忱的剧目，二是淘汰或改正旧戏中“寇盗、神怪、男女”类的剧目，三是编演欧美历史上可歌可泣的故事。这一点，柳亚子也是赞同的，他的主张是“今当捉碧眼紫髯儿，被以优孟衣冠，而谱其历史，则法兰西之革命，美利坚之独立，意大利、希腊恢复之光荣，印度、波兰灭亡之惨酷，尽印于国民之脑膜，必有欢然兴者。”也就是说，他们都希望在中国戏剧文化中看到世界历史的题材。
陈佩忍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的意见比较概括，他认为，中国戏剧文化应该改造成：“道故事以写今忧，借旁人而呼肤痛，灿青莲之妙舌，触黄胤之感情。”为此，他还要求热血青年干脆下决心当演员，“登舞台而亲演悲欢”。
以上五个方面，就是世纪初我国学者对中国戏剧文化进行的第一度思考的基本内容。
这些学者，大多是敢作敢为的人，他们在对中国戏剧文化进行思考的同时，又立即把自己意见付诸实施，动手编写剧本。于是，那些激励民心、控诉异族压迫、反对屈辱投降、提倡女权女学、以至描写外国维新、革命的剧本，大量被发表出来。剧本的艺术形态有杂剧，有传奇，也有地方戏“乱弹”剧。这些剧本，至今读来还觉得炙热烫人、激情扑面，但弱点也非常明显：它们大多有过于迫切的宣传鼓动方面的追求，因此只见思想流泻，很少有情节的丰富性和性格的鲜明性，结果大致雷同；这种演说式思想喷涌，又恰恰被按进了古典戏曲的传统形式之中，而中国古典戏曲形式在容纳和倾吐演说式的思想方面历来不擅长，因而产生了严重的矛盾。何况倾吐这种思想的还有不少“外国角色”，那自然就更加生硬勉强了。总之，这些在令人感动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责任感的促动下创作出来的剧本，并没有构成重要的戏剧文化现象。相比之下，还是思考本身更有价值。
一、五四前夕的第二度思考
第一度思考和第二度思考之间，所隔时间虽然不长，却横亘着一个重大事件——辛亥革命。清王朝终于被推翻了，两千年的封建统治终于结束了。人们原先希望用比较“速成”的办法把传统戏剧改造成一种进攻性的武器去对准清王朝的赫赫巨厦，没想到巨厦已经在戏剧没有发挥什么作用的情况下轰然倾坍，戏剧该怎么走，又成了一个需要重新考虑的问题。
对戏剧临时加予的光荣使命解除了，对戏剧所作的初步改造又没有取得多少成功，新的文化思想信息又在不断输入，这一切，使得第二度思考比第一度思考以更加苛刻的基调来对待中国戏剧文化的遗产。
在封建王朝刚刚倾坍的条件下，传统文化总会受到特别严厉的社会谴责。在摧枯拉朽的烟尘中，人们常常不耐烦去冷静地筛滤和爬剔的。更何况，当时左右思想文化领域的人们中间，有不少是以欧美现代文明为人生立足点的，他们把欧美戏剧看成是唯一最佳的戏剧形态，那就很容易把中国戏剧比得一无是处。因此，第二度思考，总的说来，构成了对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的过于草率、过于简单化的进攻，尽管这种进攻也包含不少合理的成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酝酿期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九一七年，钱玄同和刘半农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两员年轻闯将，首先发表了意见。钱玄同认为中国的京戏特别缺少文学性和真实性。在文学性方面，他说，南北曲及昆腔剧目虽然也缺少高尚思想，但还有文采；而京剧则“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如果京剧全用白话，文学上的价值倒反而会高一些。在真实性方面，他认为演戏就要“确肖实人实事”，而中国旧戏只讲唱工，结果观众听也听不懂，再加上演员脸谱之离奇、舞台布景之幼稚，离开了演剧的本义。刘半农的意见与钱玄同稍有差别，他说中国的文戏、武戏的编制，可用十六个字来概括：“一人独唱、二人对唱、二人对打、多人乱打。”这种编制和“报名”、“唱引”、“绕场上下”、“摆对相迎”、“兵卒绕场”、“大小起霸”等等规矩程式，在刘半农看来都是“恶腔死套”，“均当一扫而空。另以合于情理、富于美感之事代之”。这样说来，有问题的就不仅仅是当时很使进步人士厌恶的与“前清”宫廷有瓜葛的京剧了。刘半农还对戏剧改革和戏剧观念的改变发表了一些具体意见，例如，他主张各种戏曲都应运用“当代方言”和“白描笔墨”，使之真正成为“场上之曲”（而非“案头之曲”）；他反对只重视昆剧而鄙视京剧，他认为艺术随着时代推移，不能迷信前人，昆剧应该退到“历史的艺术”的地位上去，把正位让给改良的京剧，而等到以后白话戏剧昌盛之后，连改良后的京剧也会成为一种“历史的艺术”。
一九一八年对中国戏剧文化的讨论显得相当热闹，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傅斯年、胡适、欧阳予倩的言论。
傅斯年的意见颇为激烈，也颇为系统。他认为中国传统戏曲在美学上有一系列的缺点：
首先是不够平衡、得体。乞丐女满头珠翠，囚犯满身绸缎，不能组合成一个平衡整体，处处给人以矛盾感；
第二是刺激性太强。音响求高，衣饰求花，眼花缭乱，没有节制，处处给人以疲乏感；
第三是形式太固定。不是拿角色去符合人类的自然动作，而是拿人类的自然动作去符合角色的固定形式。“齐一即丑”的规律，正适于中国戏剧；
第四是意态动作粗鄙。没有“刻意求精、情态超逸”的气概。少数演员也能处处用心，但多数演员粗率非常；
第五是音乐轻躁，乱人心脾，没有庄严流润的气韵。
这些都还是艺术形式上的问题，在戏剧的思想内容上，傅斯年认为“更该长叹”：
好文章是有的（如元“北曲”和明“南曲”之自然文学），好意思是没有的，文章的外面是有的，文章里头的哲学是没有的……就以《桃花扇》而论，题目那么大，材料那么多，时势那么重要，大可以加入哲学的见解了：然而不过写了些芳草斜阳的情景，凄凉惨淡的感慨，就是史可法临死的时候，也没什么人生的觉悟。非特结构太松，思想里也正少高尚的观念。
他的全部论述可以归在这样一个中心观点上：旧戏是旧社会的照相，“当今之时，总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