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恋爱，但却是恋爱的基础；不允许交往和接触，也就从根本上剥夺了婚姻自由。因此，热烈企盼着婚姻自由的男女青年，首先总是以侥幸的心理期待着某些偶然来到的交往机会。主张婚姻自由的戏剧家，也总是根据现实的可能性，为自己笔下的男女主人公设计着偶然相遇的场景。人们的兴趣和视线慢慢地都集中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庙堂寺院。那里香烟缭绕、钟磬声声，本来是再庄严不过的；那里是斩除了七情六欲的僧人们的世界，是虔诚的善男信女们的天地，本来是再纯净不过的，怎么竟成了私情递接的所在呢？原来，理学的盛行并未能够扫除佛教在广阔的中国社会中的深远影响，各种高位名公、闺阃千金，可以不涉足市井、抛首街衢，却不妨朝山礼佛、诵经焚香，在庙堂寺院汇集。不管是熙熙攘攘的庙会时节，还是阒寂无声的平日，在这里遇见各色人等，既合理又合法。于是，几乎成了一种历史的嘲弄：杜情绝欲的佛门，成了一见钟情的最妥当的场地。如若不在这里，那就够青年男女和描写青年男女的剧作家们费事的了：只能在战乱中相遇了，只能在“墙内秋千墙外马”的偶然一荡之间相见了，只能在梦中结合了，或者，更费一些事，只能让女主角女扮男装外出读书，传奇性地与男主角邂逅了。

王实甫把他的男女主角安放在普救寺内见面，就是选择了一种比较平静、比较自然的可能性。这种选择带来了两方面很好的审美效果：一是让正常的恋爱和婚配与禁欲主义的佛门构成一种对比，从而在反衬中弘扬了人类正当、健全的生活形态的情感形态；二是让男女主角的恋爱活动，获得一个宁静、幽雅的美好环境和氛围，让他们诗一般的情感线索在诗一般的环境氛围中延绵和展示。总之，这是一个既神秘又妥贴的特殊天地，正好让这对胆子不大也不小的恋人来进行爱情冒险。

于是，《西厢记》的男女主角在佛堂见面了。相国小姐崔莺莺扶父亲灵柩返回故里，因路途不靖，暂与母亲寓于寺中；而洛阳秀才张君瑞则是赴京应考路过，顺便到寺里来玩玩。表面上，两人都有重任在身，在佛殿相遇纯属偶然，但这一相遇不要紧，竟使两人潜藏在内心的人生重任唤醒了。崔莺莺遇见张君瑞前的心理状态是“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这显然不是悼父之情，而是在叹息着闺中之怨，甚至也可能是在怨愁着自己既不悉知、也不满意的包办婚约，因此，当她在丫环红娘的陪伴下一眼见到少年郎君张君瑞的时候，竟引起特殊的注意，往回走时还回顾觑看了一眼，这实在是把扶侍亡父灵柩时应有的仪态全忘记了，把一个已有婚约的封建社会的女子应有的仪态全忘记了；那个被觑的张君瑞，长久地回味着她“临去秋波那一转”，竟立即决定：“小生便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总之，只一见，只一眼，两个人都把肩负的礼义、科举重任卸下了，换上了内心潜藏着的人生正当使命。谁说一见钟情式的爱情描写一定是要不得的呢？《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的一见钟情，正表明了当时男女青年追寻自由爱情的艰难性和急迫性。只有一线迅逝的光亮，只有一口新鲜的空气，他们就以最大的敏捷度，迫不及待地抓住。可怜，又可贵。

虽然崔莺莺原先的婚约有着地位的对应、门户的支撑、家长的允诺、社会的认可，而且时间也已够长，而她眼下的一见钟情，却根本不具备这一切，但是，王实甫要告诉人们：后者更为合理。不仅如此，王实甫还要通过自己的艺术表现，让一见钟情战胜那份沉重的婚约，让瞬间的情感递接转化成百年夫妻，让没有任何情感基础的婚约化为泡影。

这种观念，在封建社会里显然是十分大胆、很难实现的，但王实甫偏偏要实现给人们看。因此，他只能求助于奇迹般的机遇了。这个奇迹般的机遇，就是孙飞虎的降临。流氓武夫孙飞虎竟然垂涎崔莺莺的美貌而发兵包围普救寺，从而构成了极端危急的戏剧情境，解除这种危急，一时显得比恪守婚约还要重要了。于是，崔莺莺的母亲就同意了崔莺莺自己的提议，当众宣布，谁能退得贼兵，就把女儿嫁给谁。

本来，这个决定对于崔莺莺来说也是残酷的，因为她很可能因这个决定而被迫接受一个她根本无法接受的丈夫。但是，对于崔莺莺来说，这种匆忙间的自售并不比父母之命的包办婚姻更残酷。因为能够退贼兵的人，至少是有勇或是有谋的，而且他的努力也正是为崔莺莺作出的；对于崔老夫人来说，只有达到这种等级的危急，才能使她同意把原先的婚约解除。所以，孙飞虎的来围，客观上对张生、崔莺莺的结合倒是从反面起了促进作用。在《西厢记》中，“孙飞虎”这个名字，严格说来并不代表着一个戏剧人物，而是代表着一种机遇。一见钟情而终于能够走上结为夫妻的道路，孙飞虎围寺和白马将军解围这一事件起了很大的作用。正由于这个事件，张君瑞的才智和他对崔莺莺的感情受到了考验，因而使得一见钟情式的浮浅爱慕升腾为一种合理的情感联结；正由于这个事件，引逗出了崔老夫人的当众允诺，张、崔的婚事也获得了外在的合理性。总之，在一见钟情之后，王实甫迅速地推出这个事件，就干脆利落地赋予了张、崔爱情以全部合理性，不管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不管是实质性的，还是名义上的。这样，在以后的剧情中，全部纠葛和冲突，就成了一种合理

的意向行动与一种不合理

的意向行动的争斗了。有了这个基本前提，张、崔的私下同居，有了充分理由，红娘对老夫人的反驳，有了雄辩的力量，质言之，观众对于张、崔的终成眷属，不仅不感突兀，而且成了一种自觉的企盼、由衷的祈愿。也正为此，清代戏剧理论家李渔对于“白马解围”在《西厢记》全剧中的作用和地位给予很高的评价，甚至把它看作是全剧的主脑。李渔指出：

一部《西厢》，止为张君瑞一人，而张君瑞一人，又止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