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回有钱，他把钱揣进破衣服里，光着脚丫子四处走，跟野孩子似的。
走到现在的绥化二中那地方，看见院里有不少苏联红军，他们拿着钱，在里面比比划划，像是要买吃的。
听说他们爱喝酒，王奎找来几个汽水瓶子，一个瓶里装半斤酒，再兑上水。一瓶酒他八分钱买的，兑完水卖给苏联红军两角钱。
去早了不行，门外有三个站岗的，看着站岗的过去了，他再过去卖，腰里插的六瓶酒一会儿就卖完了。有的给钱，有的给东西。
当时，日本女人关在飞机场里，日本男人关在二中西边屯子里，苏联红军在外面看守。王奎到那边屯子看，日本人在里面比划，要买吃的。
他买了一篮子麻花，趁看守不在，跑到跟前卖。刚卖了两根麻花，他正低头找钱，一个日本人把一篮子麻花都抢走，麻花倒光，空篮子给扔出来，把他气坏了。
第二天，他又去卖麻花，篮子底下垫一块板子，上面摆一层麻花。他一到，一帮日本人把钱伸出来，他收了六张大票，把篮子往里面一扔就跑了。
有一回，王奎卖酒，叫苏联红军纠察队看见了。他在前面跑，纠察队在后面追，放了两枪，没打着他。
他跑进一个院子，这家男人看见他藏门后了，没吱声。
纠察队过来，比划要找孩子，男人往旁边一指，纠察队往那边追去。
纠察队走远了，他从门后出来，男人打了他一巴掌。人家怕万一歹人进屋，祸害他媳妇。
王奎吓病了，高烧，睡了一个月。
嗓子破了，不能吃干的，婶子天天做粥给他喝。
病好了一看，他换来的东西和钱全没了，都叫叔拿去赌了。
一九四七年正月，听说望奎那边招兵。王奎过去看，两个征兵站都不要他，嫌他年纪小个头矮。
到了第三个征兵站，人家还不要他，他不走。
有个当官的问他：“你会干啥？”
王奎说：“我会放猪，我从七岁给地主放猪。”
当官的说：“咱有几头猪，叫这小孩给咱喂猪吧。”
王奎后来知道，那个当官的是个营长，叫苏泰武，江苏人。苏营长看他穿的棉袄棉裤里外开花，让人给他一个黄棉袄，过了些天又给他一条小棉裤，虽说是旧的，王奎可高兴了。他以前的棉袄棉裤黑天白天穿，穿了两年，里边虱子可多了。
王奎穿着新袄裤，干活儿更来劲了。喂完猪，扫完院子，看营长媳妇洗衣服，赶紧帮着打水。
营长媳妇是青冈学生，嫁给苏营长时间不长，她说：“你又喂猪又扫院子，够辛苦了，我自己来就行。”
王奎说：“我的活儿干完了，闲着也没事。”
喂猪喂了三个月，苏营长让王奎给他当内勤，就是后来说的通讯员。一天三顿吃饱饭，有鞋有帽有被盖，王奎手上脚上的冻疮都好了，个子也长高了。
五个月以后，部队住到绥化南门外以前的国高学校，他背上驳壳枪，成了警卫员。
部队要打仗了，他们坐进闷罐车，过了哈尔滨就听见枪响。他们坐到肇东，下了闷罐车，往肇州去。国民党的装备好，他们的装备不行，常打游击战，在吉林、辽宁转着打。
那时候，东北冷，雪也大，挖不动战壕，常用雪块垒战壕。
打长春的时候，国民党六十军待在城里，共产党的部队在城外围住，围了七个月。
听说，长春城里的老百姓饿得树皮都吃光了，一个大饼子就能换个大闺女当媳妇，六十军吃的也不多了。国民党飞机带吃的过来，不敢飞太低，怕共产党的高射炮给打下来。飞机只能在高处，用降落伞往下扔吃的。落到城里的，有些让老百姓抢了；落在城外的，就是共产党的了。
七个月后，六十军起义，长春解放了。
长春解放后，王奎给师长当警卫员，他们是四十九军一百四十七师，师长叫郑纯志。
林彪在齐齐哈尔开高级干部会，研究解放东北的事。这边开着会，那边部队往锦州集中。高级干部会开完，锦州也让部队包围了。
国民党从关内调来四个师，坐船从葫芦岛上岸往锦州来，共产党的部队这边拦住，在黑山打了一场恶战，两边都死了很多人。听说有个营在那儿打仗，活着回来的就二十三个人。
打完仗，黑山那里没一棵好树了，都是残枝败叶。地上让炮弹炸得一个坑一个包，那些包就像一个个小坟包似的。
王奎他们师到锦州时，锦州已经解放了。别的部队休整，他们去打沈阳，从铁西打，一天就打下来了。
阴历快到十月了，部队发棉袄，没发棉裤，发的是夹裤。打开沈阳城，国民党仓库里有衣服，他们拿了套在身上。
部队在沈阳待了一个多月，都以为没事了。当兵的大多数是东北人，他们以为马放南山，该回家了。
部队接到命令，领导赶紧开会，让他们打起精神头，解放全中国。
部队从山海关进关，先打塘沽，塘沽的国民党很快撤了。
晚上战壕里冷，首长有棉大衣，他跟王奎说：“你到跟前屯子看看，找点儿柴火抱回来坐，是不是也暖和点儿？”
王奎往屯子走，经常让东西绊住，一摸是死人，他们叫“死倒”。他走到北边一户人家，院里一点儿柴火没有，屋里黑灯瞎火，门敞着。看样子人都跑了，他想进去看看，厨房有没有柴火。
他抹黑进屋，冷不丁让人抱住一只脚，他往上抬脚，人家也跟着起来，一声不吭，吓得他脑袋都大了。下腰一摸，这人冰凉，是个死人，他把脚插进人家胳肢窝了。那时候不怕死人，怕活人，这回他一使劲，脚就拿出来了。
到了前院，他看见好像有几堆柴火，走过去看是个窖口。趴在窖口听听，里面有说话声，有男人，有女人，好像是没撤走的国民党兵。
他站在窖口大喊：“你们干什么的？赶紧出来！”
里面一点儿动静都没了。
他接着喊：“赶紧出来，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再不出来，就往里扔**了！”
从窖里出来一个人，王奎喊：“把枪扔下！手放到脑袋后面！”
一共出来四个人，三男一女。幸亏是从窖里一个一个出来，先扔枪，要不他一个人，还真难对付他们哩。
王奎把他们押到师部，首长亲自审。
这四个人是国民党的电报员，部队撤退的时候，没人告诉他们。
一次抓了四个人，收了一个电台，王奎立两个小功。
一九四九年，解放桂林后，他跟首长住到白崇禧公馆。广西山多，土匪多，国民党撤退的时候，留下不少人和武器，也在十万大山里。那时候，共产党的一个连队，不敢随便住一个屯子。
有一次，他跟首长去阳朔。县里领导汇报完工作，首长要去金保区看看，三个警卫员一个马夫跟着首长骑马去了。
五个人先住在区长院里，这个区长以前是国民党时候的区长，新中国成立后还用他。
首长跟王奎说：“你到屯子外面看看，有没有相当的房子，最好在今天来的路上，晚上咱们出去住。”
王奎在来的路上真找着一个房子，两层楼房，外面是砖墙，院里很干净。房主是国民党家属，丈夫死后，她留在这儿教书。
王奎说：“我们是下来工作的，一共五个人，想在你这儿借住一夜，不知道方便不方便？”
女老师说：“没什么不方便，你们想住就住吧。”
吃完晚饭，五个人到楼上住下。首长说：“这里土匪多，你们几个轮流站岗。”
轮到王奎站岗，他听见墙外有说话声，不是一个人。肯定听说金保区来了共产党大官，土匪盯上来了。
王奎跟首长汇报，把那几个人也叫起来，首长悄悄说：“别惊动他们，要是他们动手，上墙一个打一个。趁他们没动手，咱们先撤。”
首长让王奎骑马跑在最前面，那两个警卫员一左一右，骑兵师来的马夫上马快，不用蹬就能飞身上马，他在后面压阵。关键是出门就开枪，左边的往左开枪，右边的往右开枪，打他们一个冷不防。
安排好了，五个人冲出来，王奎的马跑得最快。
跑出来几里地停下来，一个人没跟上，不知道那几个人死活。
他骑马往回找，半道上碰见首长他们有说有笑。
一个警卫员想起来，文件还在那家，藏在地窖里了。
首长说：“咱回去拿吧，逮不到咱们，他们肯定走了。”
他们回去一看，土匪真走了。
几天后下大雨，水淹石桥。蹚水过桥，水过膝盖。马夫牵着首长的马和自己的马一起过桥，一匹马让水冲走，马夫也跟着让水冲走了。
首长找到跟前的村干部，说明情况，请他们帮忙打捞。
村干部很为难。
首长说：“我身上没带钱，捞人和棺材的费用，你明天到县**去拿。”
半里地外有个坝，村民在坝根捞到马夫的尸首，就地埋了。听说马夫也是绥化人，家里就一个老娘，王奎不记得他的名字了。
第二天，村干部到县**拿钱，钱没拿到手，还让县领导教育了一通。
王奎标准照。1954年摄于海南岛。王奎提供。
王奎与媳妇合影。1954年摄于海南岛。王奎提供。
新中国成立后，王奎到长沙第五步兵学校学习二年零七个月，头半年学文化，后两年学军事。毕业以后，他去了海南岛，在那儿当中尉连长。
领导专门给他假，让他回家找媳妇。介绍人介绍了好几个，人家姑娘听说结完婚要去海南岛，都害怕，谁都不知道海南岛在哪儿，怕他是个骗子。
后来还是在四方台找到媳妇，一是两边知根知底，二是姑娘没爹没妈。他们在海南岛待了几年。
一九六〇年，上级号召家属回乡参加生产劳动。媳妇家里没啥人，她回绥化，王奎也跟着复员回了绥化。他在绥化食品厂当书记，当到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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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奔
王立，一九二二年出生在天津宝坻，后来家搬到望奎，他在莲花高小上学。念完高小到绥化考国高，三十多个学生去，就他考上了。
一九四四年，王立从“国高”毕业。那时候，咱中国还是小日本的天下，东北叫“满洲国”，啥都得听小日本的，不听整死你。
“国高”毕业后，学生得给日本人当兵，现在叫伪满兵。
年底检查身体，王立合格，训练三个月。真正当兵，已经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五号。
他们去的地方在富裕。富裕北边是山，从山上排下来的，有一站、二站、三站、四站、五站，到了五站，就出山了，王立他们在四站。
山上没有房子。军官有帐篷，帐篷跟蒙古包似的。正营长是日本人，副营长是中国人，他们都住在帐篷里。听说副营长是讲武堂毕业的，讲武堂是张学良办的，日本人信不着他。
王立他们当兵的，住在地窨子里。地窨子里铺些干草，他们就睡在地上。
有时候听见炮弹声，离他们还远，他们一仗没打。
有天晚上，中国军官给大伙开会，说有情况了，小心点儿。
半夜里，中国军官领着他们偷偷走了。
他们绕着山走，从富裕的四站走到黑河。
黑河已经不是日本人地盘，让苏联人打下来了，他们到这儿来，是投诚。排长以上的，安排到别的地方住；他们当兵的，都住在黑河西郊粮库。
王立那时候知道，中国有个毛**。他以为，离开日本人就能见着毛**了，没见着。
有的说：“咱在这儿等着吧，等毛**来接咱们。”
粮库里还有不少粮食，苏联人让他们天天往船上扛粮食，船把粮食运到苏联。
有人小声嘀咕：“日本人来咱中国刮地皮，苏联人这不也刮地皮吗？”
等了很多天，越等越难受，王立偷着问刘国清：“咱得等到啥时候？毛**啥时候能来呀？”
刘国清是克东人，也是“国高”毕业的。俩人一商量，还是偷着跑吧，回家等毛**去。黑河在北边，家在南边，一直往南走，准能回到家。
