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

记得以前我出席佛教会议，一些与会者只要一见到我起身发言，便面色凝重，他们认为，我是一个性喜改革的激进分子。其实，我相当保守，也很执着传统，我曾建议信徒应为佛教所有，教产应为教会所有，我曾倡言佛教应有统一的制度，我也希望国家和人民的典礼规范，应以佛门为准。我一直用心研究古德制定清规的用意，但是，我也本着日新又新，精益求精的精神，在发展佛法事业上力求突破。我以为，我们不应故步自封，墨守成规，以现状为满足，因此，我改良弘法讲经方式，积极运用各种方法推动国际佛教，以前瞻性的思想课徒教众。为了佛教的前途，为了众生的福祉，我觉得佛子们都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必太计较一己的“喜欢与不喜欢”。

我不喜欢出名，但是近二十年来，我颇受盛名之累；我不喜欢理财，但是我必须为了佛教的建设而运筹帷幄，周转募款；我不喜欢计较，但是我不能因循苟且，积非成是；我不喜欢权力，但是我理应为了正义而主持公道。我奉行老师的训示，以欢喜的心情，做了许多并非自己所喜欢的事，悠悠岁月，就这样过着人生。

那么，我究竟喜欢什么呢？我拥有动静两方面的嗜好，终以因缘不合，而埋藏心底，例如：

我自幼喜欢随手涂鸦，将见闻思想付诸笔墨，及至年长，我立愿以文字般若弘扬佛法，不意事与愿违，繁忙的弘法行程，使我不得不割舍我的兴趣。但我并不觉得可惜，因为一失必有一得，一得也必有一失，我从信徒闻法欣悦的表情中得到了最大的满足。现在，我努力培养佛教文化人才，所谓“成功不必在我”，“但开风气不为师”；像依空、永芸等后进，不也是在延续我的喜好吗？

我才六七岁时，就很喜欢游泳，能在水中数小时而不沉没，出家后最苦的事就是与游泳绝缘。我喜爱篮球等运动，在佛学院就读时，没有体育课程，我曾经偷偷地自制篮球架，因而险些被院方开除。刚到台湾时，民风保守，我带着学生去打篮球，不料学生却一直躲避。我非常感慨，我做学生时，老师不准我打球；我做老师后，学生不敢打球；我只有徒呼奈何！近五十岁时，我才在佛光山东山顶上建了一座篮球场，可说是我一生中最喜欢的事了！每天傍晚，我与沙弥们抢球上篮，玩得不亦乐乎，美中不足的是，经常比赛到一半，侍者一声通报，我还得和着汗水，披上长衫，赶赴客堂去会见访客。近几年来，海内外奔波讲经，席不暇暖，我只好放下喜欢的运动，仍然和一些不喜欢的事周旋。

现在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虽然是短短的一句话，也正是社会乱象的根源。佛陀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发现宇宙相互依存的缘起真理，因而在华严会上呼吁佛子：“但愿众生得离苦，不为自己求安乐。”诚然，快乐是我们所追求的，但是当众生仍在火宅苦海中挣扎沉沦时，我们怎么忍心耽于安逸？甚而还将自己的快乐建筑在他人的痛苦上呢？我毕生没有享受过自己的喜好，反而终日孜孜矻矻于自己原本不喜欢的事情上，但是我过得很充实饱满，法喜自在，这样的体验使我更加肯定了佛教牺牲奉献的人生观。

喜欢的，不一定是好的；不喜欢的，也不一定就是不好。人生在世，有时要牺牲自己的喜好，把兴趣转为责任，去做利益大众的事情。

（一九九三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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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人利用才有价值

刚来台湾的最初几年，我居无定所，因此经常随喜帮助别人，有人兴学，我帮忙教书；有人办杂志，我协助编务；有人讲经，我帮他招募听众；有人建寺院，我助其化缘……更有些老法师发表言论，怕开罪别人，都叫我出面，我则义之所在，从不推辞。因此，一些同道们都笑我说：我总是被人利用来打前锋，当炮灰。

一直到一九六五年，我自行创办佛学院，一位年近八十的唐一玄老师在课余闲聊时，和我说道：“给人利用才有价值啊！”这种迥异世俗的言论，无疑道尽了自己多年来的心声，我引以为知音，并且在日后的数十载岁月里，我一直本此信念，心甘情愿地与人为善，被人“利用”，无形中为我的人生开拓了无限的“价值”。

记得初来台时，为了弘扬佛教法义，我义务为《人生月刊》担任编辑，不但为撰文照排伤神，为改稿润笔熬夜，还得自付交通费，倒贴邮票钱。前后约六年的时间过去了，发行人反而要我感谢他，他对我说：“你利用这个杂志发表文章而出了名。”这个世界上，谁“利用”谁，真是很难定夺啊！

刚开始到宜兰传教时，我办了各种接引年轻人的活动。有些青年不喜欢枯燥的定期共修法会及佛经讲座，常常借故缺席，却兴高采烈地参加佛歌教唱、中文导读等课程。旁人常劝我不要白费心机，并且跟我说：“这些青年没有善根，只是贪图有歌可唱，或想免费补习中文，预备将来考学校而已！他们不是真心信仰佛教的！”我一笑置之，心里想：即使如此，我也愿意成就他们，被他们“利用”。

没想到日后这些青年，如：慈惠、慈容、慈嘉等人，均纷纷皈依佛门，到了今天，他们都成了佛教界的翘楚。《金刚经》云：“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是名佛法。”音乐歌唱，只要运用得当，也不失其度众的“价值”。马鸣菩萨不就“利用”一曲自编的《赖吒和罗》，而使得华氏城中的五百位王族弟子同时悟道出家吗？

一九五六年，我计划举办活动，接引大专青年学佛，又有人坚决反对，理由是：“大专生只会糟蹋道场，损坏设备，又没有定性，他们只是利用这个活动度假罢了！这种花钱不讨好的事最好不要做。”我当时身无分文，还是力排众议，在台北借用别人的地方，举行大专青年学佛营。结果，吴怡教授、张尚德教授，及以写《野鸽子的黄昏》而闻名的王尚义先生，就在这时和佛教结上因缘。

从过去到现在，台北普门寺每周所办的“佛光山朝山团”，从一九六八年每人的收费二百元台币到现在的三百元，都包括了车费及两宿五餐，以物价来计算，根本不敷支用，经办人乃至信徒本身屡次向我反映调整以平衡收支，我都没有答应。因为我觉得：能够让一些囿于时间或经济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