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了一些。
原以为新朝行将崩溃的人都傻眼了,眼看着统治一天天稳固,总觉得自己哪哪儿弄错了不对劲。
自秦以后就没有真正的皇权下乡过的中华大地似乎对此相当的适应,仅仅只是一阵腥风血雨之后,地方就安定了,就开始恢复生产和重建秩序,开始变得欣欣向荣起来。
东南海运贸易蓬勃发展,大秦海船不断地向朝鲜向日本向东南亚各藩属国前进。
商税用日进斗金不能形容,沿海数省市舶司的商税收入成为新生大秦的重要财政收入,农税的占比被大幅度挤压下去,大有向宋朝发展的趋势。
大秦军队越来越能打,装备越来越好训练越来越严厉,战斗力比之北伐时期更有显著提升。
立国以后第一场大战辽东之战大获全胜,充分向藩属国展示了大秦国威。
第二战播州之役开战十五天就把拥兵十万的杨应龙打崩掉,西南土司尽皆拜伏在大秦军队脚下瑟瑟发抖,不敢造次。
武功兴盛的同时,新皇帝也在推动文治,要做古今未有之时,要在沿海数省建立官学,称之为学校,号称要在每个村庄都建立蒙学,要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读书识字。
成年人也可以用夜晚的时间到蒙学里学习认字写字,不为别的,只为以后可以直接看懂朝廷诏令,不用假借他人之手被轻易蒙蔽,可以自己明断是非。
皇帝还召集诸多人手对识字的方法作了改进,据说要采用什么拼音认读法,用奇怪的字符给汉字注音,说是要让孩子们更快更方便的学会认字写字,打好基础,然后到更高级的学校学习新的知识。
这一切,都让徐光启觉得自己大开眼界。
一千一百四十一 所有人都在忙
普及教化,几千年前开创私学之风的孔夫子有教无类的理想到今日终于看见了实现的曙光。
可讽刺的是这不是在自称圣人门徒们的读书人大老爷们手中完成的,却是在武将出身的新皇帝的手中看到的曙光。
新皇帝陛下武将出身,第一件文治的诏令居然就是在东南三省和北直隶进行普及教化。
有人看不明白,只觉得皇帝是在瞎搞,有人却看明白了,知道皇帝这样做是在下一盘大棋。
联想到皇帝规定官员家中土地也要缴纳农税的政令,他们便很清楚,皇帝是要借着这股浪潮把优待士绅的传统给革除掉了。
不只是当下驯服了他们,还要从根子里把士绅给革除掉。
为此,两手准备,普及教化,不让教育成为一种垄断资源,还有建立军校,加强军方力量,对抗可能产生的文官力量坐大。
没人知道皇帝是怎么想出这样的招数,也没人知道皇帝是怀着怎样的心情推动这样的政令,他们只知道他们做梦都不敢相信的事情真的发生了,而且还成功了。
风传皇帝准备推行先汉时期推行过的陵邑制度,对地方上冒头的富户大户进行割韭菜式的处理,杜绝地方势力坐大的可能,杜绝地方向中央要权的可能,保证中央集权的运转。
税赋政策上也明确了地方无权管理的原则,所有税吏都是中央官员,属于中央派驻地方,不隶属于地方,自成体系,自有转运政策,归中央派驻地方的地方调查司和审计司节制。
地方拨付给官员吏员俸禄和日常所需开支银两,各有定额,留存地方银库,其余全部上交中央,由中央统一调拨使用。
为了应急,中央也在地方设立了税银仓库和粮仓库,保存一定数量的税银和收上来的粮食,都是中央派人管理,地方若要应急使用也需要打报告上去,不允许私相拿取。
宁愿降低效率,也不允许地方插手税收,进一步限制地方权力,把地方限制在中央的严格控制之下。
两害相权取其轻,没有现代技术的加持,萧如薰从两难的决策之中选择了危害较轻且持续时间较短的那个。
地方权力的扩张和中央权力的衰微是毁灭性的危害。
为此,大秦中央政府规模较前明大规模扩张,越来越多的官员是从中央领取俸禄而非地方拨付,属于中央编制而非地方编制。
进入中央做官是所有地方官员的向往,地方上也派驻了大量中央外派官员分割地方权力,黑鸩的官员们借由审计司和调查司的名义开始撒向地方,成为萧如薰在地方上的另外一只眼睛和耳朵。
大驰道建设工程加快推进,由北京向四面八方扩展,这就宛如中央的手臂,由中央政府所在地向地方上全面扩展,抱住整个大秦国土。
大驰道主干道修缮完毕之后,还有支道向周围的重要城市扩散,由点及线,形成可靠的交通网络,进一步加强各地区之间的联系,促进经济交流发展的同时,也增强对地方的掌控力度。
有了可靠的交通网络以后,讯息传递的速度就会提高至少三分之一,这三分之一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关键时刻,比敌人早一点知道消息,就能早一点安排,抢占先机,料敌于先。
在完成这些工作的过程中,萧如薰可以清晰的感受到什么叫做天高皇帝远。
他能感觉到中央政府在地方上的权威下降到了什么地步,地方上又是怎样的一种知道有国家但是不知道国家在什么地方的状态。
他们对整个国家的概念一无所知,有人觉得是天下,有人觉得是朝廷,有人觉得是皇帝,有人觉得是京师。
概念混乱,人心涣散,人力物力在需要的时候根本无法整合。
明朝的地方官员根本下不到真正的地方,对地方的管理极其有限,一旦出事,多要仰仗朝廷调兵和地方乡绅的帮助。
这种混乱无序的状态维持下去,看似没事,但是一旦到了国战的关键时刻,就会摧毁国家,空有国力而无法使用,庞大的象被蛇吞了,看似荒诞,实则必然。
萧如薰不止一次的在内阁会议上对中央部门大佬们讲述这个道理,讲述他加强中央集权的必然性和正当性,要求中央官员和他步调一致,统筹地方,告诉中央官员他们手中的职权有多重。
“现在是没有地方势力的,你们说什么,地方上就做什么,没有掣肘,没有折扣,政令传达通常,所以任何一个政策都要小心谨慎的制定,考虑到方方面面,交给大朝会来议论,接受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