他俩偷着跑了，跑到黑天，走到一个屯子。
他俩想找个人家住一夜，站在人家门口喊：“家里有人吗？”
喊了半天，没人出来。
他俩进了院里，喊：“家里有人吗？”
喊了半天，还是没人出来。
屋门没锁，他俩推门进去，屋里一个人都没有。
他俩在这家住了一夜，这一夜也没人回来。第二天早上起来，在屯子里碰见一个老爷子，老爷子看见他俩赶紧走。
他俩紧着追，老爷子紧着跑，听见他俩喊大爷，老爷子才停下来说：“吓死我了，以为你俩是日本人呢。老百姓怕打仗，都跑山上去了，我岁数大，跑不动了。”
他俩打听完道，接着往南走，碰见老百姓，离老远喊话。遇到俩人个头差不多，他俩商量人家换衣裳穿，人家摸摸日本人的军服，又拽了拽，就把自己的衣裳脱下来给他们了。
穿上便衣，他俩舒服多了。
有人问他俩干啥的，他俩说是劳工，日本人倒台了，他俩也回家。
走了好几天，他俩走到孙吴，找到火车站。火车站上人可多了，都往南去。他俩好不容易挤上火车，坐到北安火车站。在北安下了火车，刘国清直接回克山，王立走着奔望奎。
外面兵荒马乱，家里人以为王立没了。
王立回到家，家里杀了一头猪，请屯子里的人吃喜。
回到家，王立还是打听，毛**在哪儿，他好去投奔。毛**没来，林枫和刘咸一回到望奎，在高贤成立了滨北专署，管哈尔滨以北的事。
刘咸一跟王立都是海丰人，还是屯亲。听说刘咸一以前留过洋，有本事，王立去高贤投奔他，说：“我要跟你做事。”
刘咸一说：“我们这是干革命呢。你要是跟我干，一是很苦，二是很危险，你怕不怕？”
王立说：“不怕。”
刘咸一说：“你要是不怕辛苦，不怕危险，明天你就来吧。后天我就走了，还有别的工作。”
王立在专署里看见几个人很面熟，有的给日本人当过警察，现在也给专署做事。他想：“到底是几个留洋学生，连这样的人他们都要，他们做的事好像不牢靠。”
第二天，王立没去高贤，以后后悔也晚了。
一九四六年，村干部找到王立，让他在信五村当老师。时间不长，县教育科来电话，让他到高贤当主任教员。主任教员就是校长，那时候不那么叫，就叫主任教员。他在高贤烧锅上吃饭，顿顿有酒喝，就是一分钱不开。他白干活儿，晚上住在学校。
暑期，县里培训老师，培训了半个月，白天黑天上课，讲革命史。这下，王立明白了，刘咸一和毛**干的是一样的事，他要是早点儿知道就好了。
一九四七年，高贤成立了区，王立成了学校校长。
那时候，高贤光有高小，没有国高，高小毕业以后都不念书了。王立当校长以后，让村干部通知下去：高小毕业的学生，愿意上学的都可以回学校来，接着念书。十里八乡的学生回来几十个，有的都是孩子爹了，回来接着念书。
到了秋天，区长找到王立：“区里马上收粮，找不到开票记账的人，你能给我找几个学生不？”
这回王立敢吹了：“你要多少人，我这儿都有。”
高贤这个学校，培养了很多人。
后来，王立当了高贤区副区长，又做了望奎县的政务秘书。
他当政务秘书的时候，赶上抗美援朝。丁国裕刚从朝鲜战场下来，到望奎县征兵。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望奎报名当兵的人很多。
在县**食堂吃饭，只剩丁国裕和书记、县长、王立了，县长问：“老丁，朝鲜战场上怎么样？”
丁国裕说：“第一次战役，我的一个团，死得没剩下几个。”
老丁掉泪了，书记、县长和王立都掉泪了。
王立跟俺是邻居，老干部。提起这事，他半天没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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俺男人
俺男人一九三六年生，前面三个男孩都死了，爹娘怕他死，想找个儿子多的认干娘。姓徐的四大娘有三个儿子，人家不愿意，说：“俺不能认干儿，认干儿，妨自己的儿。”
爹娘咋说都没用，后来人家说：“俺的孩子叫大认、二认、三认，你孩子就叫四认吧。”
俺男人的小名叫四认，大名张富春。排着人家的孩子叫，爹娘总算把他拉巴活了，后来还有了俩弟弟。
俺婆婆是个不愿吃亏的人，在生产队里总吃亏，吃点儿亏就五马长枪地骂。公公听婆婆的，哪年收完粮食，两口子都卖粮，领孩子到龙堌集上听戏吃喝，过完年就得吃糠咽菜，叫人瞧不起。
结婚第三年，俺男人虚岁二十。俺回娘家住了十多天，回来听婆婆说：“你走了，俺儿要当家，他说他当家，粮食够吃的，叫俺骂了：‘驴屌日的，你还没褪屎皮子哩，你当家？等你爹和俺都死了，你再当家吧！’”
一九五八年吃大锅饭，时间不长家家挨饿，俺男人先来东北。打那以后，他就当家了。
他当家以后，俺家朋友多，差不多天天有客人，俺这辈子好像有做不完的饭。
俺最怕过年了。人家两口子都到俺家看老人，从初二到初六，家里哪天都三大桌，自行车放在院里，跟存放自行车的地方似的。
早晨三点钟，俺就起来切菜切肉，准备午饭。再把早饭做好，全家吃了。收拾完了，客人来得早的就到了，花生、瓜子、糖块早就摆好了，一大壶茶泡好了，倒茶，拿烟，陪着说话，一家一家接待。
十点半，俺就把两个凉菜端上桌，再炒六个热菜。他们喝上酒，俺赶紧把馒头热上，馒头是提前蒸好的。哪天都是三十多口人，俺、婆婆和孩子都上不了桌。把客人送走，俺们吃剩饭剩菜。
俺男人陪客人喝酒，哪次都喝多。等他醒醒酒，俺收拾完碗筷，还得到有老人的人家拜年。到了人家，他接着喝，多数要推着自行车回来，到家快半夜了。
过年串门，讲究的拿四合礼，两瓶酒、两瓶罐头、两斤蛋糕、两斤苹果。多数人拿两瓶安达产的银泉白酒，再拿两斤蛋糕。
一九七〇年，**子跟咱中国关系不好，听说要打仗，俺全家搬到山沟去建砖厂。清净了一年多，山沟里的朋友又上来了。有来买砖的，有派出所的，有粮店的，都到俺家喝酒。山里人酒量大，喝起来没完没了。俺男人不会说不会道，谁知道他哪来的这么多朋友？
有一回，俺男人跟谷会计外出办事，走到一个小饭店想吃饭呢。走到屋里，看见俺厂子工人刘双利和宋传林，他们吃完饭，不敢出去了。这俩人都会些武术，听说宋传林把绳子一扔，就能扔到八米高的松树上，抓着绳子能上树，还能在树上站起来。
他俩刚跟四个人吵了一阵，那四个人说：“想打架，咱出去打，不要耽误人家生意。”
宋传林说，这四个人里，有两个会武术的山东人。吵架的时候，一个人点着桌子吵，他点几下，桌子上就留下几个坑。他俩不是人家对手。
有个山东人在外面叫号：“有种，你出来打，出来才算有种哩！”
俺男人把兜子交给谷会计，让他经管着。他把外衣脱了，撸起袖子，出去了。
他跟那个山东人说：“听口音你是山东人。老乡，你想打架吗？想打架跟俺打，开始吧！”
那四个人啥也没说，走了。
俺男人回来说这事，俺说：“太危险了，你啥都不会，人家要是打你一顿，你冤不冤？”
他说：“俺准备好了，他们要是打，俺着叫他们打。俺就说：‘俺不跟你们打，因为你是俺老乡。俺要想打，你们四个也打不过俺。’这样，让看热闹的知道，俺是仁义君子。”
到了十月份，山沟里就冷了，夜里上冻，砖厂停产。
有一天，忽地来了三十多个巨野老乡，说是来找张富春的。俺男人一个都不认得，这三十多个人也都不认得他。
多亏砖厂停产，多数工人回家，把宿舍倒出来了。俺男人把他们安排到宿舍，要不这么多人，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俺男人叫俺炒一盆咸菜，端到食堂。他用食堂大锅给他们做了黑天饭，又把宿舍大炕烧上。
这帮人叫俺男人给他们找活儿干。俺男人说：“对不住了，俺厂子工人还没活儿干哩，俺实在没处给你们找活儿。你们从哪里来的？”
有个人说：“从齐齐哈尔来的，那里的活儿干完了。有人说你有本事，能在山里给俺找着活儿，俺就来找你了。”
俺男人说：“这山都是采伐过的，山上工人都没活儿干。”
老乡都带着铺盖，在宿舍住了一夜。
第二天，俺男人在食堂给他们做的小米饭，炒的土豆丝，他们吃完早饭，走了。
俺男人***的时候，俺和婆婆没拦住。俺娘儿俩养两年的两头大肥猪都卖了，他去公安局办枪照，**，**衣，***，猪钱没剩啥。
****买回来以后，他跟俺说，这****这么好那么好。俺跟婆婆都说：“再好的朋友，你不能借枪给他，万一出了事，那就是你的事。”
他说：“记住了。”
山里有个退伍军人，是俺男人的好朋友，他说：“张哥，我在部队练得枪法好。你把猎枪借给我，打回野兽，咱就有下酒菜了。”
俺男人说：“俺家两样东西不借，枪不外借，媳妇不外借。剩下的东西，只要俺有，你随便借。”
那个人走了。
有一天，他上山打猎，看见个大黑瞎子，吓得他顺着羊肠小道赶紧跑。跑了一会儿再看，离黑瞎子还是这么近，接着跑。脚底下一软，叽里咕噜（注：物体滚动的声音）滚下山沟。山沟里苫房草跟腰一般高，他往上爬了爬，两手端着枪，冲着黑瞎子那个方向，吓得心怦怦跳。他都想好了，只要黑瞎子过来，他就放枪。
等了一阵子，黑瞎子没过来，心也不那么跳了，他想回家，不知往哪儿走。他后来跟俺说：“俺从来没迷过山，那滋味可难受了。”
他坐在那儿想了很长时间，想起大概方向，深一脚浅一脚往前走。大约走了半个小时，才走到那条羊肠小道，走上回家的路。
走到家，俺男人上炕躺下，俺给他泡了一壶茶送去，问他：“你咋这时候才回来？”
他把经过说了一遍，笑得俺肚子疼，躺到炕上笑。
俺问：“你咋不开枪呀？”
他说：“俺没放过枪。俺要是打不准黑瞎子，它再追上俺，把俺摁倒吃了，谁也不知道。放枪，那不是引火烧身吗？”
俺接着笑。
他说：“你还笑哩，今天快把俺吓死了。俺是个记路的人，今天咋不知东西南北了呢？”
俺问：“你还去打猎吧？”
他说：“不去了。”
过了些天，下班回家，看见家里来了人，俺男人说：“这是公安局的王兄弟，快点儿炒菜。”
俺打了招呼就炒菜，他俩喝酒。
姓王的说：“张哥，你的枪杆直溜不？”
俺男人说：“俺的枪是新枪，一枪没放，当然直溜。”
姓王的笑了，说：“一听你就是个外行，我问的是猎户的行话，就是问，你的枪打得准不？”
俺男人说：“一枪没放，准不准俺也不知道。”
以前俺男人找过这姓王的，帮老乡和朋友落了好几个户口，人家啥都没要过。喝完酒吃完饭，人家把****背走了。
人家刚走不远，婆婆就骂开了：“你这个血败家子，俺们养了两年的两口大肥猪，你一点儿劲没费，送出去了。你哪个冬天都买半拉猪的猪肉，买这么多肉，咱一家人没好好吃过一顿肉。这顿剩菜没吃完，下顿剩菜又来了，净吃人家的剩菜了。”
俺男人笑嘻嘻地说：“娘，娘，你别生气，明天俺给你炒菜，咱一家人也好好吃顿肉菜。”
第二天中午，俺男人做了四个像样的肉菜。就是这样，婆婆也骂了他好几天，心疼那两头猪的猪钱。
一九七三年，听说一时半会儿不打仗了，要撤点，砖厂黄了。俺家回到安达，俺男人到二砖厂上班，管后勤。砖厂来了订砖大户，外单位来人，外地来参观的，上边来领导，他都陪着吃喝。从早忙到晚，一个月工资五十多块钱。俺婆婆说他儿子，“穷身子，富肚子，吃好的，跑路子”。
有一天，俺家来了四个男孩，都十八九岁，管俺要路费。
