉忙站起来报告：“坚决落实1号的指示，坚决完成任务！”
刘一民示意黎玉坐下，继续说道：“商业上，要严格执行民族工商业保护条例，统一税率，鼓励和保护商业发展，让根据地的经济活起来。鼓励商人们到敌占区去做生意，以根据地出产的非战略物资，到敌占区去销售，换回我们急需的战略物资。凡是能够弄回来战略物资的，要给予奖励。不过有一点，那就是不得把联合券等伪票带入根据地。要扩大人民币的覆盖范围，提高人民币的信誉度。让整个华北的老百姓都知道，人民币保险、可靠，用人民币可以买到想要买的一切。工业上，这个问题我最近有点新感受，是从西安得到的感受。大家知道，西安是日军的轰炸重点，曾经遭受日军的集中轰炸。但是市民们在轰炸中学到了对付轰炸的办法，防空洞挖起来了，防空哨设起来了，而且也知道伪装掩蔽重要目标了。我到西安后，看到市民们大部分都回到了市区，开始了正常生活。我请主席他们吃火锅和烤羊肉串，原料都是从市场上买的。这说明，西安人已经适应了日机空袭，没有被空袭吓倒。这一点，防空司令部要认真研究，组织根据地各城市学习。过去啊，我认识上有两个误区，一个误区呢，就是在建设钢铁厂、电厂、兵工厂时，强调了先进性，用的都是美国进口的机器。这当然好，生产出的武器弹药都是最好的。但现在不行了，只要建大规模的工厂，无论隐蔽再好，都有可能被日军飞机侦察发现，进而被日机摧毁。可是，我们不建工厂、不搞军工生产又不行。怎么办呢？我想啊，只能采取土洋结合的办法，组织科技人员进行技术攻关。举个简单例子，大型的炼铁厂、炼钢厂不能建，那民间的炼铁炉子不是照常开着的么？小鬼子一般情况下也不会浪费宝贵的航空炸弹去轰炸这些小作坊。这就给我们了机会，只要能想法把这些炼铁炉子利用起来，就能产铁炼钢，再加上我们从天津、青岛缴获和从美国弄回来的机器设备，就可以多建小规模、适合隐蔽的小工厂。将生铁、粗钢精练，适合切削，就能大批量生产炮弹、子弹。特别是我们还有一部分从天津、青岛缴获的好钢，从美国也带回来了一些好钢，这就能保证我们生产火箭筒、八一自动步枪。虽然数量不可能太多，但有总比没有强。特别是火箭铜，只要再改进设计和工艺，就可以将射程提高。一个火箭筒组，隐蔽的好的话，干掉几辆坦克一点问题都没有。吴征同志和至诚同志都来了，会议结束后你们就回去，把我的想法给技术人员讲讲。随后，我要抽出专门时间到后勤司令部蹲点，和同志们一起研究解决疑难问题。”
后勤司令部政委杨至诚是山东局委员，司令员吴征不是，这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现象，就是政委坐在主席台上司令员坐在主席台下。刘一民话音刚落，主席台上的杨至诚和台下的吴征同时站了起来，同时喊报告，表态保证完成任务。
刹那间，刘一民脑子里闪过一个奇怪的念头，觉得吴征也应该坐在主席台上。不过，这个念头很快就过去了。使用干部还是要讲资历的，战争年代资历老就象征着对敌斗争经验更丰富，对革命贡献更大。这是谁也没有办法的事情。
刘一民很快就调整了心态，大声说道：“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大家最关心、当前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扩军。具体的我不讲了，等山东局专题研究后再定。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次我们要大扩军。大家都认识到了保证山东根据地完整的重要性，要知道，前几年韩复渠统治山东的时候，仅仅盐税一项，每年就有3000万元的收入。同志们，这可都是打仗的资本啊！要想与日军大打，没有足够数量的军队怎么行？要是象同志们说的那样，与日军硬碰硬地打，一场大战下来，我们现有的二十万部队，能不能保存十万都很难说。那还有必要打大仗么？我们能打得起么？主席明确地告诉我，我军从来不***各部队的编制，指示我迅速壮大山东我军力量。山东有3700万人口，为我们扩军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因此，告诉同志们，我的决心是，快扩军、大扩军。初期目标不低于五十万，长期目标要超过一百万！而且，要在全山东建设一百万到二百万的民兵队伍，开展大规模的支前工作，部队打到哪里，支前跟到哪里。就是用肩膀扛、毛驴驮、小车推，也要把我们的补给送到前线，支援出一个抗战胜利的大局面来！”
