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科学家！

在斯威夫特的笔下，这些学者对科学的热衷，已经超越了科学本身而泛化到其它领域。比如，他们吃饭的时候，食品要切成几何体的形态。量体裁衣时要用四分仪等复杂的科学测量工具，结果并未作出合身的衣服。而他们赞美一位女性的美丽，也要使用菱形、平行四边形、椭圆等几何术语和音乐术语。这已经有点“唯科学主义”的色彩了。

斯威夫特让他笔下的科学家们从事种种脱离实际的研究。比如废除语言，大家用实物工具来交谈；把橡实埋在土里，让猪去翻找，以此来松土播种；还有用蛛丝来作纺织品、将粪便还原成食物、制造无毛羊、石化马蹄，等等。或许当时的皇家学会里，确实充满了提出类似设想的怪人。不过，斯威夫特显然不理解，五花八门的思想能够自由碰撞，才是科学进步之道。

除了这些虚构的课题外，斯威夫特更讽刺了许多正规的科学研究。比如学者们对天文仪器的使用、植物能量来自太阳的假说，预言彗星尾部将扫过地球的轨道计算，等等。有一段文字甚至将开普勒的恒星运动定律作为讽刺对象。

当然，在讽刺挖苦之余，作者也并未否认，这些飞岛上的科学家把生命沉浸在研究当中，确实取得了很多科学成果。比如他们观测到的恒星、彗星的数量，都是欧洲科学家的几倍。但在斯威夫特的眼里，这些成果无关国计民生，是毫无用处的奢侈品。

如果读者是一位科幻爱好者，这段游记里他最为面熟的文字，大概要算下面这句话了：他们对想像、幻想和发明完全陌生，他们的语言中也没有表达这类概念的词语，同上143页 。我想，读者看到这段文字是否会觉得，三百年后，我们面对的问题并未有本质的改变。

而斯威夫特在整部《格列佛游记》里对科学最深刻的批判，则要属下面这段话“他发现伽桑狄极力宣扬的伊壁鸠鲁的学说和笛卡尔的涡动学说都被推翻了。他预言当代学者热心推崇的万有引力学说最终落得同样的下场。他说新的自然体系不过是一种新时尚，随时代不同而变化；即使是那些用数学原理验证过的理论也不过是兴盛一时，时候到了一样是过时的。”同上，178页。不知三百多年后的科学哲学家弗耶阿本德是否读过这句话，并且引为知音。

可以说，作为文学家的斯威夫特并不理解科学的本质，对科学事业的讽刺有其偏颇之处。但他那独到的慧眼和细致的观察，使得这些讽刺并非无源之水，确实点中了科学领域的某些要害。

“吴国盛指出，科学时代有一个隐含的伦理，即凡是技术上能够实现的，就是应该实现的。”（摘自田松《唯科学反科学伪科学》）在这种隐含伦理的支配下，科学家们往往不考虑后果，任由自己的求知欲引导进行研究。在十九世纪那些科幻先驱者笔下，就已经有了对这一隐含伦理的批评。科幻小说的开山之作，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便塑造了一个刻苦钻研生命奥秘，但完全不计后果的科学家。由于作者是在基督教语境下创作的这部小说，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许多涉及教义的文字。但如果不管这些特定的文化背景，而从最普遍的人性出发判断的话，那么，弗兰肯斯坦的问题在于他随意塑造出一个生命，但完全不考虑其生活前途。就象一个青年随意养下私生子，却不负责其生活一样。这种不负责任导致那位被制造出来的巨人心灵扭曲，与创造者为敌，进而与人类为敌。可以这样认为，弗兰肯斯坦进行的这项研究，从纯科学的角度看不出任何问题，并且是成功的，但它逾越了一般的社会道德。反观前不久雷尔教派制造的克隆人事件，美国法庭考虑的第一件事便是，假如真有这么一个克隆婴儿，仅仅作为实验成果而诞生的话，他应该置身于法律的保护之下。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哪怕它只是产生于实验室中。

稍晚时候，斯蒂文森在《杰基尔博士与海德先生》（又译《化身博士》）里，也讲述了一个随意科研的不良后果。医学博士杰基尔发明了一种药物，可以将人性中的善恶两面截然分开。他在自己身上实验这种药物，于是性格分裂，一段时间会变成凶恶的海德先生，一段时间又变成文明的杰基尔本人。而且产生了药物依赖，不得不经常服药维持这种变化。最后，他在处于“杰基尔”人格控制下时服药自尽。由于在这部作品里，杰基尔随意实验的受害者只是他本人，所以读者多少能够对主人公给予一定的同情。

一代科幻宗师凡尔纳并没有专门撰写过反科学主题的作品，但出于他对科学事业的深入了解，也会在一些作品里透露出自己的担忧。在《大炮俱乐部》这部作品的开头部分，凡尔纳以反讽的笔调，开列大批数据，描述火炮技术的发展史。在这些未必属实的数据里，炸死的士兵和马匹的数量成为衡量技术进步的唯一标准。凡尔纳的后期作品《征服者罗比尔》是对航空技术进步的歌颂。作为小说里不重要的旁枝，作者虚构了“世界上第一次空袭”、“世界上第一次空战”。虽然在这些情节里，拥有先进技术的是正义一方，但作者还是在言语间表露了自己的担心。并且，在这部作品的续集《世界主宰》里，罗比尔终因拥有超级技术而自我膨胀，开始与人类为敌。

和上面这些描写科学研究不良后果的作品不同，《伦敦的毁灭》直接描写了过度工业化所导致的灾难，可以说是警示环境问题的早期代表作。在这篇写于一八九二年的科幻小说里，作者罗伯特巴尔以伦敦为背景，虚构了一场由持续大雾引发的巨灾，死亡者达数百万众。而其所解释的灾难原因，和现实中完全一致。当然，这是一篇在科学乐观主义占主流的时代里写下的小说，所以，作者用了倒述的方式，由一名生活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老人回忆那场灾难。而在老人生活的年代里，青少年完全看不到伦敦的雾，只能从历史记录中找到它的踪影。不过，现实比作者的虚构整整晚半个世纪：伦敦烟雾事件发生于1952年，195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