这四个孩子俺一个都不认得。
有个孩子说：“俺都是龙堌集的，俺是老蔡家的。”他说他是俺叔伯姐姐的孙子。
俺男人把俺拉到一边说：“看这孩子有点儿像老蔡家的人，咱给他三十块钱吧。”
俺给那孩子三十块钱，够他一个人回山东的路费。那时候俺是临时工，一个月才开四十二块钱。
有个包工头叫老三，巨野老乡，在安达包工程盖楼。听说俺男人在山里能买到木材，比木材公司的便宜，他跟俺男人说：“你给俺拉一车吧。”
俺男人带着自己的钱，雇个汽车去山里了。去了五六天才拉回来，老三好不愿意，说：“你也不是个办事的人，你跟俺说两天回来。到这时候才回来，耽误俺工程了。”
俺男人说：“山里下雨了，车出不来。”
这车木材，俺家一点儿没挣钱，算上雇车费用还赔了点儿。
老三看了看一车红松板材，又好又便宜，跟俺男人说：“俺还要一车，跟这车一样。”
老三点了八千块钱给俺男人，俺男人转手给了那个司机，跟他说：“你再拉一车跟这车一样的板材，这两车的运费也在里头呢。”
那司机年纪不大，看着就是个孩子，他接了钱开车就走。
俺男人回家跟俺说这事，俺问：“你记住车牌号了？”
他说：“没有。”
“小司机家住哪里？”
“不知道。”
一问一个不知道，俺的头嗡嗡响，白天吃不下饭，夜里睡不着觉。
第七天，小司机还没回来，俺男人也着急了，说：“该回来了，咋还不回来呢？”
看他着急，俺再着急也不吱声。
这天夜里，他一夜没睡好，还说：“咋回事，咋还不回来呢？”
第八天，红松板材才拉来。
车主跟小司机一起来的，车主说：“这里不着急，我们先给别人送了两车。”
车主还说：“林场场长说了：‘那个叫张富春的再来，叫他到我家来，我跟他交朋友。这样实在的人，现在太少了。’”
一九八〇年，有个巨野县龙堌集的老乡，姓黄，说是来找活儿，在俺家住了两个多月。后来，他在大庆找到活儿，走了。
有一天，公安局的人来了，问：“你家是不是住个姓黄的？”
俺男人说：“他走了，现在没在这儿。”
人家问：“到哪儿去了？”
俺男人说：“不知道。”
公安局的人走了，俺男人就去大庆找姓黄的，问他：“你干啥坏事了？公安局来俺家抓你哩。”
姓黄的说：“没多大事，我出去躲几天。”
没过几天，二砖厂来个人，问：“这几天张叔是不是没回家？”
俺说：“是。”
“张叔叫公安局抓起来了。”
“为啥？”
“我也不知道。”
俺的头嗡地一响，问：“在哪儿押着呢？”
“天泉派出所。”
人家走了，俺上火上得说话都没声了。一夜没睡着，想了一夜也没想出来他犯啥法。
第二天天不亮，俺给他做好饭，送到派出所。
俺问他：“人家为啥抓你？”
他说：“俺把姓黄的放跑了，他们叫我把姓黄的找着。找不着姓黄的，不放我。”
俺一天两顿给他送饭，来回七里地，回来上班还得像没事似的说笑，光怕人家知道这事，笑话俺。
有一天，公安局的押着他回家了。那年，俺小闺女七岁，俺孙子五岁，两个孩子正在院里玩呢，看见他回来，一个抱住一条腿，放声大哭。
孙子一边哭一边喊：“爷爷！爷爷！”
小闺女哭着喊：“爸爸！爸爸！你不要走了！”
公公婆婆也哭。
公安局的那个人都掉泪了，掏出手绢擦眼泪说：“老张啊，你看你，一个人犯法，一家人跟着难受。”
俺男人跟爹娘说：“都别哭，用不了几天，俺就回来了。”
娘问：“儿啊，你犯啥法了？”
“没犯啥法，就怪俺把姓黄的放走了。”
“姓黄的犯啥法了？”
“俺也不知道。”俺男人笑嘻嘻地说，“爹，娘，你们不要惦记俺，俺很快就回来了。姓黄的要是来信，给俺送去。”说完，跟人家公安走了。
没几天，姓黄的来信了，俺把信送到派出所。过了几天，他们抓到姓黄的，俺男人才回家了。
后来知道，姓黄的在鹤岗煤矿上管过事，账目不清。
这个人会说话，会办事，让人家带到鹤岗待一年，出来了。
出来以后，姓黄的又来俺家，让俺男人帮他承包工程。那时候，安达正建两个厂子，一个是黑龙江毛纺厂，一个是黑龙江乳品厂，都是两年工程。俺男人帮他包了很多活儿，他们干得很好。
一九八二年开春，不知道为啥，姓黄的和俺男人又给抓走了。这回，姓黄的押到公安局，俺男人在看守所。
听说，这个案子归工商局姓董的人管，俺一趟一趟跑工商局，就是找不着姓董的。还听说，这个案子是全省第二大案，俺一夜一夜睡不了多少觉。
这天，俺又去找姓董的，有人对俺说：“他在那屋开会呢。”
俺在屋外等了很长时间，屋里出来一个人，跟俺说：“叫你进去呢。”
俺起来，拍打拍打身上的土，进屋了。屋里有不少人，俺现在知道那叫会议室，会议室里有个讲台，有人叫俺上讲台，俺就上去了，俺正好有话要说呢。
俺说：“俺是个没文化的人，俺说不好了，请各位领导指正。俺想问问，俺男人没犯法，为啥抓他？俺跟张富春过了三十多年，他的事从来不瞒俺，你们跟俺说说，俺男人犯了啥法？要是张富春犯了死罪，你们跟俺说清楚，枪毙他的时候，俺笑着去，犯了法，应该这样。阴天下雨俺不知道，俺不是气象台，犯没犯法俺自己知道。俺男人有高血压，还有心脏病，你们为啥把一个没犯法的人整到看守所受罪？俺也一身病，现在病成这样，要是俺家破人亡，在座的领导，你们忍心吗？”
有个人问：“张富春是不是帮姓黄的承包工程了？”
俺说：“对，俺男人帮他承包工程，姓黄的他们出力挣钱，这叫犯罪吗？”
没人吱声。
俺问：“在座的各位领导，张富春这叫犯罪呀？”
没人说话。
俺说：“这要是犯罪，俺没话可说，你们看着办吧。”
俺走了，家里还有一帮孩子等俺做饭哩。
俺走到家，俺男人在家哩，他骑着别人的自行车回来的。
俺问：“没事了？”
他说：“没事了。”
俺问：“都出来了？”
他说：“就俺一个人出来了。你胆子咋那么大，你知道今天开会的都是啥人吗？”
“不知道。”
“安达公安局的，检察院的，市委办的，还有绥化公安局的，省公安厅的，都是大领导。”
在家住了五六天，俺男人又让人抓走了。工商局姓董的去看守所，俺男人问他：“我到底犯了啥罪，你们把我押在这儿受罪？”
姓董的说：“你道德败坏。”
这可把俺男人气坏了，他问：“我是强奸你妹妹了，还是强奸你妈了？”
姓董的说：“你咋骂人呢？”
俺男人说：“骂人也是你先骂的。”他站起来想打姓董的，叫里边的人拉住了。
俺男人在看守所待了三个月，才放出来，无罪释放。
一九八四年，俺家把奶牛都卖了，买了辆东风汽车跑运输。干了几年赔钱，把车顶账了。
家里养过车，俺男人就注意车的事。
有一天，俺男人从外面回来，后面跟着俩生人。一进院子，他就喊：“老乡来了，赶紧炒菜！”
他经常往家领老乡，叫俺炒菜，俺就炒菜，早都习惯了。
等他们坐下喝酒，俺听出来了，这两个人开的大车坏在半道了，站在路边正愁呢，俺男人从旁边路过，一听他俩是山东口音，搭上腔。俺男人说：“老乡，别愁，先跟俺回家吃饭，吃完饭俺给你拿钱修车。”
车主说：“俺吃不下饭，你能借给俺钱修车，太谢谢你了！”
俺男人问：“得多少钱？”
车主说：“一百块钱差不多。”
俺男人说：“包在俺身上了。”
吃饱喝足，俺男人拿出一百二十块钱，他们修好车，开走了。
家里好不容易攒点儿钱，一下子都拿出去了。
过了十多天，车主从这儿路过，还钱来了。
俺男人问：“你现在手里宽绰了？”
车主说：“俺回家借的钱。那天多亏你了，要不俺就没法回家了。”
俺男人说：“手头不宽绰，你就拿着花。啥时候手头宽绰了，你再给俺吧。”
可能这个人手头一总没宽绰，他再没来俺家。
俺男人喜欢说大话，外人都不知道他有多大本事，用俺婆婆的话说，他是“满许，猛一抹（注：ma，读一声，抹掉，说话不算数）”。
俺跟他说：“该咋着就咋着，咱说实话多舒服呀。”
他说：“你哭穷，叫人家瞧不起。”
大话说完，他没少受罪，俺也跟着受罪。
有一天，俺大儿媳妇的老爹来了。亲家俩吃饭的时候，亲家说：“今年，我家山子结婚，到时候你得帮我点儿钱。”
俺男人说：“行行行，这事包在我身上了。”
俺和大儿媳妇都是临时工，平常就他和大儿子上班，一个月开一百多块钱，十二口人吃饭。从头一年十一，到第二年五一，俺家的钱很紧，根本没有余钱。
山子结婚的日子快到了，上俺家来拿钱哩，俺家就四百块钱。俺把四百块钱都给了山子，山子气坏了，说：“早知道就这点儿钱，我都不来拿。”
俺说：“俺家就能拿出这么多，能拿你就拿，不想拿就不拿。”
山子生着气把钱拿走了。
俺男人也知道这事不咋的，好几年他都不敢见山子。
掉过头去，他照样吹。
俺男人平常不喝酒，一喝酒就多，他说不喝多就是没喝好，喝多了就耍酒疯。
有天晚上，他没回家，俺出去解手，看见院里有堆黑乎乎的东西。俺有点儿害怕，喊两个儿子过来看，孩子们说：“那是狗，在那儿趴着呢。”
俺男人嗷一声站起来，醉醺醺地说：“你才是狗呢！”
俺们把他扶进屋，他嫌骂他是狗了，闹到半夜才睡下。
还有一回，他喝多了回家，吐得炕上、被上、枕巾上哪儿都是。
俺那时候有结肠炎，身上一点儿劲都没有。俺说：“你逮着尿水子往死里喝，喝完回家吣（注：在巨野，人吐东西用“哕”，牲口吐东西用“吣”）！”
他从炕上跳起来，要杀俺，嫌俺骂他吣了。二儿子抱不住他，邻居彦玲过来帮着。两个孩子满脸是汗，他还没完没了的，非杀俺不可。
俺说：“屋里的人都出去。”
屋里的人都出去了，俺把门插上，到菜板上拿了一把最快的刀，递给他说：“张富春，今天你不杀了俺，你就不是你爹揍的。”俺把头伸过去说，“你砍呀，你杀呀！”
他一动不动，老实了。
俺有思想准备，俺第一次这样骂他，知道他得砍俺，他要砍不死俺，俺再砍自己两刀。
俺说：“张富春，你咋想哩？你想俺是怕死吧？你想错了，俺跟你早就活够了。俺看着孩子小，离了妈没法活，跟你将就过。你三天两头耍酒疯，啥人受得了，你想过吗？”
他啥也没说，睡觉去了。
邻居家要接房子，没跟俺家说声，就把俺家的院墙扒了，占了俺院里一米多的地方。
俺去找邻居：“你咋把房子盖到俺家院里来了？”
他说：“这块地我批下来了。”
邻居接了房子，俺男人生气。他不喝酒不找人家，喝醉了就要找人家说理。
有一天，他回到家九点多了，喝得醉醺醺的，拿个铁锨要去邻居家干仗。俺没劲，抱不住他，摔得俺一个跟头又一个跟头。后来俺抱住他一只脚，死死抱住，好说歹说，算是把他劝回家了。
一九九四年，俺男人突然不喝酒了，俺有点儿害怕。以俺的经验，这人一辈子都很好，突然不好了，他活不长了。两口子一辈子打打闹闹，突然好了，那就有人到寿了。
俺说：“富春，你现在这么好，是不是你也到寿了？”
他说：“你才到寿了呢，你死了俺也死不了，俺的身体好。”
1991年夏天，小闺女张爱玉结婚，张富春、姜淑梅与张爱玉夫妇合影。张爱玉提供。
俺说：“现在的日子多好啊，没有战争，不愁吃穿。从前，有钱人说过这话：有干柴细米，有不漏的房屋，那时候就享福了。咱现在比从前的地主、资本家都享福，咱俩好好活。”
一九九六年正月初三，俺做了一个梦，梦见俺家正房要倒，前边裂了八寸的缝，后边也裂了八寸的缝。有个人说：“这房子快要倒了！”
还做个梦，俺的食牙掉了一颗，疼得俺两手抱腮。醒了，俺跟老伴说：“做梦正房倒，死老人，咱也没老人了。做梦掉食牙，也是死老人。咱俩是谁也死不了，没病没灾咋能死呢？”