这一下完了，台上台下的干部从本质上讲都是军人，扩军谁不想？谁不高兴？听1号首长这一说，台上的，台下的，全部站了起来，全场掌声雷动，一浪高过一浪，大有把屋顶冲破的可能！
短期扩军五十万，长期扩军一百万，这个目标不是刘一民随口胡说的。历史上山东八路军在抗战胜利后就一下拉起了八个主力师，还有大量的地方部队。十万八路进东北，主力就是山东部队。***也是以此为基础，在东北发展成了百万大军，把东北野战军变成了当时最强大的战略决战力量。
115师进军山东时，主力仅仅是两个团，那是在六届六中全会之后才开始东进的。当时，经过一年多的抗战，山东不仅有山东省委组织起来的八路军，大量的是***组织的敌后武装，还有大量的伪军，加上那些既不属于八路军、***，也不属于伪军的地方民团、自卫队和帮派组织，等于是山东各地处处有武装，一边抗日一边抢地盘、拉队伍，把力量都分散了。加上那个时候山东老百姓大部分都认为***是正统，八路军是杂牌游击武装，影响了我军的发展。参加八路军的，都是思想比较进步的人。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强大的教导师进军山东，连战连捷，打出了我军的威风。***在山东的力量和影响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兵源是非常充足的。加上教导师主力已经发展到二十万人，扩大到五十万，也仅仅是扩大了一倍半，相对于其它八路军部队来说，扩军幅度并不是特别大。
刘一民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主要考虑的不是能不能征召到这么多兵员，也不是粮食问题。山东毕竟地域宽广，今年夏秋两季都是好收成，军粮暂时间没有问题。他担心的只是武器弹药问题，总不能让新编部队扛着大刀长矛上战场吧？好在这个问题现在有了解决的办法，刘一民既然想用土洋结合的办法大规模生产武器弹药，马上就设想要用后世我军的制式装备来取代日式装备。不说别的，步枪是一定要换的。
等干部们的掌声好不容易平息，刘一民才说道：“今天晚上的讲话都是我的，说出来和同志们交流。会后，请同志们都认真琢磨一下，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可以上会研究，也可以提出来，供师部决策参考。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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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一九 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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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的冬天一片破败。
