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意识早就使语言的一切创造力遭到了窒息，在这方面所说出来的任何一句话都不可能不是陈辞滥调，与这个字相悖的任何创造性的语言都不可能不受到这个字的排拒和镇压。所以一个统一语言的时代既是一个“没有什么非说不可的话的时代”，也是一个“不让别人说话的时代”?同上 ，即一个由惟一的“情”字充当“话语霸权”、以情废言、以情废人的时代。
所以，如果说《圣经》中的“通天塔”之所以没有建成，是由于上帝淆乱了人们的语言，使之言语不通而无法协作的话，那么这里的通天塔之所以倒塌则是由于人们丧失了语言，使语言变成了疯狂的尖叫，看起来众声喧哗，实际上沉默无语。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人不仅无言，而且无名。王先生说：“我是王先生，又不是王先生；就像你既是你，又不是你，他既是他，又不是他一样。每个人都是我，每个人又都不是我。”(１７３页)王城的男人们为了得到施青青的青睐，每个人都冒充自己是“王先生”，所有的人就处在这种互相假冒和顶替的混沌状态之中，以致于没有一个人能弄清楚“我是谁﹖”
正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混沌不分、一团乱麻的状态，本书在现代汉语写作上也发明了一种“痴狂体”，其特点是蔑视一切历史积淀和意义关联，而对词语随心所欲地进行疯狂联想，为了给这种联想扫清道路，在语词操作中表现出强烈的从汉语本身的文字中心主义向语音中心主义偏移的倾向。任意两个语词，只要说起来顺嘴，就强行联系在一起，而不管它原来是哪两个词，这两个词有没有联系。作者蓄意使用这种文体，是为了实现语言的“狂欢”：“狂欢节就是从语言的狂欢开始的”(３０７页)，语言的狂欢就是对语言的践踏和解构，在发音和笔画上都马马虎虎，一切都差不多，一切都是一切。《通天塔》中的语言狂欢是国民性中解构一切、回到原始混沌状态的“痞子精神”的一种发泄?与王朔类似，但王朔在语言上还是比较严肃的 ，它最终导致的是人格的模糊和崩塌?你我不分 以及语言的垃圾化。语言的垃圾化体现的是人的垃圾化，当一切人都是一切人?混沌中不能构成任何有序，任何语言当然也就成了“预言”，因为任何语言都失去了固有的意义，任何语言都将指向惟一的宇宙状态——热寂?熵趋于最大值 。这实际上是语言的沉默和灭亡。
我毫不怀疑作者在驾驭语言文字上的才华和机敏。考虑到作者这本书本来就是一篇“反乌托邦”的寓言，我甚至猜想作者掀起这种“语言的狂欢”是故意的，整个历史退化论的讽刺性描述也是故意的，目的是揭示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时代及其“光明”的前景。但无疑，作者在进行这种揭露时仍然过于投入了，至少在某些时候，他真真假假地把自己也搞糊涂了，他禁不住滥用了自己的天才，陶醉于语言的狂欢和真情的显露，在堕入绝望的同时也认同了人类的命运。他给现实提供了一个批判性的理念标准，但他又随时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困惑消解着这个理念标准的批判性。他实际上透露给读者这样的信息：既然人类不可能有更好的前景，那我们就得过且过吧，继续做梦和狂欢吧，让世界充满善意、彼此不分地相爱吧?从思想倾向上说，这种哲学寓言的始作俑者直追两千多年前的庄子，而在新世纪到来的今天，它同样不能带给人们存在的勇气和力量，只是为人类的苟活提供了一种自我安慰。然而，本书毕竟指出了，一个单纯以情感作为“生下来、活下去”的养料的民族，其前景只能是退化成猴子。这是全书最具有震撼力的结论。作者没有说成为猴子就不好，他甚至像歌颂太阳一样歌颂了猴子的“新生”，但这恰好就是“反乌托邦”的正宗的表现方式。惟有凭借这个结尾?本书才首次突破了庄子哲学寓言的那种自得，而称得上一篇真正深刻的“反乌托邦”小说。
合唱之魂
中国人历来被认为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世俗化的民族，这一点在改革开放后连世俗化的理想都已破灭的今天，尤其以赤裸裸的真相摆在人们面前。从上到下，无论走到哪里，人们所看到的都是同一片昏黄的色彩：俗。90年代以来的文艺越来越走向俗：通俗、庸俗、媚俗，包括对"高雅艺术"的呼唤，其实都摆脱不了一个"俗"字（众所周知，京剧原来就是俗得不能再俗的大众艺术）。文学中经过了无数次魔幻、先锋、现代等等的尝试之后，人们发现最走俏的仍然还是"现实主义回归"的作品，甚至是"隐私文学"和"反腐题材"之类的"报告文学"。看来要使中国人脱离现实世俗生活的土地而上升到纯净的精神生活（纯信仰、纯理想、纯文学）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读了胡发云首发在《新创作》1999年第6期上的小说《死于合唱》，我极其真实地看到了中国人灵魂的另外一面，即暗中渴求超越的一面，它其实就隐藏在日常的俗的一面背后，只不过人们通常将它遮蔽得太严密，而将它遗忘和使它麻木罢了。小说的基调是俗而又俗的，说的是中国俗文化的集中之地武汉旧城，一位从世俗人群中挑出来的极普通的仓库保管员费普的平凡的人生经历。费普像其他小市民一样，平平淡淡地出生、结婚、养家糊口。资质平庸、性格内向而谨慎，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年代里，他的生活仍然并没有什么大的起伏，而是按着既定的河床平静地流淌。发云对这些日常琐碎生活细节的描绘极其得心应手，对大汉口的小市民心态揣摩得入木三分。大到汉口一百年来的兴衰史，小到各个时期的流行语和时髦风尚，他都细细道来，如数家珍。仅凭这些带有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的描写，这篇小说也堪称"新市民小说"中的上乘之作了。然而作者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此。他要表现的并不是人人感到熟悉和亲切的家长里短，不是一个人的曲折离奇而又合情合理的生活遭遇，也不是人性的善恶和隐藏在利害关系后面的亲情、人情，以及隐藏在亲情人情后面的利害关系，