老伴说：“你有两个老嫂子，俺也有两个老嫂子，也可能她们里面有个到寿的。”
没想到，这年阴历八月十三，很健康的老伴到寿了。他一年零十个月没喝醉酒，出车祸死了。
俺男人现在要是活着，那该多好啊。不用说大话，也有吹的。儿子闺女穷的富的，都团结，到一起的时候都是欢声笑语。孙子在自家房子里开个小饭店，生意很好。孙女、外孙女、外孙子里有两个研究生，还有两个项目经理。不光有了作家闺女，连俺这没文化的人，都成作家了。他想咋吹咋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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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蒙古人
游福良老家是山东省定陶县游集的，俺坐火车回老家，他跟老伴也回老家。俺一眼看出他有故事，一拉真拉出故事来。
他爹叫游登臣，老家日子不好过，十几岁跟屯子里的人下关外，大庆、伊春都待过，哪儿都不好混。
大庆荒草齐腰深，连个房子都没有，十几户人家挖地窨子住下，开荒种地，就是一个新村。
那年秋天，老张家小闺女坐在门口玩，她娘在地窨子里边做饭。一只狼叼起孩子的腿就跑，多亏爹看见，拿着洋叉骑上马撵半天，狼才把孩子放下了。打那以后，两家越走越近。
几年以后，爹回老家娶了娘，娘叫张化珍。娘十一岁没爹，为给姥爷治病，家里能卖的东西都卖了，啥也不剩。姥娘小脚，娘身下有俩姨。娘得天天出去要饭，一个人要饭四个人吃，一尺的肠子饿八寸。结完婚，爹娘回大庆，把姥娘、俩姨外加舅爷爷都带出来。
听说内蒙那边好混，爹要去内蒙，姥娘和姨没跟着。姥娘找了老伴，那人在学校上班，她们都留在大庆了。舅爷爷跟着爹娘来到内蒙，在**林场落脚，林场十一户人家，都是蒙古族，就他一家汉族。
福良一九六三年生，全家人都说蒙语，有时候舅爷跟爹娘说话，他们仨说山东话。
该上学了，福良到离林场最近的村里上小学，五六里路，四个男孩子都上一年级，一起上学，一起回家。那时候冬天雪大，房子多高，房子旁边的雪也多高，孩子们经常抠雪洞子玩。
林场怕出事，天天派马车接送，他们都穿羊皮裤子和毡疙瘩鞋。有一天，刮大风下大雪，老板子（注：马车夫）晚去了一会儿，四个孩子自己往家走，迷路了。
林场的人吓坏了，场部派两台马车、几匹马、二三十人出去找，这些人一边扯嗓子喊，一边敲锣打鼓。
天快黑了，才找到那四个孩子。
从那以后，老板子再没耽误过接送。
**林场离满洲里一百二十公里，离新巴尔虎右旗四十多里。每年冬天，骆驼车队都去满洲里拉粮食，骆驼拉着木头轱辘车，一个人看五六台车。大年跟前，场部专门派马车，拉着人到旗里买东西。
一九七一年，福良第一次看见汽车，国家给林场拨了一辆。
一九七二年，全家搬到新巴尔虎右旗，当地人管这儿叫西旗，西旗在阿拉坦额莫勒镇。阿拉坦额莫勒，汉语的意思是“金鞍”。
到西旗以后，福良开始学汉语，小学和中学老师都以为他是蒙古人，填表都给他填蒙古族。
上班以后，一天八小时说的都是蒙语，单位还是给他填蒙古族。办公室有个大姐，知道他是汉族，跟秘书说了，秘书还不信，特意问一回才改了。从那，单位里的人都喊他“山东蒙古人”。说实话，福良长得挺像蒙古人，五大三粗，跟铁塔似的。
一九八〇年，福良考上高中，没去上，到井队上班了，一个月工资二十多块钱。舅爷爷不让他找蒙古媳妇，让找山东媳妇。老张家也在西旗，他们家闺女多，因为盼儿子，给闺女起名叫盼、拦、换，盼也没盼来，拦也没拦住，换也没换成。五闺女叫云，老天还真给匀来一个，老六是儿子。他们家三闺女叫张东换，跟福良年纪相当，两家老人爱好噶亲（注：做儿女亲家），把亲事定下了。
一九八五年，爹去世了，娘四十二岁，家里七个孩子，姐四个哥仨都没结婚，男孩里福良是老大，最小的弟弟才八岁。
跟前邻居都说：“福良的亲事算是完了，谁家舍得把闺女往火坑里送？”
东换爹跟闺女说：“你订婚了，就是老游家的人，咱不能让外人看笑话。”他把东换送到游家，披麻戴孝。
当年，还把婚事办了。
二〇〇六年秋天，福良下乡，草原上没信号。
没等回到家，接到二姨电话，说姥娘连着几天滴水不进，就是不闭眼。
姥娘已经九十多岁，福良是她最大的外孙，她跟外孙说过：“俺怕炼人炉，俺不要火化。”
福良跟弟弟开车四百公里，到了大雁煤矿二姨家。
姥娘不会说话了，还认人。
福良说：“姥娘，俺哥俩开车来，要接你走了。”
姥娘点点头。
哥俩把姥娘抬上车，一路小心地开回西旗。
刚到家，姥娘就闭眼了。
少数民族地区都土葬，姥娘这回放心了。
满洲里开放以后，福良在满洲里搞过边贸。他会蒙语，会开车，经常当翻译。后来，他调到西旗林业水利局。
娘种一块地，都是自己拎水，七十六岁的人了，拎一桶水走路悠悠的。
他跟俺说，回老家看看行，待不了。他们跟蒙古族的生活习惯一样，离不开牛羊肉，离不开鲜奶，那叫绿色生活。家里三口人，买四只羊、半头牛能吃到开春，年年十一月份，他就把肉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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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烟
以前，辽宁二道沟子有个霍玉民，三十岁还没娶上媳妇。家里穷，他还总想找漂亮媳妇，那不是做梦吗？
眼看不挣钱不行了，玉民当起货郎，挑起货郎挑子。他不用叫卖，摇着拨浪鼓四处走。没过几年，日子就好起来，媒人找上门。
他娶了个二婚媳妇，这媳妇比他小八岁，大高个，大眼睛，双眼皮，一笑俩酒坑，嘴大点儿，但也不难看。这媳妇就是脸黄，玉民问：“你的脸这么黄，是不是有病呀？你要是有病，咱去看病。”
媳妇说：“我没病，就是这种黄人。”
玉民说：“好，没病就好。”
总算娶到漂亮媳妇，他很知足。
玉民起早吃饭，吃完饭挑着货郎挑子出去，先在本屯子转一圈，再到外屯子转，一天走好几个屯子，黑天才回家。回家以后，能吃上热腾腾的饭菜，小两口过得很好。
一个月后，玉民发现粮食下得太快，他问媳妇：“你卖粮食了？”
媳妇说：“没有。”
玉民挑着挑子又走了，临走说：“我今天回来晚点儿，你不用惦记。”
他把货郎挑子放到别人家，回来偷看媳妇。媳妇用小瓦盆装了一盆小米，端着走到大门洞。
玉民堵住门口问：“你干啥去？”
媳妇啥也不说。
叫玉民追得不说不行了，她才说：“我去换大烟。我得天天扎大烟，不扎难受。”
玉民说：“我要是不抓住你，你还不说。我挣多少钱，也不够你败坏的！”
傍黑天，媳妇犯了大烟瘾，作闹，骂人。玉民打她，她跑了。
玉民看媳妇跑了，叫叔伯嫂子追，嫂子说：“这么晚了，你叫我上哪儿去追？你自己去追吧。”
没人找，媳妇跑回娘家了，她在娘家住了十多天，也没谁去接。十多天后，娘家妈把她给送回来了，说：“这些天我看着她，没叫她扎大烟，以后再也不叫她扎大烟了。”
玉民媳妇的大烟瘾后来又犯过，她咬牙挺，再也不作闹了。
说起那天生气回娘家，还挺悬呢，玉民媳妇的小命差点儿没了。她刚走出屯子二里多地，两只狼就在后边跟上来了，她快走狼也快走，她慢走狼也慢走。
眼看两只狼追上来，吓得她快跑，她知道没狼跑得快，觉得跑不了了。狼来到跟前，她看也不敢看，路边正好有个半米高的土地庙，她闭上眼睛趴下，一个接一个磕头。
磕了一阵子头，她睁开眼，一只狼也没了。
别人说，是她一阵子磕头把狼吓跑了。玉民媳妇说：“那个小庙里供土地爷，有个一尺半高的牌位，土地爷保佑了我。”
扎大烟，是把***面扎到血管里，也叫扎吗啡。这回差点儿没命，让玉民媳妇长了记性，扎大烟的毛病还真改了。
玉民有个亲戚倒卖大烟，用的是猪尿泡。拿到猪尿泡，他使劲吹，把猪尿泡吹大了，晾干。晾干以后，剪得一块一块的，把大烟包成一小包一小包的。包好了，用水泡，泡软了，他空着肚子往肚里咽。咽进大烟，啥都不能吃，挺到地方再吃，把大烟拉出来，用水洗，洗干净才能卖给人家。
他家女人用猪尿泡缝个男人小便似的东西，缝好了往里装大烟，用线扎紧，用水一泡，就没针眼了。泡软了那东西，放女人小便里，尿尿时可以拿出来，尿完再放里面。
听说，那两口子就这样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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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腚娃
刘秀凡是俺现在的邻居，比俺小一岁，也快八十了。她是绥化人，本来住在林家围子，有个闺女很有本事，给她在城里买了房子。
拉起家常话，秀凡跟俺说，从前她妈受婆家的气，奶奶和五个姑姑都欺负她。
妈把饭做好了，就有人支使她干活儿。把活儿干完回来，饭都凉了，碗筷堆在桌上。有的时候，饭都吃完了，就剩下米汤。饭做多了，奶奶不愿意，说不爱吃剩饭；饭做少了，妈连剩饭都吃不着。
妈长得好，老实，能干。刚结婚的时候，奶奶和爸都对她好。怀孕以后闹小病，这不能吃，那不能闻，几个姑姑对她横挑鼻子竖挑眼。要是生个儿子，还能好点儿。妈生的是丫头片子，这一家人都烦她了。
爸吃完饭就走，不知道疼妈。家里洗洗涮涮的活儿都是妈的，大姐还在吃奶，天天都有人说妈这做得不好，那做得不对。
这样过了一年多，妈想：这些人都欺负我，我啥时候能熬出个头来？
看见妈哭，邻居知道咋回事，都说：“这么好的人，摊上这个家，白瞎了。”
妈实在活不下去了，先把大姐摔死在猪圈，自己跳井了。
打水的人看见井里有人，就喊：“救人呀！救人呀！”
来了好多人，把妈救上来，救活了。大姐醒过来，头上摔出个大包，在猪圈里哇哇哭，有人给妈抱过来。妈接过大姐，哭了，说：“你们不该救我，早死早享福。”
打那以后，妈病了，长了一身疮，没钱治，只能挺着。姥姥去世早，妈娘家一个近亲也没有。
看妈不能干活儿了，奶奶把他们分出来。妈病成那样，又生了一儿一女，闺女是秀凡，儿子是秀凡的弟弟。
不知道从啥时候，爸跳起大神来，一天天不在家。妈身上、手上全是疮，大姐六岁就学做饭。
以前，得外病的人很多，都来请爸跳大神，治外病。人家跳大神，挣很多钱，爸跳大神不要钱，他说他的神不叫他收钱，要是收钱就不灵了。他自己在外边挣吃喝，老婆孩子他都不管。
秀凡六岁，弟弟四岁了，姐俩身上连个布丝都没有。黑天睡觉，妈跟姐姐、弟弟一个人盖一个草帘子。她盖个小狗皮，一夜一夜蜷着腿睡觉，不敢伸腿，腿伸直就冻醒了。黑天盖狗皮，白天扎腰里。
东北的火盆是泥做的，冬天搁在炕上，秀凡整天待在火盆跟前，冷了就趴在火盆上烤烤，前边的胸脯都让烟给熏黄了。白天出去拉屎，他们没有鞋，光脚跑出去，光脚跑回来，不敢在外面多待。她弟弟在院里看见猪狗拉屎，赶快跑过去，用小脚丫踩上，暖和一会儿。