**北平特委书记王定南戴着一顶礼帽，脖子上围着厚厚的围巾，穿着一件灰色的棉袍，坐在公共汽车上，眼睛时不时地掠一下路上的残雪、泥污和倒毙的饿殍，心里不由一阵悲哀：***小鬼子算是把美丽的古都糟蹋惨了！
王定南是河南内乡人，1929年到北京大学读书后，先后担任北大共青团支部书记、北大学生会党团书记、共青团东城区委书记、北平市援助留日被捕同胞后援会党团书记、北平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北平平民教育联合会党团书记、**北京大学支部委员、书记。1935年初赴许昌任**河南省工作委员会书记。1938年春，王定南被重新派回北平，担任**北平特委委员、书记，负责北平联络局工作，与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联系，组织成立了“北方救国会”，领导民主统一运动。
“北方救国会”是一个秘密情侦机构，由**党员、国民党员、国社党成员和无党派进步人士十余人组成，核心是三个常务理事，何其巩代表国民党，张东荪代表代表民盟，王定南代表**，秘书馆主任为掩护的**北平联络局成员张德懋。
“北方救国会”干的第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是在英国伦敦发表了《驳日本首相近卫的声明》。当时，日军正在进行徐州会战，气焰极其嚣张，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近卫声明，结果在日军自以为统治稳固的北平却传出了反抗日本侵略的声音，那效果可想而知。
彭老总收听广播后，当时就校长何其巩写信，赞扬有加。
《驳日本首相近卫的声明》一文是由燕京大学英籍教授林迈可交路透社发到伦敦广播的。这个林迈可经常用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汽车，从北平购买八路军急需的药品、通讯器材等军用物资送到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据说，后世有个作者根据八路军平西交通联络站的故事，写了个电视剧本，名字叫《潜伏》，拍摄后竟然热播大卖。
“北方救国会”干的第二件有意义的事儿是尽力维护名流学者保持民族气节，不为日伪利用，不与日伪合作。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日伪也在争取这些名流学者，威逼利诱，花样百出，而这些名流学者大多年龄较大，拖家带口，在日伪占领下生活艰难，不与日伪合作的话，不光自己没饭吃，一家老小都没饭吃。王定南和何其巩想尽一切办法，组织笔会，买米买面买油资助这些名流学者。也正是因为有“北方救国会”的强有力的工作，遏制住了日伪劝诱北平名流学者投敌当文化汉奸的势头。相反，中国大学、燕京大学内部许多教授在课堂上公开讲反法西斯主义。
“北方救国会”干的第三件事是组织人员打入日伪政权。**北平联络局成员张德懋到北平后联系了万复、高炎等24名骨干和工作关系。等到王定南到了北平，抓住日伪建立各种政权机构的机会，派万复打入日伪新民会总部机关，派中大经济系毕业生王汉民到内蒙建立蒙疆情报站，以皮货批发部为掩护，向大青山根据地提供敌人动态情报。其他成员，分别打入“庸报”、日本兴亚院调查所、日本特务组织“皇城事务所”、天津伪警察局等日伪重要部门；又通过社会关系拉出日伪机关的工作人员，向我们提供情报。包括日伪政权的人事组织情况、主要汉奸之间的人事关系、侦察日军的军事行动等，都在“北方救国会”的情侦范围内，搜集了许多宝贵的军事情报。
这年，王定南30岁。
坐在公共车上的王定南，眼睛似闭微闭，继续向窗外瞭去，只见大街上不停地有日伪军的巡逻队走过，小鬼子的军靴偶尔踏在残雪上，发出咔咔的声响。鬼子宪兵牵着狼狗，耀武扬威地从街道上走过，吓得行人们纷纷躲避。间或有一些脸色青黑霉暗的白面鬼、大烟鬼在寒风中抖索着身子、在日军宪兵、巡逻队的注视下，从街上蹿过。
王定南心里忍不住一声叹息！
