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正眼瞧一下西夷的“边扰”的。然而，如果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还仅仅是以“报仇雪耻”的精神境界去看待我们和西方文化的关系，一定要在两者之间分出个优劣来，然后就要么妄自尊大，要么奴颜婢膝，那就说明我们比较了一百年都还没有丝毫的长进，同时也说明我们这一百年的比较其层次之浅薄。其实，谁优谁劣并不是比较的目的，且优劣也总是相对的，一个民族在某一时代所呈现出来的优势，在另一时代也许恰好就是劣势；此外，即使一个民族的优势表现得比另一个民族多些，也决不成为这个民族就是“优等民族”的理由，正如一个人不能凭任何理由而在人格上高出于另一个人一样。但中国历来没有人格平等的概念，因而也没有文化平等的概念，这使得我们的一些知识分子至今在面对外来文化时不是崇洋媚外，就是惟我独尊。比较是为了对自己的文化有一个客观现实的把握，并通过向异民族文化学习而丰富自己的人性内涵，使自己变得更具有适应能力和创造能力。我们这一百年也的确向西方学习了不少东西，只不过大都是表层的、“物质文明”层次的。我们最该学习的一个文化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精神却没有学到。在西方，这种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自从苏格拉底以来，经过基督教对希腊文明的全面否定，到近代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对中世纪的批判，在启蒙思想家卢梭那里得到了极端化的表现（对整个西方文明的否定）。现代则有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等人对西方社会历史和文化的深层次批判和反思。所有这一切，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都不是作为一种文化自我反思的精神来学习，反而被借用来当作“西方文化不足取”的最好例证。我们弄到今天这种人文精神“失落”的境地，知识界一百年来的故步自封是不能辞其咎的。

很明显，中国当代人文精神的建设靠“回归传统”已经基本没戏，相反，一切深刻的、精彩的思想建树在今天都无不与对西方精神的透彻理解和理性分析有密切的关联。当我们不是立足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小计谋而是以全人类文化互相学习的大气魄来认真对待西方文化精神时，我们就能够从全局的观点来梳理西方精神的总体脉络，从中发现甚至连西方人也未必自觉到的某种文化内核和精神结构。这就是所谓“旁观者清”。而由于中西文化的实质性交汇（即精神层面上的融通）现在还刚刚起步，所以这种研究必定是创造性的，或是需要创造精神的。我们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当今中国真正有创造性的精神生活就是在中西文化比较背景上的对人生、对人性、对世界的重新思索。这种思索充满着矛盾、碰撞、探索的痛苦和乐趣，时常走入绝境，有时又豁然开朗，永难使人的生存境界达到圆融，但总能使人的思维层次得到提高。中国人的心灵几千年来都在沉睡，那是因为周围一片寂静。现在我们面前已站立着一位不容忽视的对话者，他以苏格拉底的智慧在向我们施行“精神的接生术”，如果我们不积极回应，那就是自甘沉沦。

当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正面临着身份的困惑。到底什么是“知识分子”？按照《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的定义，知识分子就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 人”，“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这是一个极其中性的定义，它把知识分子拉平到了与一般老百姓（即“文化水平不高、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同等的 地位，即他们都是“劳动者”，只有文化水平高低的不同。知识分子用“知识”来劳动，普通老百姓用体力来劳动，如此而已。按照老百姓的朴素看法，劳动也就是 谋生、“糊口”，那也就可以说，知识分子就是用文化知识来谋生糊口的人。这个定义当然比“文革”时期把知识分子当作“臭老九”、“寄生虫”要强多了，他们 已被恩准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再是靠工农大众“养活”，而是与工农大众平起平坐了。但这与知识分子的自我期许还是有不小的距离，与现实状况也对不 上号。假使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真的是只有分工的不同，那为什么如此多的工农大众砸锅卖屋，拼命也要让自己的子女踏进大学的门槛？为什么成为一个知识分子要 经历如此激烈的竞争，往往是百里挑一、甚至万里挑一？为什么即使在“臭老九”的时代，青少年和他们的家长仍然为不能享受到好的学校教育而感到惋惜？每个大 学生在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起，就已经认定了自己是不同于一般大众的“天之骄子”，这除了意味着将来自己的劳动会获得更高档的物质生活条件回报之外，肯 定还意味着某种更高的精神境界，以及由此带来的更高的社会地位。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会认为自己成为了这个社会中的“精英”。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精英，这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Intelligentsia（知识分子）这个词来自十九世纪的俄国民粹派，这些人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西 方启蒙思想，反观俄国落后的现实，便产生了一种使命感和精英意识；他们主张深入民众，向民众学习，和民众一起忍受苦难并率领他们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 “知识分子”这个词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中性的词，而是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它意味着以国家民族的“知识精英”自命，带有政治实践乃至改变政权的目的。进 入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延续下来，但性质已经逐渐有所变化。随着整个西方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大学教育的普及，并非所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都可以称 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头衔已开始限于有文化知识的人中的一小部分，即对社会现实采取批判立场的人文知识分子，这种批判立场并没有明确的实际政治目的 和个人野心，而是从自己的学术专业标准出发对现实提出的一种超功利的个人意见。显然，形成这类知识分子的一个前提就是这批人在整个社会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