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只是从宋金两国的立场来看待金国的这个提议，而且据臣所知，在大多数人眼中，还是把蒙古视为蛮夷之族，毫不重视，因此在有意无意之间，忽略了蒙古。臣曾亲自出使过蒙古，而且如果没有蒙古出力，我们大宋也很难取得西夏战争的全面胜利。现在的天下大势是在宋金蒙三之的角力，因此在任何决策的时候，都必需从宋金蒙三方的角度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来。”
赵忱听了，也若有所思的点点头，道：“姐夫说不错，看来以后朕也要注意这一点。那么姐夫，金人的第二个目地又是什么？”
杨炎道：“金人的第二个目地，就是为了使我大宋武力松驰，分轻严备，再次重新回归到以前的重文抑武的道路上去。”
赵忱全身如遭巨震，杨炎这句话使他犹如醍醐灌顶一般清醒过来， 大宋自立国之始起，武力就一直不振，这一方面是因为朝廷釆用重文抑武的国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澶州之盟以后，也使朝廷上下达成了一种同识，那就是和平原来还可以用金钱的换取，因此在澶渊之盟以后，在长达近百年的时间里，用金钱换取边境和平，一直都被大宋朝政视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
而和平即然能够用金钱买来，那么一向注意防范武将的大宋，自然会对军备武力进一步的压制。虽炙篆养着数目庞大的军队，只不过是为了防止民变，而并非是要提高国家的战斗力。尽管偶尔也有个别皇帝想要改变这种局面，但也受制于防范武将的传统，和以金钱换和平的虚假之中，因此也一直收效不大。
但经历过几乎是灭国之灾的赵忱却十分清楚，国家的和平，在于自身国力武力的强大，决不是能够用金钱换得回来的。如果没有强大的军队保护，大宋的财富越多，只会让边境的其他诸国越眼红，也就越想吞并大宋。
因此赵忱当政之后，才一直着力于改变大宋重文抑武，防范武将的传统，并努力提倡文武并重。而经过靖康之难以后，金国屡次背盟，也使一些有识之士也意识到，用金钱换和平是靠不住的，过份抑制武将的后果对国家是十分危险的，因此也在逐渐改变岐视武人的观念，如杨炎能以武将的身份出任枢密副使，这在过去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赵忱继位八年以来，在军队武备上取得的效果也非常显著，现在的大宋以经不仅拥有了一支强大的军队，而且还有一批优秀的武将，军事力量可以说以经远远过了太祖太宗当年，足以震慑住周边的国家地区, 保护大宋的安全。
九金国的阴谋(三)
而如果大宋接受金国提出的以银钱赎回失地提议，那么当人们以为失去的土地原来也可以用金钱赎回来，势必又会逐渐走回到轻视武备，抑制武将的老路上去。[〈＜〈 而为了凑足赎回失地的钱财，又势必会压缩军费的开支，来减少财政支出，武备又会走向松驰。到了那个时候，大宋还有什么本钱来与金国抗争。如果金国毁约，大宋将毫无办法，任甴金国宰割，重导靖康之难仉覆辙。
现在赵忱以经做了八年的皇帝，而且经历过多次政坛的风雨，完全熟知大臣们的心态，绝大多数的大臣都没有哪么长远的眼光，文武并重的观念也并未深入人心，只是面对金国的危胁，和收复失地的大义，才不得不接受。如果一但真的接受金国提出的以银钱赎回失地协议，绝对又会走上老路。赵忱也不得不承认，金人的这一招釜底抽薪，果然历害。
赵忱长长吐出一口气，直盯着杨炎，道：“姐夫提醒得好，朕决不允许金人的奸计得呈。”
杨炎道：“金人的奸计还不尽于此，最后一点是，还想再度挑起我大宋内部的党争，让我们大宋内耗不止。”
这一点赵忱到是有些不能理解。党争一直也都是大宋非常忌违的事情，但金国的提议和党争有什么关系。
宋神宗启用王安石变法，带来的最坏结果就是引了朝中的新旧两党之争。在宋神宗死后，新旧两党也失去了王安石、司马光这两位还算故全大局的领袖，不可避免的陷入到不顾大局，只争一时之气的意气之争中。在随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新旧两党此起彼落，轮番登场，无论是那一方当政，势必会对对方痛下狠手，除之而后快。等到另一方上台之后，又立刻向对手动有过之而无不极的疯狂报复。
于是在激烈的党争中，什么国家，大局、道义，是非，全都被抛到脑后去了。而朝廷中的正气，风尚、大义也被这无休止的党争消磨殆尽。直此蔡京上位，使得朝廷政治风气进一步的恶化，终于有了后来的靖康之变。
而在南渡之后，虽然赵构将这一切归节到一开始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头上，并把他从文庙中移出，也意识到党争对朝政大局的灾难性后果。然而赵构也没有制止住党争的展。相反甴他亲手打开了大宋的新一轮党争，即主战主和之争。
在赵构、赵昚两朝之中，主战主和之争始终都惯穿着朝廷的局势。只要是金军犯境，主战派就会上位，而一但金军撤走，局势平静之后，主和派就会出头。居有讽刺味的是，反到是在秦桧当政的十六年时间中，钳网思想，排除异己，打击政敌，一手遮天，朝廷中反到是安静了不少。
在孝宗登基之后，尽管一直都再积极谋求恢复失地，希望有所做为，但出于大宋政局 “不让一派独大, 两派互相牵制”的传统，因此孝宗在人事安排上始终都保持着主战、主和之间的平衡。启用张浚的时候，同时也提升汤思退，任用虞允文为相，又让梁克家与之并列。虽然保持了双方政治势力的平衡，但在无形之中，又助长了党争的风气。
因此在孝宗当朝的这十余年中，书生意气也始终充斥朝堂，言战者指斥言和者忘记不共戴天之仇，而言和者又嘲讽言战者好大喜功，无所顾忌，双方互执一辞，议论不己而又全无实效。结果使有识之士虽然心怀贞志，但在行动上却只能不求尽忠，但思无过。进不贻君子之讥，退不逢小人之怒。始以容容，而终以靡靡。
但在赵忱继位之后，这种情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因为赵忱从一开始，就是以强烈的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