腊八都过了，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往年这个时候北平街头年味一天比一天浓，小孩子一遇大雪就在胡同口、门前、院子里堆雪人；东安市场、王府街、大栅栏、前门一带的商家都是大开店面，老板、伙计满脸笑容，迎接一拨拨顾客上门；天桥市场上的小商贩们可着嗓子吆喝，恨不得一天就把存货卖完；那些耍把式的更是拉开架势、躺开场子，敲着锣，吆喝着，吸引人们注意，想赶在年前多赚点，好多割几斤猪肉、多置办几样年货，好让老婆孩子过个喜庆一些的大年；女人们这个时候应该是在成衣铺子、布料行扎堆似的闲逛，看完成衣样式再去看布料的花色、质地，心里默算着是买成衣合算还是买布料自己做合算，还得算清一家老小几口人，共需多少布料、折合多少钱。
这一切都已经成了回忆，只怕要等八路军把小鬼子消灭完后才能重现了！
王定南今天就是去和老家来人接头的，老家说的清楚，接头地点在城南永定门外沙子口四块玉茶馆，接头暗号、接头暗语都说的清清楚楚。
王定南下了公共车后，又叫了辆黄包车，三拐两拐到了永定门外沙子口四块玉茶馆。
清中期以后，北京城的茶馆很是兴盛，那些八旗二十四固山，内务府三旗、三山两火、仓库两面，按月整包关钱粮，按季整车拉俸米。除去虫鱼狗马、鹰鹘骆驼的玩好以外，再无嗜好，堕落的八旗子弟把北京城的茶馆业捧的十分发达。茶客们一见面，高的称高三哥，矮的喊矮三哥，不高不矮的唤横三哥。还有什么蒙七哥、诈七哥、小辫赵九哥，等等等等，反正是“有人皆是哥，无我不称弟”。
袁世凯死之前，北京的茶馆还行。那个时候，北京是首都，是全国最大的消费城市，南货北产，商业繁荣，茶馆业自然沾光。大茶馆分红炉馆、窝窝馆、搬壶馆三种，加二荤铺为四种，除了卖茶，还卖吃食。红炉馆卖满汉饽饽，窝窝馆卖江米艾窝窝、炸排叉、糖耳朵、蜜麻花、黄白蜂糕、盆糕、喇叭糕等小点心，搬壶馆介于红炉、窝窝两馆之间，也卖焖炉烧饼、炸排叉、肉丁馒头等，二荤铺既卖清茶又卖酒饭，除了铺子准备的原料算作一荤外，茶客们也可以自带原料交给灶上去做，名为“炒来菜儿”，又为一荤。有的大茶馆上午卖茶，下午、晚上请艺人说书或请京剧、八角鼓、十不闲票友，在茶馆清唱聚会。甚至于举办赛鸟儿、斗蛐蛐、摆围棋、象棋“擂台”。老北京的茶馆已不单单是喝茶的地方，而是一个老北京人喝茶吃饭谈生意娱乐休闲的综合性场所。
老北京茶馆都用盖碗沏茶。原因是老北京是帝都，不同于其它地方，冬日茶客有养油葫芦、蟋蟀、咂嘴、蝈蝈以至蝴蝶、螳螂的，需要暖气嘘拂。尤其是蝴蝶，没有盖碗暖气不能起飞。
在大茶馆喝茶价廉方便，如喝到早饭之时需要回家吃饭，或有事外出的，可以将茶碗扣于桌上，吩咐堂倌一声，回来便可继续品用。因用盖碗，一包茶叶可分两次用，茶钱一天只付一次，且极低廉。
抗战爆发前，北平的茶馆业因为竞争不过西式饭店，已经十分萧条了，大部分都关门歇业了。现在是日军占领北平时期，虽然华北方面军竭力粉饰太平，但北平城却一天比一天破败，市面一天比一天萧条。除了日伪军开设的大烟馆、妓院生意兴隆外，其它各业都是百业凋敝。
此时正是下午，茶馆里坐着三三两两的茶客。
王定南略一打量，就知道这个茶馆老板有心计、赶时髦、会经营，茶馆的布局已经不同于过去的老茶馆了，前部卖茶，后院开公寓。茶座的摆设也很时兴，老式的方桌、长桌、板凳换成了一色的小桌、藤椅，桌上还铺着浅绿桌布，墙上传统的“醉八仙”大画、财神龛均已不见，换上了伪满洲国最有名的电影明星的美人照。
王定南战斗在日伪心脏，警惕性比一般人不知道要高多少倍，只是略也打量，心里就直打鼓，因为茶馆里的人太复杂了，靠墙坐着的翘着二郎腿、不时用眼睛四下乱瞄的家伙，分明是宪兵队的暗探。还有，门口的一张小茶桌上坐着两个戴礼帽、穿呢子大衣的家伙，不用说是日本特务。不知道老家来人是怎么想的，为什么把接头地点放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难道这是一个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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