弟弟小，受不住冻，一拉屎大肠头就掉下来，没钱治病，没吃过药，大肠头越掉越长。后来血糊糊的，掉下来二寸多长，上不去，六岁的弟弟死了。
听说弟弟死了，爸回家了。天黑透了，爸把弟弟用谷草包上，放到院子里。怕家里的狗祸害弟弟，爸把狗圈起来。没想到，猪把弟弟的脸啃了。
秀凡七岁那年，爷爷、奶奶和妈都死了。爸爸就像精神病，还是跳大神，不管家，好在有个叔管管姐俩。
土地改革时，家里分到一匹马、一床被，还分给一件大人的旧衣裳。秀凡把两条腿伸到衣服袖子里，右大襟往左盖，左大襟往右拉，腰里扎股绳子。秀凡说，这是她第一次穿上裤子，八岁，身上第一次有布丝了。
那匹马卖了，卖马的钱，叔给婶家过彩礼用了。
屯子里批斗地主，天天都有会。人家都去看热闹，秀凡也想去，想想还是不敢。破衣裳当裤子穿，上边光着膀子，下边光着脚丫，她怕人家笑话。
婶结婚以后，秀凡有自己的衣裳了。夏天，叔选最便宜的白华奇布，买回来用高粱棵子煮，煮完了，白布变成高粱米汤色。婶用这样的布给她做单裤、褂子。虽说没有人家的衣裳好看，也比她夏天围的麻袋片强多了。以前，她夏天在腰里扎块麻袋片，围不上一圈，盖上前边，盖不上后边。就是这样的麻袋片，她在腰里扎了三个夏天。
天快冷了，婶买回关里人的家织粗白布，用锅底灰染，染完了，说黑不黑，灰不溜秋的。婶用这布给她做棉袄棉裤，还给她做了一双棉鞋。那年，秀凡九岁，第一次穿棉衣，也是第一次穿棉鞋。
后来姐姐会做鞋了，才学做鞋，做得不好，那也比光脚好呀。
秀凡一点儿不恨爸。前后屯家里穷的，有家卖了闺女，给人家当童养媳，闺女长大了，嫁给那家的傻儿子。还有个抽大烟的，想多卖几个钱，把闺女卖到妓院。爸没有。
秀凡现在身体很好，就是有时候腿疼。有一天她回林家围子，还有人说：“那个老太太，好像是光腚娃。”
（注：刘秀凡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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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婚
我叫薛淑珍，虚岁六十九。我老家是津河的，津河以前有个薛家店，就是客栈，那店就是我家的。
我爷爷从小订下娃娃亲，女方家姓冯，听说是三冯屯的。两家大人处得好，孩子的婚事三五岁就订下了，两家大人再见面，就亲家、亲家母地叫。
爷爷二十岁那年，女方家想把婚事办了，说：“闺女也不小了，都十八了。”
太爷答应了人家，说行。
太爷回家说了，爷爷不干，爷爷说：“爸，妈，老冯家闺女缺心眼，你们不知道吗？我不愿意娶个傻媳妇！”
太奶说：“听说了，小时候看着不傻呀。”
太爷说：“你们是从小订下的娃娃亲，哪能说不愿意就不愿意呢？你叫我咋跟老冯家说呀？今年不结就不结，明年一定得结婚！”
爷爷拖了三年，他二十三，女方二十一，没法再拖，两家把日子定了。
爷爷跟太爷闹：“我不愿意跟傻子过一辈子！”
太爷说：“那就是你的命了，认命吧。”
咋闹也没用，定下日子，太爷太奶就忙婚事，刷房子，买东西。
爷爷死了心，有天晚上收拾好东西，偷着走了。谁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一句话也没留下，结婚的事也搁那儿了。
太爷太奶都以为，爷爷是生气走的，过年的时候准回来。大年三十了，爷爷没回来，太奶扯着衣裳大襟哭了一天。三十晚上，太奶敲着猪食槽子，叫喊爷爷的小名：“儿子你在哪儿呢？回家过年了！儿子你在哪儿呢？回家过年了！”
那时候有这个说道，说年三十晚上家里这么一喊，跑到外面的人准闹心，该惦记回来了。
太奶喊了七年，才把爷爷喊回来。
爷爷回家的时候，牵着一头大黄牛。我小的时候，大黄牛还活着呢，我这辈子没见过那么大的牛，一看就不是咱这儿的品种。
很多人到太爷家看热闹，都想知道，七年的时间爷爷跑哪儿去了。
爷爷说，他到处找活儿干，越跑越远，后来跑到俄罗斯那边去了，在那边给人家淘金子。
大伙问：“遭了不少罪吧？”
爷爷说：“是。”
大伙问：“挣了不少钱吧？”
爷爷指着大黄牛说：“就它。”
大伙问：“你咋回来的？”
爷爷说：“起早贪黑走回来的。我不累，牵着牛走。我累了，骑牛走一阵。”
大伙问：“俄罗斯好像挺远，得走好几天吧？”
爷爷说：“我也不知道，好像走了一个多月。”
看热闹的走了，太爷说：“你回来就好了，看个好日子，把婚事办了吧。”
爷爷问：“跟谁家闺女结婚啊？”
太爷说：“老冯家的闺女。”
“老天啊，都七年了，她咋还没嫁人啊？”爷爷说，“不行，我还得走！”
太爷说：“你逃婚说走就走，把我的老脸都丢尽了，看见冯亲家，我光赔不是。”
太奶说：“你要是再走，我也不活了！儿子，你知道不知道，这七年我是咋熬过来的？”
太爷说：“光听说那闺女傻，她爹她妈都不傻，她傻还能傻到哪儿去？你认命吧。”
太奶说：“人家等了你七年，你再走，说不过去了。”
爷爷这回没走，逃婚七年，娶的还是冯氏奶奶。
结婚以后，他们生了四个孩子，二大爷死得早，大爷、我爹和老姑心眼都不那么全。
结婚以后，爷爷经常跟大黄牛说话，牵着大黄牛出去串门子，有时候一天能走七十里。现在想想，他聪明能干，娶个傻媳妇，生了一窝傻孩子，他心里得多窝囊啊？
我爹五岁那年，奶奶没了。老姑太小，送人了。爷爷后来跟我说：“我对你们奶奶不好，这是老天惩罚我呢。我要是对她好点，她能多活好些年。”
小时候，我家跟大娘家住南北炕，都跟爷爷在一起住，家里有奶奶，还有一个老叔。我爷爷给儿子娶的媳妇都聪明，大娘和妈啥都不说。结婚以后，我才从别人嘴里知道，奶奶是后奶奶，姓杨，是爷爷自己找的，可聪明了。这个老叔是爷爷和杨氏奶奶生的。
我不知道爷爷叫啥，现在也不知道，小时候听屯子里的人叫他“薛外国”，慢慢知道了这些事。我爷爷长寿，活到八十七。他逃婚那些年，俄罗斯正乱呢，过了十多年，俄罗斯改叫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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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爬犁
辽宁建平有个张家，哥六个，家里常年缺吃少穿。六个儿子长大了，个个能干，长得好，都娶上媳妇。
一九〇五年春天，建平大旱，地没法种，哥六个三十多口人分家，各想各的办法。张祥是老六，一家五口人，分到手一升高粱，一升是五斤。
他跟媳妇说：“等死不行，咱去黑龙江吧。”
媳妇同意了。
张祥找出来两个破筐，用绳子拴巴拴巴，前面筐里放进八个月大的闺女，后面筐里坐着两岁的二儿子，用破扁担一挑就上路了。大儿子张立棠那年五岁，和小脚媳妇一起跟在后面走。
他们要饭往黑龙江走，越走越冷。白天还好，就怕黑天。下午要饭的时候，张祥顺便跟人家说：“俺们要去黑龙江，能不能在你家住一夜？”
遇到好说话的，说：“行。”在人家热炕上住一夜，给几个窝头，还给点儿咸菜就着吃。
多数人家都说：“俺家没地方住，你去别人家问问吧。”
白天走一天路，经常饿肚子，天黑光想睡觉。一家五口人睡过草垛，也睡过人家的墙根。睡草垛还好，身子底下不那么冰；睡墙根，身子底下冰凉也不敢翻身，越翻身越冷。
也不知走了多少天，他们走到黑龙江肇东北小山，有个表哥在那个屯子。
一家五口进了门，吓了表哥一跳。
表哥说：“好年头你不来，这年头你来干啥？”
那年黑龙江也旱，春天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表哥家也不富裕。
住了两天，张祥出去找活儿，找到兰西那边的田棚镇，给姓李的财主家当长工。
第二年，张立棠也去了李家，给李家放猪。
放猪放了六七年，立棠长大了。
他不想一辈子都放猪，去姓马的财主家学赶车。
马大爷看他聪明能干，认他做了干亲。从十六七岁，立棠在马家赶头车，工钱比别的车老板多五成。几个车老板赶车外出，中午打尖（注：吃饭），晚上住店，都听他的。
马大爷还借他牲口和犁，让他开荒。自己家里种点儿地，日子好过多了。
好几年，他都没在家过年。
有一年，马大爷说：“你也回家过个年吧。”
没到半夜，家里正要发纸（注：除夕夜给祖先烧纸），马大爷打发人来叫他，说马病了，让他赶紧回去。
立棠给老马家赶了十多年车，从花轱辘车赶到胶皮轱辘车。
到黑龙江以后，张祥又添了个儿子。哥仨都长大了，张家买了两匹马，买了种地用的家伙什，给人种四六地。
张祥去世后，立棠当家。他一天书没念过，会打算盘，会记账，这都是在老马家学的本事。
土地改革的时候，张家划的成分是中农，分走他家一匹马，分给他家二十几亩地。
土改那年冬天，兰西农村时兴飞爬犁。一帮穷人撺掇到一起，赶着爬犁各处走，专门去地主富农家，进屋以后看中啥拿啥，往爬犁上一放，拉着就走。实在没啥拿的，进屋就扒衣服，棉袄、棉裤都得脱下来，不脱就揍。按理说，中农摊不上这事，可偏偏摊上了。
张立棠六十多岁留影。张喜文提供。
两年前，有个媒人给老三保媒，保的是前屯老郑家的闺女，媒人是个老光棍，过的头茬礼钱他给卷跑了。
立棠听说了，接着张罗钱，过礼给老郑家，帮着老三把媳妇娶了。生孩子的时候，媳妇难产，月子里死了。
娘家人说：老张家婆婆刁，他们家闺女不是病死，是让婆婆虐待死的。
张家婆婆到底咋样呢？那两个媳妇都说：“心眼不坏，说道不少。”媳妇从娘家回来，进屋得给她磕头，把她的烟袋锅装好，才能去干别的。
那年冬天，腊月二十七，张家院子来了好几个爬犁，下来的都是老郑家那边的亲戚。进屋以后，见啥拿啥。穿的、戴的、铺的、盖的、苞米、白面、冻豆包、冻饺子，都拿走了。
好说歹说，后屋里留了一箱子苞米棒子，那是张家留的苞米种，预备开春用的。
哥三个十几口人，眼看过年，没吃的了。
立棠跟二弟立成、三弟立奎说：“咱先搓点儿苞米棒子吃吧。”
立成说：“种子吃了，春天咱搁啥种地呀？”
立奎哭了：“二哥说得对，咱不能吃苞米种！”
立棠说：“人要饿死了，要苞米种还有啥用？”
人多，一会儿就搓下二十多斤苞米种，放到磨上磨碎了。地窖里还有些土豆，算是过了年。
这箱子苞米棒子咋吃不见少，总是一箱子，冬天掺着土豆吃，开春掺着野菜吃，一直将就到新苞米下来。
立棠让两个弟弟收拾下木头箱子，好装新苞米。动完箱子，那箱苞米棒子很快见底，吃没了。
第二年开春，立棠借了一头牛，开了一片荒。
没几年，张家日子过起来了，又给立奎娶了媳妇。
老哥仨在一块过了几十年，到了一九六三年二十几口人了，才分家。
