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他竟向官府自首，说人是自己杀的，与哥哥无关。哥哥孙华一听，深受震动，终于认清了无赖们的面目，也认识到弟兄之谊的可贵。杨月真的计谋已达到预期的效果，她便向官府说明了事情真相，官府为之动容，旌表了孙氏兄弟及杨月真。
显然，这是一出颇为浅陋的劝诫剧。哥哥孙华起先不经意地违背了封建伦理规范，只是通过一个生硬设计的事件，弃邪归正，皈依了封建伦理规范，与原先就恪守这种规范的弟弟、妻子重新建立起了一个理想化的封建家庭的标本。但是，由于孙华在剧中主要是在干坏事，他最后的转变和受褒扬显得极不和谐，把他苦苦地圈在理想化的封建家庭标本之内，并始终处于这种家庭标本的核心地位，正恰给这种理想捅了一个难堪的漏洞。他的弟弟明知哥哥不对，但是被赶走之后仍然抱着“事兄如事父”的封建家长制信条；他的妻子明知丈夫荒唐，但是眼看着小叔子被无理驱逐还不愿违背夫命，对小叔子作一点儿物质性的补助。这一些，又不能不对以家长制为主干的理想化的封建家庭标本产生嘲弄，暴露出它的虚伪和腐酸。《拜月亭》中的客店主人劝说王瑞兰“反经行权”，即依据现实境遇便宜行事，不惜突破封建规范；而《杀狗记》中的正面人物孙荣、杨月真他们则一点也不敢这么做，头脑是那样的冬烘，行动是那样的死板。本来，他们要把陷身无赖之群的孙华拔擢出来是一件大好事，但是由于他们自己已被重重礼教束缚得萎顿无力，拔擢时所采取的办法也只能是极其勉强的；又由于他们是要把孙华拔擢到自己的高度上，即拔擢到封建伦理规范的高度上，整个戏剧行动也就不能摆脱先天的苍白和疲软。
相比之下，全剧主要人物中要算杨月真最明达事理了，但她的精神世界也实在是一个令人郁闷的天地。有一次，她的侍妾迎春告诉她，小叔子孙荣无端被赶出后，半年来“每日在街头叫化生受”，建议暗地送点钱去，可以让他不再行乞，被人耻笑。杨月真的回答竟然是：
杨月真迎春，你自说得是。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迎春却是如何？
杨月真你不闻古人言：“男无妇是家无主，女无夫是身无主。”男子是治家之主，女子是权财之主。俗谚云：“家有一心，有钱买金；家有二心，无钱买针。”我若依了你的言语，背了大员外，使人送些钱与小官人，有何难处？只是于礼不可。此乃背夫之命，散夫之财，非贤妇也。还是劝谏官人回心转意，看他兄弟和顺，迎小官人回家，方是十全之美。
迎春迎春区区小婢，凡事只顾眼前见识，哪知大道？望院君恕罪！
请看，面对着丈夫一手造成的严酷事实，杨月真虽知其非，却不生忿恨，她的思想感情，被种种“古人言”、“俗谚”包裹着，没有一点生气。她的这番话，被迎春恭维为“大道”，把迎春提出的那个比较切实有用的建议比得自惭形秽。这个大道，是维持封建家长制的说教，一般听听还大体上说得过去，但在家长本人极端无理又不肯反悔的情况下，这种只讲维持、不辩是非的大道就显得无比冷漠了。给受屈的亲人送几个活命钱，竟然还“于礼不可”，这该是一种多么可怕的“礼”啊。幸好杨月真内心的是非观念还未泯灭，她煞费苦心地寻找一条于礼无损、又能合乎普通情理的缝隙。“杀狗劝夫”的奇怪行动，就是这么被想出来的。就戏剧行动而言，这一个既怪僻而又很难预料后果的行动要来抵挡家长孙华和无赖们的熏天势焰，显得很不衡称；就剧中意念而言，这一关键性的行动并不包含与确定孙华至高地位的封建家长制思想有什么实质性区别的意向。由封建家长制所造成的痛苦分裂和人生灾难
，竟然还是从封建家长制本身讨得一点粘合剂前去弥合
，当然就显得很吃力了
。《杀狗记》明显地暴露了封建伦理观念给戏剧创作带来的灰黯色彩，又一次证明了礼教与戏剧本性的抵牾。
观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接受这个戏，主要不是受到全剧悬示的封建伦理理想的吸引，而是在于它在表现孙华驱逐弟弟时也暴露了封建家长制的残暴、无理和违反正常人情，在于它在表现假尸事件时也顺带嘲讽了孙华的昔日肆虐和今日狼狈，嘲讽了他在以德报怨的弟弟面前的尴尬情状，在于它在表现孙华的遭遇时比较充分地展示了市井无赖、酒肉朋友们的无信、无义、无聊、缺德，从而让人们看到了一幅阴森可怖的世态图画。总的来说，观众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接受这个戏，并不是接受这个戏的主旨。他们只是在这里找到一种寄托，借以鞭笞一下坏家长、坏朋友，曲折地企盼着一种温暖和合理的家庭伦理关系。
“荆、刘、拜、杀”四剧，略如上述。很显然，这些剧目，与早期南戏已有很大不同，它们不仅已有了比较完整的剧本，而且在戏剧性和文学性上都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它们也不同于北方杂剧，更不同于南方文人所玩弄的诗词歌赋，它们自由、流逸、畅达，成了一种与社会实际生活特别接近的艺术形态。《曲海总目提要》指出：
元明以来，相传院本上乘，皆曰“荆、刘、拜、杀”。……乐府家推此数种，以为高压群流。李开先、王世贞辈议论，亦大略如此。盖以其指事道情
，能与人说话相似
，不假词采绚饰，自然成韵，犹论文者谓西汉文能以文言道世事也。
“荆、刘、拜、杀”四剧，在广泛传流的过程中几经修改，成了南戏向传奇衍变的温床。因此，人们既把它们称作四大南戏，又把它们称作四大传奇，连前连后，无所不可。在南戏向传奇衍变过程中起到更令人注目的作用的，是《琵琶记》。
五、《琵琶记》
《琵琶记》在中国戏剧文化史上的地位，比它所达到的实际成就要高一些，因为它是明、清两代绚烂无比的传奇创作的正式开启点。
《琵琶记》的作者是浙江温州人高明（一三〇五？——一三五九），字则诚。他可以说是第一个具有上层的社会身分而又来从事戏文创作的人。比之于黄金时代的元杂剧作家，他也留下了较详细的生平资料，因此，我们可以较多地联系他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