六十岁以后，进了腊月门子，立棠喝点儿酒又哭又闹，一遍遍给儿子辈孙子辈讲家史，讲要饭，讲赶车，讲飞爬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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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命的灰菜
小时候在山东，俺经常吃灰菜。俺老家那儿爱吃面叶、面筋汤，把灰菜放在汤里，很好吃。
来到黑龙江，这儿有各种各样的野菜，也有灰菜。他们当地人也吃野菜，野菜蘸酱吃，就是不吃灰菜。
邻居王嫂是东北人，常年肚子疼，吃不少药，也不见好。不知她吃了哪样野菜吃对路了，拉出来一条大虫子。
俺去看的时候，那条虫子还在茅厕平地上，有三尺长，一寸宽，黄白色，有点儿绿，瘦得就剩皮了。
听王嫂说，这条虫子拉下来就是死的，还有七八条小虫子，掉地上就会跑，都爬走了。
从那以后，王嫂的病好了，肚子也不疼了。
一九六一年，俺领亲戚到安达县中医院看病，看见有个五十多岁的农村妇女，脸肿得像个小三号盆子，肚子像怀孕八个月，十个手指伸着，不会打弯，脚上趿拉着男人的鞋，眼睛肿得看不见道。
大夫给她检查完身体，问：“你吃啥了？食物中毒了。”
她身边的男人说：“吃灰菜了。”
光听说，东北的灰菜不能吃。想不到，它的毒性这么大。
前几天出去玩，几个老太太说起一九六〇年挨饿的事。
王英是东北人，那年十岁，平常她家不吃野菜。粮食不够吃了，她跟她妈去野地里，挖回来很多野菜，里面有不少灰菜。
吃了这顿灰菜，全家人浑身肿。她饭量小，肿得轻；她爸吃得多，肿得最重。
王英吃上药，几天就不肿了。
他爸吃药打针都不见轻，身上肿得肉皮很薄，就像吹起来的气球，好像用手一捅，就能捅出个窟窿似的。他衣服不能穿，被子不能盖，小便肿得像小饭碗那样粗。
爸难受，黑天白天哼哼：“疼死我了——难受死我了——”
王英说：“那时候挨饿，没啥好吃的。前几天爸还吃点儿东西，后来啥都不吃了，光喝水。不到半个月，人就死了。”
王英一边说，一边掉眼泪。
大家都说：黑龙江的灰菜吃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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靰鞡草
一九六〇年，刚来东北的时候，生产队仓房里挂着两个黑黢黢的东西，俺不认得。
丈夫比俺早来一年，俺问他：“那是啥？”
丈夫说：“那是靰鞡鞋。”
俺在山东没见过这样的鞋，凑近看了看——鞋上有很多灰，连鞋底带鞋帮是一块牛皮做成的，鞋前边有一堆褶子，难看死了。
那时候安达还是县。过了些天，俺去县里，想买把剪子，买点儿针线，转了一圈，啥也没买成。买啥都要票，俺啥票也没有。
安达四道街和五道街在南横街合到一处，像个人字。就在人字路口，俺看见个稀罕事：十多个人在路两边干活儿，地上铺着麻袋，麻袋里鼓囊囊的，不知装的啥。他们坐在麻袋上，左手把着一捆草，右手拿着碗口粗的棒槌，咣咣地捶。
那是十一月，东北天很冷，这些人的帽子上、脸上、衣裳上全都是草沫子，胡子上、狗皮帽子上都是白花花的霜。
中午，俺回生产队大食堂吃饭，下午上队里干活儿。妇女队长五十多岁，她是领头的，俺管她叫大娘。
歇着的时候，俺跟她说了这个稀罕事，她说：“那不叫人字路，那叫裤裆街。那些人捶的是靰鞡草，卖钱的。穿皮靰鞡、胶皮靰鞡的，都买靰鞡草放鞋里，暖和。他们做这生意没本钱，秋天到甸子上把靰鞡草割回来，晒干，冬天就能换钱。”
妇女队长还说：“现在好了，多数人都穿双袜子。以前哪有穿袜子的？大冬天都是买双棉靰鞡鞋，再买点儿靰鞡草放里面，光脚丫穿鞋。皮靰鞡难看，不缓霜（注：外边冷，里边不冷）。胶皮靰鞡好看点，缓霜（注：外边冷，里边跟着冷）。咋办？晚上睡觉的时候，把靰鞡草掏出来，放到炕上炕干，第二天再放到鞋里。”
黑龙江冷，家家门窗都糊得严实。到谁家都有臭脚丫子味，俺还纳闷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俺有个叔伯姐夫，在巨野县龙堌集东门开旅店，家也在这个院里。住这店很便宜，地上铺着草，男人都睡在草铺上，女人另有屋，想要被子得另租。姐夫姓蔡，外号“三不准”。
有个住店的能拉，他在东北待过，说起东北三样宝——人参、鹿茸、靰鞡草，越说越热闹。
三不准打听：“这三样宝贵不贵？”
住店的说：“人参、鹿茸贵，靰鞡草不贵。”
三不准说：“俺小舅子在黑龙江，俺让他给俺邮靰鞡草。”
接到他的信，俺正想回老家，就把靰鞡草捎回来送给他了。
过了几天，俺去龙堌集办事，在姐姐家吃饭，三不准姐夫的亲家也来了，他俩一块喝酒。
姐夫说：“他妗子给俺拿来的靰鞡草真好啊。夜里打更，俺把靰鞡草垫到棉鞋里点儿，一热热到胳拉拜子（注：膝盖）。怪不得人家说东北三样宝，这靰鞡草真是宝呀！”
亲家说：“三哥，你给俺点儿呗。”
姐夫说：“你要俺的命，俺给你三分。你要俺的靰鞡草，俺不给你。”
后来，穿靰鞡鞋的人越来越少。
到了一九七〇年，还有人穿靰鞡鞋，没看见卖靰鞡草的。有了毡袜和袜子，就是有人卖靰鞡草，也没人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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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瞎子来了
一九五一年，唐成芹的爸妈带着孩子下地干活儿。那年唐成芹十岁，妹妹八岁，弟弟六岁。
玉米秸都割倒了，她跟弟弟妹妹在地头玩，爸妈去地里掰玉米。临走，妈跟他们说：“你们仨别上地里来，这玉米栅子像刀似的，扎着可了不得。这里有水，渴了你们就喝。”
他们正玩着，来了一头黑瞎子。这是头小黑瞎子，有二百多斤，过来就把弟弟按在垄沟里。
两个孩子使劲喊：“爸呀！爸呀！”
爸妈看见黑瞎子，跑得飞快，爸拿着刚掰下来的玉米棒子，妈啥都没拿。他俩一边跑一边喊：“打黑瞎子呀！打黑瞎子呀！”
小黑瞎子抬着脸光看他俩了，没动孩子。
跑到跟前，爸用玉米棒子砸黑瞎子的头，大概把黑瞎子砸疼了，黑瞎子慢慢走了，走走，还回头看看。
弟弟的衣服让黑瞎子抓破了，身上一点儿没伤着。
妈吓傻了，瞪着眼睛，伸着十个指头不敢向前。
黑瞎子走了，妈把弟弟搂到怀里，手指还哆嗦呢。她哆哆嗦嗦摸着弟弟的脑袋，一边摸，一边叨咕：“摸摸毛，吓不着。”这话连说了三遍。
黑瞎子走了，爸拿着玉米棒子傻乐，说：“这算啥家伙什？青玉米秸这么多，用玉米秸打黑瞎子，还能使上劲。咋就没想起来呢？多亏是个小黑瞎子，要是大黑瞎子，咱这家人就完了。”
第二天一大早，爸磨了两把镰刀，说：“有这两把镰刀，黑瞎子再来，咱不怕了。”
吃完早饭，爸妈又带着三个孩子上地了，这回不敢把孩子放地头了，叫孩子离大人近些。
过了一阵子，仨孩子又喊：“爸呀，黑瞎子又来了！黑瞎子又来了！”
爸妈听见了，赶紧跑过来，一人拿一把镰刀。
还是那个小黑瞎子，它站在地头，往孩子这边看了看，没敢进地，慢慢走了。
从那以后，再没见过黑瞎子。
这事出在黑龙江省巴彦县德祥公社杨文朱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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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风
一九五六年，山东往黑龙江迁民，姚瑞成一家来到明水县农村。在明水那里干了一年多看不见钱，转到安达来，跟俺丈夫在一个砖厂，俺们都住大宿舍。
一九六〇年阴历八月，安达下大雪上大冻。大宿舍实在太冷，四个男人下了班就往鸡房子去，俺四家在鸡房子买了三间土房。老姚家九口人住东屋，俺三家十口人住西屋，外屋支锅。
东西屋里都是对面炕，炕下边有二米宽的过道。天冷的时候，外屋做饭都走炕洞，炕暖和，屋里暖和不少。到了夏天，烧锅做饭，屋小人多，土房又低，一进屋就像走进蒸笼。北窗户进点儿风，还能凉快点儿，都不糊。
一九六二年夏天，姚嫂生孩子。生完孩子十多天，俺在外屋听见东屋有人哭。
俺进屋一看姚嫂哭，问：“姚嫂，你哭啥？”
她说：“俺头疼得很，还浑身冷。”
俺得过产后风，知道产后风的厉害，紧忙回西屋，跟宋嫂说：“姚嫂有病了，你给俺看孩子，俺去砖厂找姚哥，叫姚哥请大夫来。”
宋嫂接过孩子，俺回头大跑。
到砖厂三里地，跑着去，热得俺衣服都湿了。
俺找着姚哥，想一块回去，姚哥去卫生所找大夫，大夫去一砖厂了。
姚哥去一砖厂找大夫，俺回家了。
回家一看，姚嫂好了，干活儿哩。
姚嫂问：“你干啥去了？”
俺说：“看你有病了，俺去找姚哥，叫姚哥给你请个大夫看看，怕是产后风。产后风可了不得，俺得过，差点儿没死了。”
姚嫂说：“产后风也不一样吧？你看俺这不是好了吗？你姚哥说，他这几天干的是计件活儿，一天能挣二十多块钱。今天完了，挣不了钱了。俺不知道你去找他，要是知道，俺可不叫你去。”
大热天，俺连跑带走六里地，也累了。俺从宋嫂那里接过孩子，躺下给孩子吃奶，越想姚嫂的话越难受，搭了力气叫人烦，身上一点儿劲都没了。
鸡房子到一砖厂十多里地，那时候自行车很少，都是走着去。厂子里的贾大夫也没自行车。
姚哥请的大夫还没来哩，姚嫂就来病了，说：“俺难受！俺冷！俺头疼！”说着就哆嗦起来了，两眼瞪得溜圆，鼻子揪揪着。哆嗦了一会儿，她不是好声喊。
开始，俺、宋嫂、左嫂和姚嫂的婆婆姚大娘四个人守着她。后来，她不光两眼瞪得溜圆，鼻子和嘴揪到一起，两只手乱抓，喊声越来越难听：“哎呦——吼吼吼——！哎呦——吼吼吼——……”
她不住声喊，吓得俺仨不敢在跟前了，她婆婆自己守着，俺仨在外屋就盼着大夫快来。
贾大夫来了，一看那个样子，给了点儿发汗的药，转身就走。
俺仨不叫他走，两个人都没拽住他。那时候贾大夫二十七八岁，吓跑了。
这可咋整呀，姚哥被难坏了。
那时候，安达还没有人民医院，从鸡房子到中医院有十里地，没车。俺们穷，屯子人瞧不起俺，啥都不借。想了好半天，姚哥想起龙大夫。龙大夫在砖厂当过大夫，他嫌砖厂开钱少，走了，在张家店看病卖药，挣得多。
姚哥想把贾大夫的药先给姚嫂吃了，姚嫂的牙咬得死紧，张不开嘴。姚大娘帮着把她的鼻眼捏上，姚嫂喘不上气了，才把嘴张开，把药喝了。
中午十一点多，姚哥去请龙大夫，天快黑了，才请来。
龙大夫摸摸脉，说：“没事，我能治好。”
也怪，姚嫂喊了多半天，哎呦——吼吼吼——，哎呦——吼吼吼——。龙大夫来了，她不喊了，也不说话，可能太累了。
宋嫂说：“姚嫂要死了，俺是不在这儿住了，俺在这儿住，得吓死。听人家说，月子里死的女人，惦记她的孩子，都常回来。俺就是住到狗窝，也不敢在这儿住了。”
姚嫂不喊了，俺仨还不敢去她屋，不敢看她的脸。
姚大娘说：“她闭上眼睛了。”
龙大夫说：“多亏贾大夫给了发汗药。要不吃那发汗药，现在再发汗就晚了，风归心了。”
天黑了，龙大夫也不敢走。那时候狼多，鸡房子东边北边都是草原，天天都能听见狼叫。
第二天，姚嫂好了，俺进屋看她，她会说话了，那张脸也不吓人了。
这病来得快去得也快，七八天后，姚嫂好利索了。
俺说：“产后风就是不一样，俺得产后风的时候就是冷，冻得哆嗦，把新床晃得嘎吱嘎吱响，不喊叫。”
姚嫂说：“不知道咋回事，俺心里啥都明白，就是当不了自己的家。”
姚嫂还说：“你那天给俺请大夫，累那样，俺还说不中听的话。你救了俺的命，谢谢你。”
俺说：“咱就像亲姐妹一样，说啥都没事，你好了就是大家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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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饭店
人们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没错。
俺公婆不讲穿就讲吃，公公说：“省，省，窟窿等；费，费，还来呐。”还说：“身上穿得烂乎的，嘴上吃得油乎的。”他们还有一套嗑：“身上穿得好，肚里吃得不好，那叫‘包皮穷种’！”
俺公婆过日子，有了狠吃，没了忍着。
俺丈夫也是那样的习惯。
刚来东北的时候，月月开支先往他家邮钱。一九六〇年，老家饿死过人，他就怕把爹娘和弟弟饿死了。
东北人说：“炕上没席，脸上没皮。”俺家炕上连炕席都没有，睡在土炕上。俺丈夫穿的棉袄烂了，想缝缝补补，针线都没有。俺拆洗完被子，又拆洗了一只白线手套，搓成线，借了邻居的针，算是把被子做上了。
这样穷的时候，他买了两只鸡，让厂里小年轻的李炳告送回来。俺生气了，不年不节买鸡干啥？俺跟李炳告说：“你看俺穷成这样，俺吃不起，叫他退了吧。”
他下班回来，俺问：“那两只鸡退了吗？”
他说：“退了。”
俺说：“咱有买鸡的钱，你买件衣服穿。咱在这人地两生的地方，你穿得破破烂烂的，叫人瞧不起。”
他说：“知道了。”
后来听说，他没退鸡，用洗脸的瓷盆放大窑上煮吃了。两只鸡他吃不了，叫别人帮着吃了。
那时候，安达四道街有个高级饭店，公家的。
一九六一年，丈夫卖完碱，去高级饭店了。他穿的棉袄又脏又破，袖口和底边都漏棉花，头戴狗皮帽子，脚穿胶皮靰鞡，背上背着木架子，架子里边有条装碱坨子的麻袋。这木架子是俺三哥给做的，挎到肩上背东西，方便，还能多背点儿。
他一去，那些服务员都看见了。他看有张桌子没人，就把木架子放好，坐下了。他连喊了三四声“服务员”，没有一个人来。
他急了，走到那几个服务员跟前，说：“你是嫌俺长得丑啊，还是嫌俺穿得破呀？我不是来找对象的，我是来吃饭的。”
有个服务员说他说话难听，俩人吵起来。
从里屋出来个男人，按现在的说法叫前堂经理，他走过来说：“同志，同志，你别生气，快请坐。”
这个人把菜谱送到桌上：“想吃啥，你点吧。”
丈夫要了一条鱼，一份儿炒肉片，二两酒。
不大会儿，连酒带菜都上来了，都是这个人送来的，还送来酒杯、茶杯和一壶茶。
丈夫说：“这还差不多，俺是来买饭的，不是来要饭的。”
这个人说：“她们不懂事，别跟她们一样。”
那是丈夫第一次上高级饭店，也是他第一次喝酒，一壶酒二两，太辣了，他连一半都没喝上。他还要了半斤大米饭，都吃了。
结账的时候，他把钱都掏出来。那时候管十元的票子叫大白边，光是大白边他有八张，还有很多零钱呢。这顿饭一共花了两块九毛钱。
回到家，他问俺：“你喝过酒吗？”
俺说：“小时候，俺爹从县城回来喝酒，俺没尝过。这些年，一尺肠子饿着八寸，哪有钱买酒呀？”
他说：“俺今天去了高级饭店，还要了一壶酒。”
“你不会喝酒，你要酒干啥？”
“俺今天不是吃麻花，吃的就是那个劲。”他说，“俺今天背了七十三斤碱坨，走了十多里地。还有二里地到市场，肚子里没饭，走不到头。不想走也得走啊，强打精神走到市场。还算好，刚到四道街市场，来了碱贩子，一块钱一斤，全给买走了。俺一高兴，去了高级饭店。”
他把经过跟俺说了，俺说：“人家高级饭店，去吃饭的都是高级人物。服务员不理你，以为你是要饭的，要不就是不认字走错门了，要不就是神经病。今后咱不去瞧不起穷人的饭店了，去挂两个幌的饭店吃饭就行。”
现在的饭店不兴挂幌了，那时候，饭店不多，都挂幌。俺听人家说，挂一个幌的是小吃铺，两个幌的是中等饭店，挂四个幌的是很像样的饭店了——厨师手艺好，做的菜好吃。小吃铺的幌子，多数用破水桶自己做的，外面糊上不怕雨浇的红纸，底下是金黄色纸边，中间有的剪几个金字糊上，还有的剪云字勾糊上。
丈夫说：“去的时候一点儿劲都没了，回来的时候浑身是劲。吃高级饭店就是有劲呀。”
一九六四年，二儿子三岁，俺给他做了条新裤子，把他乐坏了。他跟俺说：“穿新衣服上高级饭店，人家往楼上拉，穿破衣裳上不去。”
俺问：“为啥？”
他说：“人家往下推。”
俺问：“要是去高级饭店，你点啥菜呀？”
儿子说：“来一个胡萝卜，来一个毛嗑（注：葵花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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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山
一九七二年，俺怀孕了。开始闹小病，还能吃点儿东西；后来越闹越厉害，啥也不能吃，水也不能喝，连着三天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
俺跟丈夫说：“这孩子得做掉。”
丈夫说：“现在这山沟里，生孩子没谁管，咱多生几个孩子多好啊。”
俺说：“俺三天水饭没打牙了，说不上来的难受。等不到俺生，俺就得死了。怀那几个孩子，哪个也不这样。”
丈夫说：“那就做掉吧。”
去医院头天夜里，俺做了个梦，梦见洗衣盆里有三个小孩，有人叫俺用开水烫，俺害怕，不敢。俺公公往盆里倒了一舀子开水，盆里三个小孩拨楞一会儿，不动了。
早晨起来，他们都吃饭，俺还是一口水都没喝。
丈夫用自行车带上俺，骑了十五里地，去建兴医院。到了建兴医院，不大会儿做完“电流”。
大夫说：“做掉的是双胞胎。”
俺说：“跟俺昨天夜里做的梦对上号了，俺做梦是三个小孩。”
丈夫给俺找了个旅店，叫俺躺一会儿。他给俺提来一暖壶水，给俺倒了三大杯，俺一杯一杯地都喝完了。他又提来一壶水，俺喝了半壶。俺三天多都没大小便了，水喝下去，感觉得劲点儿了。
待了一会儿，丈夫到饭店买回来两个菜，还有馒头。俺吃了两个馒头一个菜，感觉身上有点儿劲了。
看俺这样，他买了一袋白面，放在自行车后座，俺俩走了十五里路，走回来的。
做完流产七天，俺去厂子上班。这天，厂子里制砖机停了，队长叫俺们回家拿镰刀带午饭，上山干活儿。俺赶紧回家拿镰刀，兜子里装上饭盒，跟着他们上山了。
俺们干的活儿叫打带，就是把林子里的小草和小树割倒，好叫大树通风。山里人说，打完带，大树不生病，长得快。
吃午饭的时候，天下大雨了。队长叫俺们离树远点儿，怕雷电伤人。从西北角来的风雨，连打雷带下雨轰隆隆好一阵子。
刚吃完凉饭凉菜，喝完凉水，又挨了一顿浇，俺们一个个就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俺看不见自己，看得见他们，一个个脸是白的，嘴唇是紫的，冻得哆嗦。
他们都说俺：“你不该来，坐下病，后悔就晚了。”
雨过天晴，俺这帮人接着干活儿，两点多钟就把活儿干完了。
有几个人说：“咱去采山茄子（注：蓝靛果）呗。”
大家同意，去采山茄子。
找山茄子得散开了，还不能走太远。
山茄子跟枸杞子那么大，和紫茄子一样色，吃到嘴里酸甜。山茄子棵二尺高，小叶，树杈硬，碰见一棵就够摘一阵子。
采满一饭盒，队长把俺们喊到一起，看一个人都没少，说：“回家吧。”
想回家，俺十几个人谁也不记得路了。
俺们都知道有条羊肠小道，上山干活儿走出来的。先顾着干活儿，后顾着采山茄子，谁都没记道。
有的说往左走对，有的说往右走对，队长说：“我也没好主意了，说往左走对的往左走，说往右走对的往右走。”
往左走的俺们八个人，往右走的七个，分开走了。
往左走不大会儿，找到那条羊肠小道。
队长说：“咱别走了，我爬上山喊他们。”
队长领着两个人爬上山，放开嗓子喊：“找着道了——！道在这里——！”
喊了一阵子，没有回音，知道他们走远了。
俺们八个顺道走，不大会儿就到家了。
天要黑了，那伙人还没回来，厂里人都很惦记。
厂长说：“把拖拉机发动，叫它响着。发电机也打开，响着。二百度的灯泡找出来，扯上电线，挂高点儿，让他们离老远能看见。”
天黑透了，那伙人才回来。
俺到关嫂家看她，她说：“我们知道回家的方向，也听见拖拉机、发电机响声了，就是隔着一道河，没桥。一转桥，就走远了，累得我脚脖子疼。”
第二天俺去厂子，姐妹都问：“你昨天冻那样，没坐啥病吧？”
俺说：“下完雨，干活儿的时候俺使劲干，出了一身汗，这样就不坐病了。”
她们都说，俺这样做有道理。
队长来了，大家说起昨天迷山的事。有的说，今后可得细心点儿，迷路真难受，不知往哪儿走。
有个人说：“我要是想记路，就能记住。”
这些人都说：“昨天你咋不记路呢？”
她说：“这不有队长吗？有队长，就用不着我了。”
还有人说：“今后咱都想着记路，别依靠队长，迷山可了不得。咱要是越走离家越远，一夜不回来，家里人都得惦记死。”
俺三哥家住通北林业局前锋林场。林场几个人上山采蘑菇，有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太没回来，全场工人上山去找，找了三天没找着。
两年以后，上山干活儿的人在一棵大树下看见一堆骨头，长头发，还有一条腰带。腰带扎得年头多了，有一处坏了，有个布补丁。
老太太的儿子说，这腰带是他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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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来的爸
十年前，有个青冈县农民冬天去大庆打更。
有一天，天快黑的时候，他看见有个老头倒在雪地上，把老头拉起来背到屋里。
他问：“大爷，你家在哪儿？我送你回家。”
老头不说话，冻得直哆嗦。
农民给老头泡了碗泡面，老头吃了，还是不说话。
当天晚上，老头住在打更的房里，和这个农民睡一个被窝。农民跟他说话，他也回两句，一问住处，他拉下脸，一句话也不说。
实在问不出住处，农民就说：“我从小没爸，现在也没妈了，你就是我爸。”
这样一说，老头脸上有了笑模样。
要过年了，农民把老头领回家，跟媳妇说：“我捡了个爸。”媳妇很高兴，也叫爸，给老头买来新衣服新鞋袜，从里到外换了个遍，两口子都对老头好。
过完年，儿子儿媳妇出去干活儿，留十岁的孙子跟爷爷住在家里，家里是三间破土房。
天暖和了，老头把屋里怕浇的东西撂到一块，用塑料布盖上，找两个人把房子扒了。
跟农民一块干活儿的人对他说：“三哥，不好了，你快回家，你捡回来的那个糊涂老头把你的房子扒了，他们爷儿俩现在住仓子呢。”
农民回到家，说：“爸你糊涂了，你把咱房子扒了，咱上哪儿住呀？”
老头说：“儿呀，我现在好了，不糊涂了，咱扒了旧的盖新的。”
儿子说：“我没钱。”
老头说：“我有钱。”
老头扒了三间土房，盖了六间砖房，三间正房，三间东屋。
把房子盖好了，老头说：“我和孙子住在正房，你们小两口住在东屋吧。我有一个儿子一个闺女，他们把我给气傻了，找不着家，差点儿冻死在外面。”
在东北，腊月天肚子里没有饭，两个小时就能冻死。老头看两口子心眼好，不走了，又给他们买回来四轮车，不用出去干活儿，用四轮车倒腾苞米挣钱。
老头还说：“儿呀，我在大庆有套楼房，也是你的，权当我没生养过那两个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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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荣家事
从前，俺住在安达市新兴街道办事处二委五组，老委长叫孙玉荣，一九三八年生，比俺小一岁，是俺山东老乡，俺们常在一起说家常话。
她家在德州禹城县魏寨子公社安庄，家里有二十多亩地。奶奶的脚小，那可真叫三寸金莲，站都站不稳。她身材好，模样好，就是命不好，二十九岁没了丈夫，守寡拉巴一儿一女。
爹九岁那年结婚，娘十六岁。奶奶叫爹跟娘睡，爹不愿意，他怕天黑，前几天都是爹睡着了，娘再把他抱到自己屋里。睡到天亮，娘给他穿好衣裳，他再去找奶奶。
有一回，爹睡到半夜醒了，一摸床上不是奶奶，哭着喊：“俺不在这儿睡！俺找俺娘！俺找俺娘！”
娘摸着火链子打着火，点上灯，给他穿好衣裳，说：“你趴俺后背上，俺背着你找咱娘。”
都下半夜了，爹到奶奶屋里，才不哭了。
后来，奶奶买来糖疙瘩交给娘，让娘用糖疙瘩哄他。自打娘屋里有了好吃的，爹才到娘屋里睡了。
孙家离井半里地，过去是小脚奶奶用瓦罐去井上提水，奶奶在井沿上站不住，怕掉井里，得求人家把水打上来，自己提回家。娶了儿媳妇，两个人用水桶抬水，娘也是小脚，还得求人家把水打上来，两人才能抬回家。
奶奶常跟娘说：“等俺儿长大，会挑水就好了。”
奶奶总觉得儿子没爹受屈，只要自己能干动的，舍不得叫儿子干。儿媳妇娶进门，脏活儿累活儿都是她俩干，就盼着儿子长大。
爹十八岁刚能挑水了，人没影了。
娘问奶奶：“你儿干啥去了？”
奶奶说：“俺还想问你哩，俺儿这是上哪去了？”
天黑了，爹没回来。
三天两天不回来，还能顶得住。一个月没回来，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奶奶和娘都顶不住了，天天哭。娘十一岁没妈，跟哥嫂过，十六岁嫁到孙家伺候九岁的丈夫，一天天盼着他长大，好不容易长大了，人没了。
一个多月后，姑父把爹从黑龙江佳木斯送回来。
第二天，姑父的信才到。
姑父说：“他一到俺家俺就问他：‘家里知不知道你来？’他说：‘不知道。’俺当天就写信，怕你们惦记。”不知道这一个多月，爹去了哪里，也不知道这封信在哪里压住了，奶奶和娘哭了一个多月。
奶奶问爹：“你想走，咋不跟俺说声？”
爹说：“跟你说，你准不叫俺去。”
娘站在旁边流泪，一句话不说。
奶奶说：“回来就好。”
爹回来以后，一天就挑一挑水，别的啥也不干。懒是懒，脾气大，娘哪块有一点不好，爹抓住就打，骂媳妇当话说。
玉荣八岁那年，拽邻居家的猪尾巴玩，小猪往前一跑，把人家瓦壶撞倒。壶碎了，不赔不行，奶奶偷着赔给人家。
爹知道了，抓住玉荣就打，打得尿在裤兜子里。
娘三十多岁的时候生弟弟，得产后风死了，那年玉荣十一岁，上面还有个哥哥。奶奶年纪大了，没法拉巴弟弟，把他送给姓刘的亲戚。
娘活着的时候织布卖，娘死了日子更难了。玉荣十二岁会纺线，五天纺一斤线，挣的钱能买十根果子，就是现在说的油条。
那年腊月二十八，爹买回五斤麦子，奶奶簸了簸，放磨上，玉荣和哥哥抱着磨棍推。有了白面，大年初一吃了一顿白面扁食，再吃扁食都是绿豆面的了。
正月初四，玉荣跟奶奶下地拔豆栅子，不拔没烧的。
地里有风，冻得玉荣小手通红，奶奶说：“你快拔，拔一会儿就不冷了。”
奶奶说得对，快拔一会儿真不冷了。
奶奶还说：“冻的是懒人，饿的是闲人。”这句话她这辈子都记着。
玉荣十四岁那年，庄里有了速成识字班，有老师教，很多人学。几个一般大的闺女对钱（注：摊钱），买手电筒里的灯泡照亮，晚上用功。灯泡太贵，买不起了，她们又对钱买棉花籽油，把油倒个破碗里，用棉花套子搓个灯捻子，一天一个人，轮班拨灯。白天纺棉花，推磨，她总想着学的字。
玉荣十六岁，继母进门。继母一辈子没生小孩，爹脾气大，顶多骂几句，不敢动手打人家。
1957年，孙玉荣（下）与朋友邱学丽在哈尔滨见面时留影。当时她虚岁二十。孙玉荣提供。
一九五八年，玉荣二十岁，去佳木斯找哥哥，在木材加工厂做临时工，用车子推锯末子，后来拉锯，她拉下锯。她拿计件工资，多劳多得，起早贪黑，推着锯末子，拉下锯，她都能睡过去两三分钟。后来林业局食堂要通讯员，要求团员，会写字，会骑自行车，她够条件。领导看她能干，还让她当过食堂采买员，这两样活儿一个月能开三十六块钱，女工里算是高工资了。
一九六〇年结婚以后，丈夫到哈尔滨工作，那两样活儿她都不干了，在哈尔滨买五十斤碱坨，背到佳木斯卖。那时候商店里没有酵母，没有面起子（注：面碱），有碱块，卖得贵。东北人发面、煮大子、洗衣服、洗头都用碱，她挣的钱比工资多。要是抓住了，说你是倒买倒卖，投机倒把，东西没收。啥时候都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玉荣在安达落脚后，把爹和继母接到安达，送出去的弟弟也在安达落脚。
玉荣让俺当第五居民组组长，俺推不出去，干过几年，俺男人笑话俺：“中国最大的官是****，最小的官是你。”五组二十几户，都是邻居，街道有时候给对枕巾，有时候给两双袜子。
玉荣不一样，二委好几百户人家，她操心的事多，退休后才享清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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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子根
黑龙江有一家姐妹五个，长得都好看，聪明伶俐。三闺女找的婆家孬，丈夫是胡子，不出名，结婚以后才知道。
胡子对媳妇不好，有一点儿小错抓住就打，不骂人不说话。他冬天扎裹腿，裹腿里放个铁叉子，防身用。
有一天，胡子打媳妇，用铁叉子往媳妇腿上扎，不叫她喊，越喊越扎。
二十多岁，媳妇成了瘸子，跟胡子生了一个闺女一个儿子。
她三十二岁那年，闺女五岁，儿子两岁。这天吃完黑天饭，家里来了仨马车，那些人进屋就抓人，把娘儿仨装到仨车里，往三个方向去。
俩孩子嗷嗷哭：“我找妈妈！我找妈妈！”
后来才知道，这胡子把媳妇孩子都卖了。
媳妇给卸到一家油坊，黑灯瞎火的，她还不知道咋回事。
油坊老板姓林，脾气好，他说：“你丈夫把你卖给我了，你跟我好好过吧。”
媳妇哇哇哭。
油坊老板说：“你别哭了，你想吃啥穿啥，咱都能买。你哭得我好心疼。”
媳妇说：“我还有俩孩子，不知道死活哩。”
油坊老板说：“这哭也没用，咱想法子把孩子找回来就好了。他卖也卖不远，转圈找吧。”
一百多年前，黑龙江人烟少，村庄也少，油坊老板四处打听，油坊雇的七个人也帮着打听。几个月后，打听到百十里外的屯子有个老马头，他要了个小男孩，不到三岁，长得胖乎乎的。
媳妇一听像自己的儿子，两口子赶车去了。
老马头家就一间小房，夏天开着窗户，媳妇偷着往屋里看，看见老头在炕上躺着睡着了，孩子在老头旁边玩。
孩子猛抬头，喊了一声“妈”，把老头叫醒了。
两口子赶快走，怕老马头知道了搬家。
第二天，他们带十多个人，带着钱来到老马头家。
孩子看见妈进屋，跑过去喊：“妈！妈！”
老马头脸色不好看，把孩子扯回去，娘儿俩一起哭。
油坊老板说：“你都看见了，这孩子你养不住。俺媳妇想孩子，想得天天哭。这几个月俺不叫你白养，连你买孩子的钱全都给你，行不？”
老马头同意了，媳妇把孩子抱回家。
两口子找了几年小闺女，没找着。
小闺女记事了，结完婚才找着亲妈。
油坊老板没孩子，把胡子的儿子大元当亲生，要啥给啥。
大元结婚后生了九个孩子，都是老两口帮着伺候。
大元像胡子爹，他当家以后在家里吆五喝六。老两口干不动活儿了，他抬手就打。老两口不能动了，渴了不给水喝，饿了不给饭吃，死得都快。
他那九个孩子一个孝顺的没有，偷呀抢呀啥都干，总跟监狱打交道，这个出来那个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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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台
十年前，俺认字不多，正在认字的路上走着哩。俺就会唱三首歌——《东方红》《敬爱的毛主席》《新苫的房》，都是“*****”时候学的，别的歌俺都唱不到头。
二〇〇四年，安达市有几家卖健身器材的。那些地方健身器材免费使用，那里的促销员见了老太太叫妈妈，见了老头叫爸爸，她们教大家咋用机器，可有耐心了。去的人多了，都排队等着。
有一天，管事的说：“谁会唱歌？上台唱，免费。”还有个促销员专门主持。
俺不会唱歌，心里很不舒服。
那时候，俺正起早贪黑学认字，学写字，俺想自己编歌上台去唱。
回到家，俺编好歌词，让外孙女王录给俺写到纸上，俺一遍一遍认，一遍一遍写，没过几天，歌词都记住了。
那是俺这辈子头一回登台唱歌。
主持人说：“有请下一位，姜淑梅妈妈。”
听见自己名，俺就开始哆嗦，脚不会迈步，腿也不好使了，不知咋上的台；到了台上，浑身哆嗦，两眼发直，手拿着麦克风总晃。
主持人说：“姜妈妈你唱呀，别紧张。”
俺没糊涂，想稳稳神再唱。
俺想把歌唱好，没唱好，回家自己生自己的气：这是唱歌去了，还是丢人去了？
那些天，干完活儿，俺除了编歌就是练歌。听别人唱《在那遥远的地方》，俺喜欢，也学着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